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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
约翰逊先生是芝加哥(Chicago)第 57 任市长。本文写于芝加哥。
芝加哥人深爱并极力捍卫我们的城市,这理所当然。从加菲尔德公园温室到南岸文化中心,从全市 600 多座公园到世界知名的科研与高等学府,我们的自豪名副其实。
同样不争的事实是,芝加哥的枪支暴力与犯罪长期被当作政治嘲讽的谈资。但要降低本市犯罪率,并不需要像白宫反复威胁的那样,让武装的国民警卫队进驻、占领我们的城市。包括暴力幸存者在内的芝加哥人,已经明确反对这种极端做法。
把国民警卫队派进来,并不是应对这一真实存在问题的对症办法。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愿意听取本市领导人的意见,他就会看到,芝加哥的凶杀案数量刚刚降至创纪录的低位,使得这个夏季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安全的夏天,而这正是社区与执法部门有效协作的结果。
我要把话说明白:只要还有哪怕一个家庭因枪支暴力失去亲人,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完成。即使暴力指标已降至近六十年来的新低,这座城市目前的暴力状况仍不可接受。我们每天都在采取行动,努力进一步减少暴力并预防枪击事件。
对我而言,这种努力绝非抽象。我的妻子和我在芝加哥西区的奥斯汀社区抚养三个孩子。我热爱我们的街坊,但那里也是本市枪支暴力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我的家里曾因流弹击碎窗户而不得不更换玻璃;我失去了邻居,也失去了教会群体中的至亲好友。正因为我每天都在西区入睡、在西区醒来,我才如此执着于为芝加哥顽固的枪支暴力问题寻找持久之策。
尽管犯罪与暴力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可以肯定,贫困居于核心位置。枪击最为频发的街区,长期也往往是最贫困的。在这些社区里,失业率居高不下,当地学校经费长期不足,心理健康服务亦严重匮乏。国民警卫队既不会、也无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在过去六十年的相当长时间里,芝加哥的领导层尝试过各种“强硬打击犯罪”的策略,瞄准枪支、毒品与帮派。即便耗费了可观资源,要在犯罪降幅上取得持续、稳固的成效依然困难。
因此,当有人把问题说得仿佛只需再添上一串随意设定的警力数字,或者干脆加上武装士兵就能解决时,我必须直言反对。要真有那么容易,我们早就把暴力问题解决了。
我的市府团队通过三套彼此衔接的路径在降罪方面取得了进展:合法合规且有效的警务、预防暴力,以及直击犯罪根源的举措。
在我的警察总监拉里·斯内林(Larry Snelling)的领导下,我们组建了抢劫专案小组,把资源聚焦到全市暴力事件最多的 35 个巡逻辖区,并对刑侦局进行了整编优化。我们也为重塑警民关系奠定了长期基础,尤其是在那些长期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社区,这为在紧张局势出现时实现降温提供了必要的公信力。
我们的暴力预防工作,包括聘用曾经的帮派成员参与化解冲突的项目,也包括把人们同就业岗位与社会资源对接的计划。其核心理念是:预防下一起枪击,与侦破上一桩枪案同样关键。
我们把资金投向那些长期遭受投资撤离的社区,用以创造就业、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等。我们正按计划新建、翻修或保全超过 1 万套可负担住房。
当芝加哥选民选我上任时,许多人对一位进步派的黑人工会组织者将如何应对本市治安作出过危言耸听的预言。有人断言暴力会飙升,警员会以集体辞职表达抗议。如今我已任职两年多,现实由我们的成果作证,而非那些断言。
我的当务之急,是把芝加哥建设成全美最安全的大城市。若我们的努力奏效,就能证明一种进步派的治安路径不仅更公正,也更有效。我们不需要国民警卫队,我们只需要把资源投入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曾任公立学校教师与工会组织者,现为芝加哥第 57 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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