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说到出生地，“我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它不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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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严格说来，书中八位实际上并不好容易归类。说是汉学家，葛兆光先生不能算；说是历史学家，费正清勉强可算，但裴宜理说得明白，她是政治学家；费正清先生提纲挈领，在美国汉学界是奠基人物，所以虽然是资料整合为主，但一下子把书里几个重要采访对象的关系理得一清二楚。

如果换一种思路，书名叫“历史的钟摆”，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这“钟摆”摆到 1950 到 1980 年这三十年间，费正清之外，书中几位学者开始进入历史和中国研究的时代，各有各的艰难。他们从一无所有处开始进入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即便交流中断不过就这三十年，而且始终有港台日本作为桥梁，但两种文明再度相遇相知，还是比想象得要艰难。这本书中提到伊沛霞在美国自学汉语，南腔北调；魏斐德回忆文章中讲他学了一口文言文，初到台北，成为怪咖笑话……

又几十年过去，钟摆摆向另一边，蔚为大观。

这本《历史的钟摆》，比较像记录那钟摆开始摆动至如今，各位和中国研究有关的学者的成就以及激动人心的往事。

现在，历史的钟摆又摆向另外个方向，人文知识分子在各地都处在低潮，未来迷茫，难免伤感。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裴宜理教授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里，裴宜理有一个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时局的变化而离开中国。她后来打趣说，也许她一出生便与“革命”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终生对中国的革命抱有兴趣。“没有革命，我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我自己对中国革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后果。”

裴宜理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左翼运动汹涌澎湃的全球“革命”浪潮中度过的。这更坚定了她未来的学术志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她成为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现代和当代的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有人形容她的研究是破解“造反的密码”。她著述丰厚并屡获大奖，《美国历史评论》评价称其“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除了教学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裴宜理曾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会长；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为中国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和学者。我们的采访就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悬挂的黑白照片记录着这个近百年历史学术机构的重要时刻，散发出一种幽深的历史感。

“自从我成为主任后，我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另一半时间在哈佛当教授。”裴宜理现在仍活跃在教学一线，而且节奏并没有减缓。每周三下午1点半到3点半，是她开放给学生的时间。每个学生要提前预约她的时间，简洁地阐明自己的问题，得知她给了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后，她的学生都表示很羡慕拥有这个“奢侈”的机会。

不知道是否因为家庭早年的经历给了她包容而开阔的胸怀，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接受采访时不时爆发出大笑。即便是回忆起家族的曲折经历，偶尔显露黯然之色，她也会马上掠过这种情绪，你很难不被她感染。

中国这一百年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有朝代交替、有政党交替、有领袖人物的兴衰沉浮……这或许正是吸引作为政治学家的裴宜理研究中国之处。“中国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几乎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实验，研究它们的得失成败，令人兴奋而着迷。”

革命炮火中的诞生

“您是在中国出生的？”

“是的。”

“您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

从少女时期起，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跟随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国，无论在机场还是码头，移民官打开她的护照之后，总会发生如上一段对话。

“我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它不是红色的，只是有点‘粉’而已。”半个多世纪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回忆往事，忍不住一阵爽朗的大笑。转而，她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是的，我的父母都生活在中国的多事之秋；没有革命，我也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所以，我们家确实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裴宜理出生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她的父母皆为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的传教士。虽然关于父亲查尔斯·佩里（Charles Perry）的记述并不多，但从女儿的回忆当中也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经历独特的人。查尔斯·佩里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中文和日文，对东亚情有独钟，他后期还曾到科罗拉多州的海军语言学校学习粤语，以准备与当时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合作。

1931年，查尔斯·佩里远渡重洋，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为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正是佩里到达中国的这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亚时局酝酿着动荡和不安。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佩里特地去了一趟东北，“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记，讲述他在满洲里的旅行经历。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查尔斯·佩里在中国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瑞。裴宜理说，其实“中国”并不是妈妈的首选项。“她们姐妹三人本来都希望去夏威夷做传教士。但教会告诉她们，夏威夷已经没有位置。妈妈看了看地图说：离夏威夷最近的是日本，那就选日本；如果日本也不行，就选中国。”就这样，学文学出身的孔凯利到了上海，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虽然中国是孔凯利的“第三选择”，但等真正到了上海之后，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在上海，同属圣公会的两个年轻人由此相识、相爱，孔凯利后来也转到圣约翰大学。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年少时期从未记得父母用中文交流过，“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

裴宜理的父母是1937年夏天结婚的。因为查尔斯长期对日本文化也很感兴趣，他们选择去日本度蜜月。孰料就在这个夏天，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被全面点燃。“他们度蜜月时也听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但不敢确认，于是去了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询问传闻是否属实。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许是不想承担责任，并没有告诉他们真相，只是说：不，现在中国没有问题，你们回中国吧！于是他们按原计划，从长崎登上回上海的船。”裴宜理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水上运动，对船的性能很了解。他们乘坐的船离开日本港口不久，父亲就敏感地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他对妻子说：“很奇怪，为什么船的吃水线这么低。他跑到底舱去探询究竟，结果发现下面坐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很显然，裴宜理父母当年见到的这些士兵，就是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从日本增援而来的兵团——他们无意间成了历史的见证人。这些与他们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侵华战争中，成为残暴机器中的一环。而等待这对蜜月旅行归来的年轻夫妻的，是已被战火燃烧的上海。“母亲后来回忆，当船进入上海时，她已经闻到那种到处都是死人的味道，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上海的大街小巷哀鸿遍野。等父母回到圣约翰大学的居所时，发现他们结婚时的小教堂已经被日军袭击，家里也被洗劫，结婚礼物全部被日本士兵偷走。

迫于时局，母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离开上海回美国暂避，父亲则选择继续留守在圣约翰大学。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师除了已经回国的，其余的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亲查尔斯·佩里。直到两年后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时，他才被释放回美国。母亲到纽约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瘦骨嶙峋的儿子。但是没过多久，查尔斯希望能回到中国。“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他如愿回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一起对抗日本人。”

1945年，二战结束，母亲也回到中国。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他们在中国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1948年9月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这段生活的结果。不过，年幼的她对当时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后来从父母的言谈及留下来的影像中得知一些片段，比如他们全家住在圣约翰大学一幢漂亮的西式房子里，父母常常邀请中国学生来家里做客、交流……

1949年，解放战争已到最后决定性时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先离开了中国，而父亲想再一次留下来”。但几个月后，局势更加动荡。一篇铿锵有力的《别了，司徒雷登》，明确宣告了对美国的态度。查尔斯·佩里很快接到美国大使馆“必须马上离开”的通告。万般无奈之下，查尔斯·佩里自此告别这个他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八年的国家。

朦胧的中国

回到美国后，查尔斯·佩里回到他曾经就读的大学教了几年书，但遥远的东方一直是他和妻子念念不忘的地方，“我父母都想回到亚洲当传教士”。中国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当查尔斯·佩里提出要去日本时，所有人都非常意外，妻子尤为震惊。她对丈夫说：“你在上海看到了那么多侵华日军，你本人又被日本人在集中营里关了两年。在遭受那么多痛苦之后，你为什么要选择日本？”

丈夫的回答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不是日本，而是战争。“我想父亲选择日本并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学术原因，这让他兴奋；我知道父亲的确对日本和中国都很着迷，他并不认为战争完全反映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妻子最终还是选择跟随丈夫。她说：如果你想去，那就是我们要做的。1951年，他们举家搬到东京，裴宜理的父亲在圣公会创办的日本立教大学教书。

微妙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成了一家人心照不宣回避的话题。“我母亲后来说：我们一直在谈论中国，但就此打住吧！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中国了。让我们把在中国的一切忘了，真正专注于日本吧！或许他们认为那扇大门已经关闭，沉浸于回忆只会让他们痛苦。”

“唯一真正谈论中国的时候，是我们有朋友来访的时候。”裴宜理回忆说。之前在圣约翰大学的同事来东京探望他们一家时，“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话题。父母与朋友间关于中国零零散散的谈话，成了她小时候对中国点点滴滴的印象，也让“中国”笼罩上一层神秘感：“我知道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护照上标着这一点；我知道我的父母喜欢中国，但他们并不经常谈论她。所以她对我来说似乎有特别的意义。”

有一次，裴宜理父母的好友、当年同在圣约翰大学教书的罗伯茨教授（Donald Roberts）夫妇来东京探望他们。“我记得晚餐时，他们开始谈论中国。我非常感兴趣，问了他们很多问题。罗伯茨教授转身对我说：‘噢，你非常聪明！’我在东京的一所基督教学校上了两年学，但我不喜欢那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学校，总是找个理由在家里待着，在学校表现也不怎么样。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评价我，所以我非常兴奋。他又问：‘你怎么会对中国有这么多了解？’我说：‘我感兴趣，当我父母和客人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想了解。’他们离开之后，我爸爸对我说：‘你知道吗？罗伯茨教授非常严格，他认为你很聪明，这可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你要努力！’这次谈话让我对中国持续保持兴趣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裴宜理对日本生活的回忆总体是美好的。虽然当时距二战结束时间并不长，作为生活在日本的美国人，似乎处境有些微妙。母亲后来经常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她的日本学生抱怨美国二战期间对东京的轰炸。他们指着窗外说：我的房子原本就在那片街区，但美国飞机把它炸掉了。母亲很平静地回答说：“对你的遭遇，我非常抱歉。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日本人的轰炸，我在上海失去了一切……”这句话说完，曾经敌对的双方似乎突然达成了奇妙的和解。“母亲想说的是，这是战争导致的不幸；另外，我们现在必须超越这一切，无论是抱怨还是仇恨。”

仿佛是上帝有意考验他们，这个家庭很快又经历了新的试炼。

1959年感恩节的晚上，全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饭，庆祝这个美国的传统节日。他们突然听到院子里的狗吠叫不止。父亲出去查看，没有想到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两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闯了进来，他们都练习空手道，他们的双手被认定为‘武器’，所以当然知道自己有多危险……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把父亲打死了……他们并不是有计划去袭击我父亲的，他们当时完全处于醉酒状态，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这位一生对东方抱有浓厚兴趣与关怀的美国人，就这样以令人唏嘘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必须说，我父亲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正在做让他快乐的事，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遗憾。而且我的父亲和母亲都非常虔诚。他们的想法是：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旨意。”

裴宜理的父亲离世后，母亲用她对世界的理解来处理这桩悲剧——尽管她的处理方式或许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她非但没有要求重判那两个日本学生，反而为他们求情。“母亲的看法是：那两个年轻学生当时都喝醉了，他们不是故意要害我父亲的，因为这件事而毁掉他们的生活是不公平的。”经过她母亲的一番努力，结果是，其中一个人被释放，另一个被判刑。而在他服刑期间，母亲不但经常去探望，还去法院为他争取减刑，所以那个年轻人只被关了两三年即恢复自由。

父亲去世之后，裴宜理的母亲带着全家留在日本又生活了几年，直到1962年返回美国。后面的岁月对她来说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她从来没有说来日本的决定是个错误；我想她的感觉正好相反，她会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父亲的安排，所以她应该接受这种命运。”裴宜理的父母后来都葬在了日本。

题图来自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