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均田之制”思想渊源浅探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读史札记】

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均田之制”概念的，是西汉哀帝时的丞相王嘉。《汉书·王嘉传》载，汉哀帝下诏罢上林苑，以其地二千余顷赐予宠臣董贤。王嘉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上奏封事，说“诏书罢（上林）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汉书》卷86《王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6页）。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王嘉所称“均田之制”，是对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下诏推行“名田名奴婢制”中的“名田制”的概称（《资治通鉴》卷35，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11页）。王嘉何以对“名田制”作如此概称并提出“均田之制”概念？学界迄今尚无阐述，本文试加解说。

《汉书·食货志》和《汉书·哀帝纪》对绥和二年“名田名奴婢制”均有记载：绥和二年四月，哀帝即位。六月，大司马师丹建言，主张针对“豪富吏民资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的“并兼”土地和奴婢“之害”，“宜略为限”（《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42页）。哀帝采纳师丹建言，下诏“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令大臣们对上自“诸侯王”下至“豪富（吏）民”的“多畜（蓄）奴婢，田宅亡限”行为，制定加以限制的条例，以纾解“百姓失职，重困不足”。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讨论之后，拟定出具体条例——“诸（侯）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汉书》卷11《哀帝纪》，第336页）。哀帝立即下诏推行这一具体条例，并规定“期尽三年”，但遭到董贤和外戚丁明、傅喜等权贵的阻挠反对，哀帝又诏“且须后”，具体条例“遂寝不行”（《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43页）。

虽然没有得到切实和长期推行，但从制度规定来看，哀帝下诏推行的具体条例，规定了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至“吏民”能够名田名奴婢的土地顷亩数和奴婢人口数，因而被学界称为“名田名奴婢制”，具体包含“名田制”和“名奴婢制”。又由于所规定顷亩数和人口数都是最高限额数，也被学界称为“限田限奴婢制”。其中，“名田制”规定了自“诸侯王”至“吏民”能够“名有”的最高土地顷亩数，即其最高土地限额数。王嘉将这一“名田制”的制度规定称为“均田之制”。

笔者认为，王嘉把这一“名田制”称为“均田之制”，实际上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出心裁。其思想渊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孔子“不患寡（贫）而患不均”“盖均无贫”和孟子经界正、井地均、谷禄平的“均”及“均平”思想，但最直接的或许来自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具体主张。

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又称“度制”思想，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有集中阐述：“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8《度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2~224页）

董仲舒征引孔子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均”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指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易治”，国家就要通过调节“差上下”的“度”来“制人道”，做到“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做到了这些，就是做到了“富者”和“贫者”之间的“调均”；而做到这种“调均”，就能够使“富者”和“贫者”之间“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易言之，国家通过“差上下”的“度制”调节，来做到“富者”贵而不骄和“贫者”贫而不忧，而这就是做到了“调均”，从而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易治”。然而，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却是出现了“富者”和“贫者”之间严重的“不均”，尤其是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资源上的严重“不均”，造成“富者”富而骄横和“贫者”忧而犯禁，使国家治理陷入“难治”。为改变“难治”，实现“易治”，就需要在土地资源名有上进行“调均”。

董仲舒就此向汉武帝提出了具体主张，建言“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建议遵循井田制的立制思想，通过对“富者”的“限民名田”，来做到对“贫者”的“以澹不足”，抑制堵塞“其势无极”的土地“并兼”行为等（《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

史籍中没有记载董仲舒“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具体方案，学界因此认为他只提出了这一主张而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不过，分析董仲舒“调均”思想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具体主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思维理路，不难看出，其意是通过限制“富者”的土地名有数量，来调节调匀出部分土地，用以适当增加“贫者”的土地数量，从而在“富者”和“贫者”的土地名有上实现“调均”。或者说，董仲舒主张通过对“富者”的“限田”，来具体实现在“富者”和“贫者”之间土地名有上的“调均”，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均田”。将此逻辑和思路加以延展，若皇帝下诏推行董仲舒的这种“调均”思想和对“富者”的“限田”主张，则应当可以称之为“均田之制”。

再看前述师丹“宜略为限”建言和哀帝诏“制节谨度以防奢淫”，并规定了自“诸侯王”至“吏民”（“富者”）的名田限额为三十顷，以纾解“贫弱”“民”“百姓”（“贫者”）土地的“重困不足”，其所继承和体现的，可以说正是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具体主张，而对自“诸侯王”至“吏民”的名田限额为三十顷，可以说是对“富者”进行“限田”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也有可能是对董仲舒思想和主张的具体落实。王嘉很有可能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和引导，并按照董仲舒的逻辑和主张，顺理成章地称哀帝绥和二年“名田制”为“均田之制”。

（作者：刘玉峰，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