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代出现过很多很牛的人物,比如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们金戈铁马、逐鹿天下。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英雄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日本经历了一场极其混乱、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
这场战争就像一把大火,把日本原有的社会秩序烧得一干二净,为后来一百多年的群雄割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战国时代,彻底打开了大门。
这场战争,就是应仁之乱。
要理解这场大乱,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十五世纪中叶的日本。
那时候,统治日本的是室町幕府,当时的将军是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从表面上看,室町幕府作为中央政府,似乎还维持着对全国的统治。
京都作为首都,依旧是全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贵族们过着风雅的生活,茶道、花道等艺术形式也在这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然而,在这片繁华之下,整个日本社会就像是马上要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幕府的权威早就大不如前了。地方上的守护大名,也就是由幕府任命的各地区军事长官,早已不把远在京都的将军放在眼里。
他们手握兵权和土地,在自己的领地里就是土皇帝。
幕府虽然名义上是他们的上级,但实际上已经很难有效控制这些地方实力派了。
这些大名之间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权力,他们互相结盟,又互相攻击,整个日本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缺一根导火索。
而点燃这根导火索的,恰恰就是幕府将军足利义政自己的家事。
足利义政这个人,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统治者,他优柔寡断,对处理政事毫无兴趣,一门心思都扑在了艺术和建筑上。
因为他长期没有子嗣,便说服自己已经出家的弟弟足利义视还俗,并许诺将将军之位传给他。
为了让弟弟安心,他还发誓说,自己以后就算有了儿子,也绝不会让亲儿子继承将军之位。
事情到这里,本来看似已经解决了。
足利义视有当时幕府的“三管领”之一,实力最强大的守护大名细川胜元的支持,继承人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就在足利义视被立为继承人后不久,足利义政的妻子日野富子,竟然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足利义尚。这下问题就复杂了。
日野富子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怎么可能甘心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无法继承将军大位呢?
于是,她开始为儿子的未来四处奔走,寻找支持者。
她找到的靠山,是当时唯一能与细川胜元抗衡的另一位实力派人物,绰号“赤入道”的山名宗全。
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这两位当时日本最有权势的大名,本来关系就非常紧张。
山名宗全是细川胜元的岳父,但政治上的利益冲突让他们早已貌合神离。
现在,将军家的继承人问题,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彻底摊牌的借口。
于是,细川胜元支持将军的弟弟足利义视,而山名宗全则支持将军的儿子足利义尚,双方在京都剑拔弩张,各自集结了全国支持自己的守护大名。
除了将军家的继承问题,当时日本另外两个重要的武士家族,便是斯波氏和畠山氏,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继承权争斗。
而这两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又恰好与细川和山名的对立搅和在了一起。
比如在畠山家的内斗中,细川胜元支持畠山政长,而山名宗全则支持畠山义就。各种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让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全国约三分之二的守护大名都被卷入了这场巨大的政治漩涡,他们纷纷带着军队开进京都,准备用武力来决定日本未来的走向。
那间华丽的纸屋,终于迎来了那颗致命的火星……
京都大火
公元1467年,酝酿已久的冲突终于在京都彻底爆发。畠山家的两派势力率先在京城内开战,史称 “御灵合战”。
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就像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细川和山名两大阵营随即全面开战。
由于细川胜元率领的军队驻扎在幕府的东边,被称为东军;而山名宗全的军队驻扎在西边,被称为西军,一场席卷全日本的内乱,就这样以京都为主战场,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被称为应仁之乱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残酷性和毁灭性。
双方投入的兵力都非常庞大,东军号称有十六万大军,西军也有十一万之众,这在当时是规模空前的。
整个京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巨大的战场。
曾经风雅的亭台楼阁、庄严的寺庙神社,都成了两军攻防的据点。比如著名的相国寺之战,双方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无数珍贵的文化古迹就在这场混战中化为了灰烬。
你可能会以为,这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但事实恰恰相反,应仁之乱打成了一场谁也赢不了的消耗战。
东军和西军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谁也无法在正面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战争很快就从大规模的会战,演变成了在京都城内各个街区进行的巷战、纵火和无休止的骚扰。
白天,武士们在残垣断壁间厮杀;到了晚上,足轻(也就是普通士兵)们就变成了强盗,在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曾经是日本最繁华的都市,拥有百万人口的京都,在长达十一年的战火中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
这场战争的荒谬之处在于,打到后来,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最初是为什么而战。
战争的两位始作俑者,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在1473年相继病逝。按理说,主角都退场了,战争也该结束了。
但吊诡的是,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
因为这场大乱已经有了自己的惯性,它不再是几个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动荡。各个地方的势力都想趁乱捞取好处,战争的火焰从京都蔓延到了日本各地。
在这场混乱中,最无助的莫过于那位引发战争的将军足利义政。他既没有能力制止战争,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承担责任的样子。
当两军在他的皇宫外厮杀时,他依旧在自己的府邸里举办宴会,欣赏戏剧,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幕府的权威,就在这种漠视和无能中,被彻底踩在了脚下。将军的命令已经出不了京都,甚至在京都城内,都没人把它当回事了。
直到1477年,在京都打了整整十一年的各路大名们,终于筋疲力尽了。
他们的领地因为主人长期在外征战,也开始出现动荡,家臣叛乱、领民暴动的事情层出不穷。
西军的主力大将大内政弘率先带领军队撤出京都,返回自己的领国,其他大名也纷纷效仿。
就这样,一场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正式和约的战争,以双方的精疲力竭而草草收场。
当硝烟散去,京都只剩下一片废墟和劫后余生的百姓。
然而,所有人都还没意识到,京都的大火虽然熄灭了,但一场将要燃烧一百多年的、更大范围的风暴,才刚刚在日本的地方上空聚集起来。
秩序崩塌
应仁之乱的结束,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和平,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如果说之前的日本社会还勉强维持着一个统一的框架,那么这场长达十一年的内战,则把这个框架彻底打碎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室町幕府这个中央政权的彻底衰败。
在战前,虽然幕府的权威已经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将军颁布的命令、授予的官职,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一定效力的。
地方的守护大名,无论内心多么不服,表面上仍然要承认将军的领导地位。
幕府还建立了一套名为 “守护在京” 的制度,要求各地的守护大名必须轮流待在京都,一方面是为了协助幕府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也是把他们作为人质,防止他们在地方上作乱。
然而,应仁之乱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战争期间,将军足利义政的无能表现,让所有人都看清了幕府的虚弱本质。
当守护大名们在京都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将军却无力阻止,这使得幕府的威信一落千丈。
战争结束后,那些拖着疲惫身躯返回领地的大名们,对幕府再也没有了丝毫的敬畏之心。
他们发现,原来决定自己命运的,不是远在京都的将军,而是自己手中的刀剑和军队。
从此以后,幕府的政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其控制范围也萎缩到仅限于京畿周边地区,日本实际上进入了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
这场战争,同样从根本上摧毁了支撑旧有秩序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庄园公领制。
在古代日本,大量的土地是以“庄园”的形式存在的,这些庄园的所有权属于京都的皇室、贵族和高级寺庙。
他们通过派遣官员或者委托地方武士来管理庄园、收取租税,这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在应仁之乱的混乱中,这种脆弱的经济体系被彻底打破了。
当守护大名们在京都激战时,他们留在领地的家臣和地方上的小武士们,开始趁机蚕食、侵占这些庄园。
他们不再把辛辛苦苦收上来的租税上交给远方的贵族领主,而是直接据为己有,用来招兵买马,扩张自己的势力。
对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权力的幕府和自身难保的贵族们根本无力阻止。
战争结束后,庄园制度名存实亡,旧有的贵族阶级失去了经济来源,迅速没落。
权力和财富,开始大规模地从中央流向地方,从上层流向下层。日本社会延续了数百年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模式,就这样在短短十几年间土崩瓦解了。
一个崭新且更加残酷的时代,即将到来。
实力决定一切的新规则
随着旧秩序的崩溃,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在日本蔓延开来,这就是著名的 “下克上”。这个词的意思非常直白,就是“下面的人推翻上面的人”。
在应仁之乱之前,日本社会虽然也是武士掌权,但总体上还是讲究出身和血统的。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他生在哪个家族所决定。
然而,应仁之乱用最残酷的方式向所有人证明:出身和名分都已经不再重要,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标准。
这种“下克上”的风潮,首先就发生在了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守护大名家族内部。
在应仁之乱中,许多守护大名常年带兵驻扎在京都,远离自己的领国。这就给了他们留守在领地的副手,也就是所谓的 “守护代” ,以及其他地方豪强(被称为 “国人” )绝佳的机会。
这些人原本只是大名的家臣,地位较低,但他们利用大名远在京都的机会,在地方上苦心经营,逐渐掌控了领地的实际军政大权。
等到战争结束,当那些守护大名返回自己的老家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的家臣,现在已经拥有了比自己更强大的军队和更稳固的统治。
于是,一场场“下克上”的剧目开始在全国上演:家臣驱逐甚至杀害自己的主君,取而代之;分家夺取主家的权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豪族,通过武力征服,一跃成为一方霸主。
这些通过“下克上”成功崛起的新兴统治者,被称为 “战国大名”。他们和过去的守护大名有着本质的区别。
守护大名的权力来自于幕府的任命,而战国大名的权力完全是靠自己打下来的。他们的统治更加直接和高效,他们废除了旧的庄园制度,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土地改革(称为“检地”),将所有土地和农民都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们还制定自己的法律(称为“分国法”),建立以家臣团为核心的军事和行政体系,把领地打造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可以说,应仁之乱就像一场残酷的社会淘汰赛。
它淘汰了那些固守传统、不思进取的旧势力,同时也为那些有野心、有能力的“下层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不论你出身是农民还是小武士,只要你有足够的智谋和武力,就有可能成为一国之主。
一个在废墟上诞生的新时代
回顾应仁之乱,我们很难说它是一场有明确目的的战争。它因将军家的继承问题而起,却最终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毫无意义的破坏。
它没有带来任何建设性的结果,反而将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京都夷为平地。
然而,正是这场看似混乱无序的大破坏,成为了日本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应仁之乱前的日本,是一个以京都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而战后的日本,则变成了一个由数十个独立小国组成的、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
中央权威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地方豪强的武力割据。
从此以后,统一日本不再是依靠幕府的权威,而是要靠某一个强大的战国大名,通过武力消灭所有对手,最终“天下布武”。
这个新时代充满了暴力和杀戮,但也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
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战国大名们必须想方设法富国强兵。他们鼓励商业发展,修建城堡,整顿军队,推动武器革新。
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变得异常剧烈,平民出身的丰臣秀吉能够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这在应仁之乱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此,应仁之乱虽然本身是一场悲剧,但它也扮演了历史“清道夫”的角色。
它用一场长达十一年的大火,烧毁了室町幕府这栋早已腐朽不堪的旧建筑,为日本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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