54年戴笠孙子滞留大陆，身份暴露后坦言：我也才知道我是戴笠孙子

1946年，南京江宁县，一架军用飞机一头扎进山谷，摔得粉碎。消息传开来，有人偷偷拍手，有人暗自心惊，因为这飞机上坐的，是让不少人夜里睡不着觉的军统头子戴笠。

戴笠死后，最受影响的还是他的家人。他这辈子就一个独子，叫戴藏宜，1915年生的，长相与他的父亲十分相像，早年靠着父亲的名头，在浙江江山老家当保安乡自卫队主任，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甚至还指使人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那时候的戴藏宜，仗着戴笠的势力，根本没把旁人放在眼里，直到1949年浙江解放，他才慌了神。解放后，戴藏宜带着老婆郑锡英和几个孩子一路南逃，想着能躲过去，可没躲多久就被抓了。1951年，他因为之前的罪行被依法处决。

戴藏宜一死，戴家就彻底垮了。郑锡英一个女人，带着3个儿子（戴以宏是其中一个）和2个女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难找，最后只能偷偷躲回上海，靠给人洗碗、做针线活勉强糊口。

日子刚有点盼头，1953年，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突然想起了戴笠，毕竟当年戴笠为他鞍前马后，没少出力。于是蒋介石让毛人凤想办法，把戴笠在大陆的亲属接到台湾。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刻派特务潜入上海，找到了郑锡英。

那时候想从大陆去台湾可不容易，得有出口证。可郑锡英实在没办法带着那么多孩子，她抱着孩子哭了好几宿，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两个女儿送给别人寄养，自己带着两个儿子先走。

戴以宏因为被伪造身份顶替了户口，只能留在上海，托给了一个叫陆炳章的人照顾。那时候他才6、7岁，懵懂无知，只记得妈妈走的时候摸了摸他的头，说“等妈妈回来接你”，他还傻乎乎地等着妈妈回来，却不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陆炳章其实是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可戴以宏那时候哪懂这些，只觉得这个“叔叔”能给他饭吃。可好景不长，几年后，陆炳章因为搞间谍活动被抓了，戴以宏一下子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就在他快要流落街头的时候，有人把他送到了上海一家孤儿院，是宋庆龄女士资助的，里面住的都是像他一样没家的孩子。

孤儿院的日子，是戴以宏童年里最安稳的时光。以前跟着妈妈逃荒的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可在孤儿院里，每天都有热饭热菜，老师还教他们读书写字。戴以宏很听话，上课坐得笔直，下课帮老师扫地、照顾比他小的孩子，院里的老师都喜欢他。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也不知道爸爸的事，只觉得能有个地方住、能读书，就已经很幸福了。

16岁那年，戴以宏从孤儿院出来，被安排到了安徽合肥的一家棉纺厂工作。第一次进工厂，看着轰隆隆的机器，他既紧张又兴奋。别人下班了，他还留在车间里琢磨机器怎么用，师傅教他的技巧，他都记在小本子上，没多久就成了厂里的技术能手，还被评上了“先进工人”。

没过几年，国家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戴以宏第一个报了名。他说：“国家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就这样，他被调到了安徽枞阳县的一个农场，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农场的活儿累，天不亮就要起来检查拖拉机，农忙的时候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可戴以宏从没喊过苦。他不仅把自己的拖拉机开得顺顺当当，还自学了修理技术，农场里的拖拉机、水泵坏了，只要他一上手，准能修好。

老乡们都喜欢这个实诚的小伙子，谁家有难处，他都主动去帮忙，农忙的时候还帮老乡们收麦子、运粮食，大家都说：“小戴是个好孩子。”

戴以宏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在农场好好干活，娶个媳妇，过普通人的日子。可没想到，1971年的一次户口核对，把他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那年秋天，当地政府要核对户籍，要求每个人都填写三代亲属的信息。戴以宏拿着表格，犯了难，他只记得妈妈叫郑锡英，爸爸的名字他都记不清了，只能在表格上写“父亲姓戴”。他没多想，如实填好就交了上去。可他不知道，就是这张表格，让他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有人看到了表格上的“郑锡英”，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戴笠的儿媳。很快，“戴笠的孙子藏在农场当拖拉机手”的消息就传了开来，还有人举报说他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没过几天，几个穿着军装的人就来到了农场，把戴以宏带走了。

被关在审讯室里，戴以宏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爷爷是戴笠，爸爸是戴藏宜，都是当年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

审讯的人问他：“你是不是特务？是不是来大陆搞破坏的？”戴以宏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大声说：“我不是特务！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是国家把我养大的，我连爷爷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会搞破坏？”

为了查清真相，工作人员去了上海的孤儿院，找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又去了棉纺厂和农场，问了戴以宏的同事和老乡。

所有人都说，戴以宏是个老实人，干活勤快，待人真诚，从来没做过出格的事。孤儿院的老师还拿出了戴以宏当年的档案，上面记着他在院里的表现，全是优良。

经过一番调查，法院终于查明，戴以宏确实和“特务”没关系，他就是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开庭那天，法官当庭宣布：“戴以宏无罪释放。”走出法院的时候，戴以宏看着天上的太阳，觉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也没怨谁，只想着赶紧回农场，把落下的活儿补上。回到农场后，戴以宏还是像以前一样干活，老乡们也没因为他的身世疏远他，反而更照顾他了。

1976年，经人介绍，他和农场的一个上海女知青结了婚。可没过几年，女知青要返城，两人只能无奈离婚。那段时间，戴以宏情绪很低落，好在老乡们经常来开导他，让他慢慢走了出来。

后来，他又认识了农场的一位女工，对方知道他的身世，却不嫌弃他，觉得他是个可靠的人。两人结婚后，生了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却幸福。戴以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里和工作上。

1987年，两岸关系缓和，开始有台胞回大陆探亲。戴以宏也有些心动，这么多年了，妈妈和两个哥哥还在吗？

他托人打听，终于在1991年联系上了在台湾的妹妹戴眉曼。戴眉曼告诉他，妈妈郑锡英还在，就是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常年卧床，大哥戴以宽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工作，二哥戴以昶在台湾做贸易。

同年秋天，戴以宏和戴眉曼一起去了台湾。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里，他终于见到了母亲郑锡英。时隔40多年，母子重逢，两人抱着哭了很久。

郑锡英拉着他的手，不停地说：“孩子，对不起，当年妈妈没带你走。”戴以宏擦了擦眼泪，说：“妈，不怪你，我在大陆过得很好，国家把我养大了。”

在台湾的日子里，戴以宏陪妈妈聊了很多，听妈妈讲当年的事，也跟妈妈说自己在大陆的生活。他还见了大哥和二哥，大哥戴以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看到弟弟，感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二哥戴以昶则拉着他的手，问他在大陆的生活情况，要给他留些钱，戴以宏拒绝了，说：“我自己能挣钱，不用你们操心。”

在台湾待了一个月后，戴以宏回到了安徽枞阳。他没跟别人炫耀自己去了台湾，还是像以前一样过着普通人的日子。退休后，他和妻子搬到了镇上住，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人问过戴以宏，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戴笠的孙子而感到自卑。他笑着说：

“爷爷是爷爷，我是我。他做的事，跟我没关系。我这辈子，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没给国家添麻烦，没对不起任何人，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