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林点将录》看“东林党”是不是误国小人

在明史圈有个悠久的观点，明不是亡于万历而是亡于东林党。此观点认为东林群小站在道德制高点通过舆论控制朝廷，尸位素餐、只顾私利以致大明沉疴不得治。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是事实呢？

首先，严格来说东林党（也包括楚党、浙党、阉党等）就不“存在”。

自汉代以降，“党就是仅次于谋逆的严重罪行。朝廷和皇帝最多容忍官员们依共同观点和理念划分派系，一旦形成严密组织，要么改朝换代要么屠刀伺候。明末的官员们哪能到这个程度？所以诸官员头上的标签，更多是斗争时被扣的大帽。

而让一个既无统一行动纲领，也无清晰的内部架构和管理，更无有效组织性的松散群体去控制明廷，本就是件难以具体实施、更难以实现的事情。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权在握后，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异己，其死忠左副都御史王绍徽效仿《水浒传》列108星的方式，将109名官员分类并排定座次编录成《东林点将录》并扣上朋党的大帽。“东林党”这个概念，也正式浮现于朝堂。

注：《东林点将录》多了一人的原因是，王绍徽将已死去的李三才定为东林魁首（托塔天王）。

实际上此时的东林不仅已势微，也没在朝堂活跃过几年。

万历十年因神宗的倒张（居正）运动，明廷很快陷入复杂的派系争斗之中。虽然东林系发展的最快，但它不仅未在朝堂占据优势，还被打击的最狠（大半成员被神宗逐出朝堂），因为明神宗非常讨厌东林的主张。

东林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外，还有个重要口号“经世致用”。简单来说东林除了要求关心政事，还主张主动谋划国策，而不是被动等待皇帝命令，即“弱君”。如赵南星整顿吏治、李三才梳理财政、光斗出外屯田等等。

注：天启朝江南税赋以及商税的增收正是东林执政的时期。以军饷为例，天启元年至三年，在两次重组辽东防线的情况下，三年共欠九边军饷约220万两。四年和五年辽东相对太平，共欠军饷约28万两。天启六年和七年，九千岁大权在握，也是明廷欠饷最严重的时期，共欠了近四百三十万两。

只是自嘉靖朝开始，皇帝们的需求变了 – 他们需要的是听话的狗，而不是有主见的臣。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们的遭遇就可以作为旁证，明朝末期的三位皇帝偏爱宦官政治也是旁证。所以皇帝们天然反感东林，这也是东林难以长期握权的主要原因。

天启朝初，虽然东林借“移宫案”得势朝堂，但因上述的原因，“众正盈朝”也就三年时光。而且这期间东林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杨涟和左光斗就有很严重的内斗。所以东林对朝堂的控制并没有当下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高，皇帝大权也远未旁落，不然魏忠贤也不可能那么快的崛起了。

到《东林点将录》书成时，排名前列的东林大佬不是罢职削籍就是已下狱。如叶向高、赵南星（总兵都头领）；缪昌期、高攀龙（掌管机密军师）；顾大章（协同参赞军务头领）；魏大中（正先锋）；房可壮、周宗建（左右先锋）；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袁化中（马军五虎将）……

所以出名单的原因，自然不是东林势大需借助朝堂舆论的力量，而是要一个也不放过并彻底击垮。到天启七年，魏忠贤以罪处死了16人，间接逼死10人（因囚、流放等病亡或自杀），其余人员全都罢官革籍，无一幸免。

崇祯登基后出于打击阉党的目的，拔高了“东林党”的政治名声并起复了名列《东林点将录》的36人（其余的东林至死也未获复用）。这些被起复的东林，不少还被委以要职，如内阁大学士韩爌、孙承宗，兵部尚书王洽，蓟辽总督刘策 ……

但崇祯也是个自视甚高并喜欢乾纲独断的皇帝，所以他一样不喜欢希望“经世致用”的东林。崇祯元年借温体仁和钱谦益的斗争，皇帝罢免了一批东林。因“己已之变”年轻的皇帝又在崇祯二年、三年杀王洽和刘策，令韩爌致仕 …… 此后还在朝堂的就只剩余17人。

孙承宗，崇祯四年因兵败去职（十一年被清军俘虏后不降而自缢）；

黄公辅，永历十三年兵败不降而自焚；

解学龙，弘光元年南京城破后投江殉难；

刘宗周，弘光元年杭州失守后绝食而亡；

陈必谦，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后病亡或被清军杀害；

李若星，弘光元年死于兵乱；

顾锡畴，隆武时期被军阀贺君尧（浙江总兵）暗杀；

郑三俊，崇祯十五年因荐人不当引咎辞职，永历十年病逝于家乡池州府；

熊明遇，弘光元年因病辞职归乡，当年病故；

惠世扬，崇祯十七年先后降于大顺、满清，顺治六年又随王永强反清，兵败后下落不明；

侯 恂，弘光朝廷灭亡后，隐居家乡直至病故；

李邦华，十七年大顺军攻入北京后自缢殉国（崇祯十六年劝皇帝迁都，崇祯一度意动）；

郑 鄤，崇祯八年入京候补，得罪温体仁被诬告入狱，崇祯十二年被磔刑处死；

钱谦益、房可壮、阮大铖、张凤翔四人在明亡后降清；

这十七人除了孙承宗均未获中枢要职，大多要么作为“救火队员”（巡抚）于各地剿寇，要么在南京等地方闲职上。《东林点将录》里除这十七人之外的剩余东林（崇祯朝还活着的），大部分都在崇祯朝亡故，其余在清初也未入仕（这个不确定，因为有几个笔者未查到结局）。

从这108将的经历和结局来说，万历朝中期到明亡的这半个世纪里，“东林党”虽然风头劲，但不仅左右朝局的时间非常短，得势时对朝堂的控制力度也远不如他的同行“阉党”。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说“明亡于东林”真有些抬举他们了。而且东林整体对大明的忠诚，也不应当让“水太凉”一人来代表。

最后东林到底是“小人”还是“君子”，笔者比较倾向于鲁迅的评价。

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张岱）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
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