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间女工到电影策划，70岁的“潘晓”走出自己人生路

青年黄晓菊。 　　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黄晓菊。 南都记者 马辉 摄

刊登“潘晓来信”的《中国青年》杂志。

1980年2-3月“人生意义”讨论的最初三人，郭楠柠(中)、马笑冬(右)、马丽珍。

“潘晓来信”内容截图。

1980年7月下旬，署名“潘晓”的读者向《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去信说：“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国青年》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的我，一下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

“潘晓”还说：“我不能否认，这一颗颗并没有僵死的心脏的顽强跳动，虽不见得个个都能与我合拍，却在事实上以它们坦白的呐喊、执着的强调、中肯的劝慰重新鼓荡起我自认已经冷却的血液。”

而在此两个多月前，《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如同“电场”、如同“惊雷”，震撼了全国青年群体。它的开头就是那么沉重的语调：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从1980年5月起，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历时一年之久、规模空前的人生观大讨论，经时光淬炼，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45年后，“潘晓”的原型人物之一黄晓菊，接受了南都N视频记者的专访。她今年年底将满七十周岁，那场大讨论之外的人生足够丰富，和“越走越窄”不大沾边。

黄晓菊认为，当时“潘晓来信”之所以引发广泛反响，也和其内容“足够真诚”有关。虽然“潘晓”的标签已伴随几十年，但她对自我的评价是清醒的：不适合被符号化，所走的仍是自己的路。

45年前“潘晓”写下的话，或可作为黄晓菊过往经历的注脚：“讨论”作为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心灵的追索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真诚的话 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说了想说的真话　　

今年6月的一天，黄晓菊出现在天画画天影业公司一次小范围观影活动现场。按年龄说，黄晓菊早该退休，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可实际上，她还时常往公司跑，有份事业在忙，年轻人跟她在一起，一点不觉得她其实是50后。

这家影视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以发掘扶植青年导演为特色，黄晓菊加入已近10年。她性格爽朗、思维活跃、语速很快，擅长与人沟通，之前经常策划此类电影赏析活动。观影结束的讨论环节中，黄晓菊说：“电影对我意味着人生，我能看到好多人的人生故事，我好像认识了他们，和他们交谈了一次。”

对于“人生”的含义，45年前的黄晓菊就有特别多的感触。

1980年第五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

“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这封信的内容足够胆大、足够颠覆。读者用“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来描绘所受到的触动。

信的作者“潘晓”是个笔名，它取自两个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和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郭楠柠作为亲历者，后来回忆称，“潘晓讨论”的酝酿和提出是在见刊的半年之前。

郭楠柠提到，她们曾准备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问题，这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二是人生观问题，这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更普遍更具根本性，但应如何入手还需调查。

恰巧，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编辑部发现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代表性。黄晓菊愿意直言不讳地发表出来供青年讨论，她向编辑部提供的原稿有7000多字，详细叙述了之前的不幸境遇、信念破灭，当下处境的困难、迷惘，和对人生意义的追索过程等。

“想让更多的人评评道理，到底我说的对不对。”回顾写信的心路，黄晓菊表示，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太多，她只是足够真诚，说了想说的真话，“这也是‘潘晓’能被选中的重要原因”。

黄晓菊告诉南都记者，正如“潘晓来信”中倾诉的那样，二十多岁的她，苦恼来自对生活的体会和观察，她感觉到教育理念灌输的、书本上学到的，和现实状况存在脱节。

还有更实际的苦恼。她身受关节炎的折磨，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就要和病魔抗争一辈子，自然阳光不起来。此外，虽然羊毛衫厂的工作是同学联名写信给街道，帮她争取而来的，但相比其他人去了国营大工厂抑或上了大学，自个的前途似乎很渺茫。

“潘晓”的另一原型人物潘祎，年轻的人生也充满灰色。他向《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诉说过：父母在青海支边，他小时候就被留在北京姨妈家，长大后和姨妈闹翻，考上大学后不再回家，过年时一个人留在学校……

最后，编辑部刊登的来信将两人的材料合二为一，“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马丽珍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郭楠柠后来也总结道，“潘晓”是当时处于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典型。

　　来信涟漪 引发巨大共鸣，编辑部收到读者来信超6万封　　

1980年第五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和“潘晓来信”一起发表的“编者按”特意写道：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

那一年，有大学生在日记中记录称，人们，尤其是青年开始重新探索人生的意义、探求新的出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潘晓来信”恰逢其时。“读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种关注之情油然而生。我已经很少再去回忆自己的过去，不愿意去想那些坎坷和痛苦，而潘晓的信竟引起了我如此巨大的共鸣，好像过去的、模糊的‘我’突然异常清晰地、不带任何伪装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是读者方冀生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来信。根据统计，1980年5月11日，《中国青年》第五期一经出版，14日编辑部就陆续收到青年信稿，在群众笔谈的7个月内，来信来稿经常在一天之内超过千封。

截至当年12月宣告笔谈结束，编辑部共收到信稿约6万件，在此之后每天仍有源源不断的读者寄信。不少信稿少则几千字，多则数万字。还有青年寄来钱物，未留姓名地址。这些信件中，编辑部挑选编发具有代表性的110多份，共计十七八万字，刊登出来。

黄晓菊向南都记者表示，在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全靠在纸上一笔一画写字的年代，达到6万件的来信并不多见，编辑部在设置讨论问题之初也没有想到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回应。

一时之间，“潘晓”变成众人皆知的名字。“我不觉得这是露脸或丢脸的事，从未刻意跟家人朋友提及。”即使她对此保持低调，仍有不少人打听消息，跑到黄晓菊所在的工厂，向工厂领导提出要求见她。黄晓菊听说，其中有些人没有钱坐火车，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只为找她聊聊人生。当时工厂领导找了理由回绝了他们。“我自己的人生路都没弄明白，见了面能说什么，能帮人家什么呢？”黄晓菊承认，当时自己很困惑。

黄晓菊去一些大学作过报告，和大学生们聊过人生。大学生以为她好读书，于是找来萨特这类时髦的书籍给她看。她却向南都记者坦言，自己偏感性、不爱理论，思想并非主要从书本汲取，而是靠感悟。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潘晓来信”中，这句引起各方热议的观点也是黄晓菊的“感悟”总结。

这场大讨论公开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斑驳的舆论景观。1980年第八期的《中国青年》刊载了武汉读者赵林的文章

《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他的人生观比“潘晓来信”更加“大逆不道”。

赵林从痛苦的经历中“挣扎出来”的观点包括：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上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还提到，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赵林，时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多年后，已成知名哲学学者的他专门谈及此事。他回忆道，当时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开始讨论他的观点，赞扬者称其高举真理火炬，批评者认为其是主观唯心思想。1980年9月，全校都开展了人生观大讨论，“特别是文科的一些院系，像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有时候他们进行这些讨论时还把我请过去”。

1981年3月第六期《中国青年》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场80年代初的人生观大讨论宣告结束。

即使因为参与这场大讨论，后来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赵林依然赋予它极高的意义：“最关键的是让大家开始思考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每个人可以见仁见智，按照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来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实际上是敞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并不是给出了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自己的路 做过图书资料员、家政、主持人……心态依旧年轻　　

1980年第八期的《中国青年》曾刊载“潘晓”对于社会公众的回应：想过去，“潘晓”曾睁着疑虑、迷惘的眼睛探索昨天；讲现在，“潘晓”仍睁着激奋、惊异的眼睛摸索今天；看将来，“潘晓”还会睁着冷静、深沉的眼睛求索明天。

“为什么命运是这样，为什么人与人差别那么大？我就是喜欢想这些事。”黄晓菊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她与生俱来的“偏好”。

挚友对她的评价是“真诚勇敢”，她也自认为不适合被符号化，做不了“正面榜样”、进不了“正统体系”，个性使然，只能走自己的路。

年轻的时候，黄晓菊理想中的工作有两种：译制片配音演员、作家。当然，皆未如愿。对于后者，她诚恳地反思：“我不够自律、不够刻苦、耐不住寂寞。”

经历人生观大讨论后，黄晓菊离开待了8年的羊毛衫厂，先是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工作，不久应聘进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原本期待在这个著名学术研究机构认识一些“思想家”，却发现大多数学者固守的是“纯专业性的东西”，令她难以找寻共同语言。

因为观念不同，她与领导的矛盾日益显化，最终被停聘。此时的她已经离了婚，有3岁的儿子需要抚养。生计所迫，黄晓菊只身南下。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潮水涌动。在海南一家报社拉广告感觉受挫，黄晓菊随后去了深圳。起初，她想找个“文化单位”，因学历不够，没能成功；想找商贸公司，但年龄已无优势。最终，她在一家日资企业找到一份家政的工作，每天给企业的日方高管做饭、打扫卫生，还要陪日方老板的太太逛街、料理杂务。这份工作她做了两年，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她和老板的太太从陌生人处成无话不谈的朋友。黄晓菊说，自己似乎具备“使人心距离缩短”的特质。正是由于这一特质，她还在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热线节目客串过主持人，解答听众生活路上遇到的困惑。三年南方漂泊之后，黄晓菊回到北京。不再给人打工，她成了个体户，在商场租下店面做起服装生意。

她曾讲述最初艰难的日子：为了省车钱，她和朋友骑车运毛线，寒风裹挟大雪迎面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只好下车推着走。两人一路笑着、叫着、骂着向前……黄晓菊用行动证明了她的能力，服装生意一干就是十几年。

黄晓菊始终有点不一样。她说，在第一个摊位——西单女人街38号商铺做生意时，虽然销售额总是名列前茅，但她和朋友经常关了店铺跑到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场又一场的电影回顾展”。

那些年，她就公布了自己的几个愿望，其中包括“想拥有足够的钱，就去当一回诸葛虹云那样的制片人，在电影的世界里徜徉”。

2015年，黄晓菊进入天画画天影业，做一些编剧、策划工作。因为电影，她和不少年轻人结缘。毕业于北电的小秦告诉南都记者，他是在公交车上偶遇黄晓菊，由此讨论人生、电影，成为忘年交。认识9年来，小秦对黄晓菊的评语是：性格直接，心直口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45年前“潘晓”的名句摆到面前，小秦反而说，黄老师情感比较细腻，她本人现实中是反着的，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看到她的热心和担当。

自己做过很多种工作，黄晓菊感觉目前的状态最好。她没有过多感叹年华逝去，依旧是年轻的心态，还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藏了这么多好电影没看完，怎么舍得早早就老年痴呆呢？！”

20多年前回顾“潘晓来信”时，她就说过：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至于“人生”这一宏大命题，眼下的黄晓菊如此总结：“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其存在方式和处境截然不同，所以永远不会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适合所有人。探索自我、探索世界，成长自己、惠及他人，尽其所能演完自己的人生剧本，无悔今生，这应该就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吧？”

统筹：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 发自北京 网络图片（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