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工作不快乐？首先要抗争！

工作不快乐？

首先要抗争！

来源 | 文景

陆远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人对平台经济的感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在2015年、2016年左右，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服务刚刚出现，这些收入高且自由的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然而，近年来大家越来越发现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关系紧张，并注意到其中的竞争、系统对从业者的压制、工作的风险等。陈老师怎样看待大家对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观感发生的变化？

陈龙 ：这个行业早期确实是高收入且非常自由的。而且我认为这种自由比工厂流水线的自由更真实，因为他们的自由来自手脑并用，这是我衡量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流水线上的工人做的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几乎不用动脑就可以完成操作，一个操作可能一天要重复上万次。但是外卖骑手的工作不仅要求体力，更是要手脑并用的——刷单时要动脑子，骑车时想着怎么超车也要动脑子。手脑并用，就能感觉到自己在做决策，这是自由的一个重要来源。

送餐中的外卖员

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负面问题在前期其实也存在，只是不够明显。现在算法管理和控制将劳动力撑到了极限，相应问题也日益凸显。许多骑手没有社保，当他们遭遇交通事故、就医看病、子女上学或未来养老时，骑手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关系问题就随着用工规模的扩大凸显出来。当然，现在更加重要的是骑手的身份问题，这与城市移民问题紧密相连。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他们，他们已然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看病、住房仍然都很艰难。同样是在为城市做出贡献，他们却因为自己外来者、边缘人的身份未能享受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福利。

算法控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以及骑手身份等问题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现在对其认识更多，就都暴露出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份职业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

项飙 ：前面讲到自由，自由在社会理论和哲学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在中国，自由这个概念的历史也比较有意思。大家读《阿Q正传》就知道，阿Q认为自己是“柿油党”，也说明当时宣传的自由这个概念是不接地气的。

《阿Q正传》剧照

刚才陈龙讲到，真正的自由工作是手脑并用的，没有异化和分隔的情况。我很有感触。手脑并用在个体层面上形成了劳动的自由，但个体又缺少基本的劳动保障。个体拥有即刻的决定权，如闯不闯红灯、绕不绕路，然而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很低。这就形成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性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体在日常行动中拥有很强自主性，但对整体机会的分布、未来行动积累的结果及突发事件的应对没有掌控权，即缺乏社会性自由。

个体自由是很重要的基础，个体自由与社会性自由应如何结合？浙江村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农民认为改革开放之后能够自由地流动，但具体怎样流动、怎样赚钱，其实都是集体性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比如老乡带老乡、互相帮忙介绍等，这体现了一种社会性自由。这种社会性自由并非通过政策保护，而是通过社区关系、家族关系的调动形成。个体觉得在不知后果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些事情，因为有人帮助，只要觉得可行就可以行动，无需过多论证。在当前，个体在劳动程度上虽拥有很强的个体自由，社会性自由却很弱。

陆远 ：项老师讲的个体自由和社会性自由的问题，与外卖员或更大范围的新职业都很相关。我记得项老师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访谈，讲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机制不允许退出和失败。那么比如我是众包骑手，日日结，赚点钱就不想干了，即便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社会也允许，这是否就是您说的社会性自由？另外，我想问项老师，您长期生活在欧洲，欧洲人的生活状态、社会包容性，不知和东亚文化是否不同？还是说，今天这个时代，社会掌控力普遍增强了？

项飙 ：首先，看“二战”后整个欧洲的发展，与美国或者日本、新加坡相比，欧洲模式特别强调社会性自由，很大程度上通过提供基本保障，个体才有了一定限度内的自由选择。美国模式强调完全的个体自由，认为给个体的保障要花钱，好像有损于那些通过个体自由获得财富的人的自由，因此美国没有进行资源再分配。然而，美国现在已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个体在生活方式上似乎很自由，但白领等群体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竞争非常激烈，职业选择单一（都想成为医生、律师等）。另一方面，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社会认可，未获得认可的人则无法成为社会中的有效成员，或无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导致了社会撕裂、极端贫困和整体分化。这些人实际上缺乏社会性自由，也很难说他们拥有个体自由，因为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无人关心。

这又回到了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他提出“发展作为自由”，认为自由是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自由无法促进个人能力提升，那么这种自由就毫无意义。例如他说的，即便名义上有投票的权利和自由，但如果不识字，且居住地没有公交车到投票站，那么这种投票权利和自由就无实际意义。因此，自由必须具有赋能性。

一位外卖员疾驰在文庙前

社会性自由一方面通过保障获得，另一方面必须自己去争取。没有集体行动、团结和诉求，别人为何给予你社会性自由？例如，劳动关系在全世界和中国都是斗争的结果，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性自由。产假是一个与年轻朋友更相关的例子。生孩子后，父母的权益和劳动关系是否会受影响，这是很大的自由。没有这项权利就没有人敢生孩子。因此，必须通过行动来获得社会性自由。陆远老师提出的问题非常好，提醒我将社会性自由从一种状态转为行动目标。社会性自由不是固定的，而是需要争取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何种行动、心态或态度可能带来社会性自由。前面讲到社会调查，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细节和生活没有投入状态，他可能会想要被保护或者可能会依赖他人，但不一定主动追求社会性自由。别人给予的被动保障与自己追求来的社会性自由不同。前者看似美好，却很脆弱，且很快会转化为控制，而只有不断争取来的社会性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陆远 ：项老师讲到社会性自由最终指向一种行动，这又回到了社会学最初的含义：人生活在社会联结中，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哪怕个体虚构的环境再美好，也失去了人的本质，所以社会自由是我们最终想要争取的方向。陈老师接触过很多外卖骑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比如您写到单王抢单的案例，他能深刻理解规则并从规则漏洞中为自己争取利益，这其实就是在社会大结构中试图追求个体自由。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外卖骑手们是如何寻求平衡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张力？

陈龙 ：我们看到的外卖骑手的自由确实是在夹缝中的自由。我认为在数字控制之下，他们仍然能找到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这种个体性自由是存在的，社会性自由相对来说则比较少见。

中关村，陈龙曾送外卖的地方

项老师刚刚提到，自由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保障。但实际上，经济学中一直有一个理性假设，认为人是好逸恶劳的，有了保障后人就会变懒。因此，没有人真的给每个个体都提供一定的保障，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每天都会展示单王的单量、单价等数据，一目了然。每天都能够计算出来，别人一天能挣五六百，而自己却只能挣一两百，比较中产生的欲望会驱使人们竞争。骑手们就会陷入这种速度竞赛中。

从我个人角度看，以往我们将各种保障与劳动紧密结合，秉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实际上这对很多人的潜力、优势和才能是一种限制。很多人可能为了碎银几两，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在做不想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所以我想，未来有没有可能让社会保障与劳动解绑，让人们不是因为劳动才获得社会保障，而是因为身份，比如作为国家的居民或公民的身份。在此基础上，人们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才能，我觉得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但当前保障与劳动紧密挂钩，导致人们只能做“优秀的绵羊”而不敢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随大流做“优秀的绵羊”，是因为担忧单独行动时可能会被狼吃掉，而和一群绵羊在一起，可以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而如果选择另辟蹊径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可能会被别人认为很蠢、很傻，因此会有焦虑感。所以，如果没有很强的保障或安全感，我觉得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决定成为一只“优秀的绵羊”，在主流赛道中比拼。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个人的抗争或选择很重要，但我还是想特别强调我希望未来保障可以跟劳动解绑，因为很多时候，人一旦有了保障就会变懒，这是一种人性。人性不是决定性力量，人性是被决定的，它受到大的环境和制度的影响。

陆远 ：陈老师在《数字疾驰》中还谈到了平台经济的问题，谈到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介入。中国可能是互联网介入日常生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互联网相关的概念，现在都炙手可热。在我们谈论未来生活和工作的性质和转变时，能离开这些东西吗？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它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寻求社会性自由的道路上给我们一点助力？还是说，就像很多人预测的一样，它可能会带来很可怕的问题？

陈龙 ：技术变革肯定会对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生产力进步以后，生产关系就需相应调整，但技术变化迅速，制度变化往往滞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时差。回到刚刚提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我认为未来可能有解绑趋势。我在美国观察到很多朋友work from home，这种非传统工作方式上班时间自由，更多以任务为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保障就面临问题：是否给员工买社保？毕竟无法监督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技术变革使工作形态多样化，很难再以传统标准考虑社保问题，因此要求相关制度的相应变革，否则矛盾和冲突会以其他形式爆发。最后我想说，希望更多人为了信念和兴趣工作，而非欲望，技术应助力实现这一点。

项飙 ：未来会怎样，生活与社会研究会怎样，都是不确定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思考。在知识界，大家可能会立刻跳转到互联网等话题，但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内部知识的，不清楚技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是基于猜想和线性推演在写文章。

在知识界内部，无论是大众讨论还是学术讨论，都存在一种断裂的情况。大数据、DeepSeek或ChatGPT出现后，大家都开始讨论AI，顺着AI的逻辑进行评论，同时觉得自己原来做的案例变得非常边缘。我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浙江村调查的经验，这与AI完全无关，那我该如何面对AI？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的任务不是判断，因为我无能为力。我的任务是去探讨，普通人如何面对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新事物，或者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各种现象。我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现象本身的发展，但我必须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那么我的反应的思想资源有哪些呢？

我发现，在汉语语境里，可能是因为变化太快，学者从一个逻辑切换到另一个逻辑的速度也会很快。这样的快切换有一个后果，就是原来的东西失去了积累，好像做完就做完了，跳进新的问题中去时又没有自己的立场，只是受主流话语影响。大家都在谈论AI，我们把它看作技术，但从浙江村的角度或者从我的生活角度看，AI可能就是另外的东西，可能是由某种恐慌形成的。我做研究时，经常要对生活进行重新定义，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对浙江村的村民来说可能就是一场胡闹。反之，浙江村的村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知识分子却可能觉得脏乱差。什么是有趣，什么是脏乱差？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定义。知识积累应该是这样的，要落实到一些基本范畴，比如什么叫乱、什么是恐慌、什么是希望。

比方刚才陈龙提到要保障劳动，那么劳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浙江村的村民们没有直接的老板，一天到晚为自己劳作，那么他们如何理解劳动？如何理解劳动和安全、劳动和获得的关系？这我其实没有认真思考过。但如果我们有这样沉淀，当新事物出现，即便无法预测，我们也会有底气去面对它。当下的讨论大家说的东西都差不多，以前的东西很快会过时，感觉总是一阵风来、一阵风去，让我有点头晕。我想我们是不是多点思考、沉淀，或许能够少一点头晕，多一点底气。

陆远 ：从刚才项老师的那寥寥数语当中，我觉得恰恰看到了在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何其重要。因为它提供一种超越于技术范畴之上的另外一套认识方法。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来自线上读者的提问，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多数读者听众更想知道的：当工作让我痛苦时，还能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吗？

陈龙 ：那我先说，请项老师做最后总结。上个世纪，米尔斯就已经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指出，现代的工作普遍有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其实是被异化的。我觉得学术工作是个例外，是有意义和快乐的，李连江老师在《不发表就出局》那本书里也强调了这一点。但对于绝大部分工作来说，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手脑分离，我觉得更多是一种人格的碎片化。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我觉得现有的制度和环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异化问题、解决工作让人不愉快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小技巧可以缓解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尽量去利他，主动帮助他人会让我们感到开心。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尽管职场竞争激烈，但利他主义精神仍是必要的，它能让我们的工作增添乐趣和意义感，这是我发现的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项飙 ：大家都有感受，想投入精力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但却感觉看不到意义，同时又要不断地加速赶任务，就像在没有蛋的时候也得下蛋，这是很苦的。但有什么具体办法呢？

我觉得首先要抗争，因为不抗争会越来越难。当你觉得底线受到触犯或者人格被扭曲时，我觉得你要比较大胆、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是用比较极端、激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是有可能会促进微观环境的改变的。不要过于悲观，因为展现出正气总是会让人们敬畏三分的。领导也是人，领导自己也在异化，他看到你这么勇敢也许让他很欣慰。

此外，我们感觉工作压抑，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大厂或公务部门尤其明显，就是人们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了解，他们突然被要求做某件事，不清楚做这件事的原因、结果，做了之后下一步会怎样，以及意义何在。这是比较典型的异化现象，人们做了一件事，却完全不清楚对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在机械地承接上级下达的指令，看不出自己的劳动与世界有何关系。我认为有一个改进方式，即大家一起努力，增强参与感。比如可以尝试多问几句，刚刚做的怎么不行，现在又该怎么修改。无论如何有小组式的讨论，让大家对劳动的前因后果、最终指向有更清楚的认知。

第三个要点是幽默与淘气。有时需要多观察，一个不太合理的体系怎么会一直这样？一些人怎么在这个不合理的体系里混得风生水起？升上去了之后，这个人又有什么变化？幽默与淘气让你可以去“回视”。为什么人会觉得受压迫？你觉得总有双大眼睛、一个摄像头在看着你，你却不能回头，因此感到压迫。但如果有勇气回头，或许一切并不会改变，只是“回看”这一行为有时也能触发一些行动上的改变，说话口气会不同，抉择也会不同。

如何“回看”？首先要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此提醒广大青年朋友，由于在学校时未充分接触社会，对于社会、周围环境、人际关系及利益调解方式等概念非常模糊，刚参加工作时，便觉得整个工作系统密不透风、铁板一块，自己只能孤零零地面对。总觉得有一个巨大的系统在压迫自己，这是不现实的，并不存在这样抽象的系统。当然，各种不合理的规则和关系是存在的，但每个关系都是动态的、具体的。尽管处于不利地位，是弱者，但仍有观察的空间，并非一切都不可变的。通过回望，至少能解决“被绝对碾压的感觉”，或许还能发现破绽、发现矛盾，从而思考下次该如何应对。这样一来，在体系中就能有所行动。

这听起来可能很世俗，甚至带有厚黑学的味道，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从现在能做的开始做，这很重要。从现在能做的开始，慢慢积累，从小处着眼，然后找出更大的突破口，逐渐将空间扩展开来。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是体系中那个被专门针对的人。你没有那么重要，但你很聪明、很可爱，可以试着与体系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