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高分｜意义焦虑时代的一剂猛药

《死亡诗社》

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当中？如今，人们很少再思考这个问题。

在庞大的社会系统面前，个体时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有趣的是，身心灵疗愈正在成为一种广泛的追求，无力改变现状的现代人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出口。但倘若时代不变、社会不变，我们又是否能从中得到真正的解脱与自由？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看到了现代人的困境。“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

经历过德国社会最萧条和萎靡的时代，韦伯当然明白这种“巨变”带来的痛苦。但“世界的除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这是刘擎对韦伯思想的精准概括。

作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韦伯的思想在今日仍是灯塔般的存在，指引着每一个迷茫的现代人。

《死亡诗社》

《学术与政治》即收录了韦伯最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次演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当时的德国年轻人中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氛围。韦伯刻意与纷乱的时事保持距离，将主题置放于思想史及社会史的脉络中，从而对现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诊断，以更客观、冷峻的态度鼓励青年人直面现实，从幻想中抽身，投身于真正的实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深入详尽地分析了文化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并“探索了在这样的时代重建伦理与社会的可能性”。其观点和论述进一步更新了我们对当代社会及资本主义的理解。

不随时代和集体一起沉沦，保持心智的清明与行动的果决，我们也许无法改变这个时代，但守住自己的道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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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学术与政治》

人的整体生命中，学问的使命是什么以及它的价值在哪里。

关于这点，过去与现代，呈现相当大的对比。让我们回想一下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那个精彩的意象：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唯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

但是，时至今日，谁还对学问抱着这样的态度？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刚好与此相反：在他们眼里，学问所做的思想建构，乃是一个由人为的抽离所构成的渺冥世界；这些人为的抽离，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试图抓住现实生命的元漓之气，却总是惘然。其实，在生命里面，在柏拉图指为洞穴墙上的影像的舞动之间，正是有道地的真实在搏动；舍此之外，一切都完全是生命的衍生物，是没有生命的幽灵。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精疲力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挟热情而发的勃勃意兴，终极言之，必须归诸一件事：在当时，概念——一切学问性的知识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的意义，头一次被有意识地发现了。苏格拉底发现了概念的重要性；不过苏格拉底并不是这世界上唯一有此创见的人。在印度，诸君也可以找到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十分相近的一套逻辑的开端。但在希腊地区以外，没有人像苏格拉底这样意识到概念的重要意义。他首先利用此一便利的工具，对人一步一步地施加逻辑上的压力，迫使对方必须承认：或者自己一无所知，或则概念便是唯一的真理，并且是永恒的真理，永远不会像盲目人类的活动那般消散于空无。在苏格拉底的弟子眼前展现的，正是这项强烈的经验。由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而这种知识，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确行事。对于心中思考彻头彻尾以政治为依归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人努力从事学问，便是为了这个理由。

在今天，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是灵视者与预言家配发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所逭避，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

这个时候，如果托尔斯泰在诸君之间起立，再度发问：“既然学术不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安排我们的生命？’这个问题，那么由谁来回答？”或者，用我们今天晚上所用的语言：“在交战诸神之间，我们应该信奉哪一位？或许我们应该信奉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神，那么他又是谁？”——答案是唯有一位先知或者一位救世主，才能答复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先知和救世主存在，或者如果他们传布的福音不再有人相信，那么纵使有万千教授，以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特殊地位的小先知身份，在课堂努力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也绝对无法在世上硬逼出一个先知或救世主来。这类教授的刻意表演，结果只是使我们的年轻一辈，对于一件最重要的事态——他们之中许多人所渴求的先知，并不存在——的认识，永远无法以其意义的全面力量发挥作用。

《精疲力尽》

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如果一个人确实在宗教上有强烈的感受性，那么，我相信，用一个代用品——所有这类讲台先知皆属此类——来遮饰，让他及其他人看不到这项关于他的命运的基本事实，对他的内在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他的宗教感的忠实需要，会使他拒绝这类遮饰。

在今天，所有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世主的许多人，所处的情境，和以赛亚预言所记的流亡时期以东的守夜人那首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境，完全一样——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听这段话的那个民族，已经询问并等待了两千余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件事，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只凭企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走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国王的演讲》

02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巴克斯特在其主要著作里一再反复热切地劝勉人，要刻苦地持续肉体劳动或精神劳动。这里结合了两个动机。首先，劳动自古以来即为验之有效的禁欲手段，而西方教会对劳动的此种评价，不仅与东方甚而是与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修道僧规律都形成尖锐的对比。劳动特别是一切诱惑——清教在“不净的生活”这个概念下概括称之为诱惑——的特效预防针，其效用绝不可小觑。

尤有甚者，劳动根本上是神所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保罗的告诫：“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人。不愿劳动即是欠缺恩宠状态的表征。

阿奎那——再次引用此人是最方便的，也如同其他人将社会分工与职业分化的现象理解为神之世界计划的直接结果。但各人在这秩序里所占的位置，却是由于自然的原因，是出于偶然。对路德而言，如前所述，各人在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编派到的身份与职业乃是神的意志的直接结果，坚守神为各人所指派的位置与界限是宗教上的义务。

《教宗的承继》

由于路德派的宗教意识对于“俗世”，一般而言自始至终都缺乏明确的态度，故而这样的义务越发显著。在路德的思想领域中，打造现世的伦理原则是无法找到的，其实他从未完全舍去保罗那种对现世冷漠的态度；因此，各人必须接受世界本来的模样，而这才是人唯一的宗教义务。于此，我们再次看到，私人经济的利害交互作用里所见的神意性格，在清教看来又别有那么一点不同。依照清教实用主义的解释模式，神在职业分工上的目的为何，可由分工的成果来认识。巴克斯特关于这点的清楚阐释，在很多方面都直接让人想起亚当·斯密著名的分工赞美论。职业的专门化，由于能使劳动者的技术熟练，所以促成劳动成果在质与量上的提升，也因此而对公共福祉有所贡献，也等于是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到此为止，这仅止于纯粹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明，并且与当时世间一般作品里流行的见解并无不同。

然而，当巴克斯特开宗明义地提出下述理由时，清教独具的特征就立即表露出来：“没有固定的职业，人的劳动成效只是不安定的临机劳动，游手好闲的时间要多过于工作。”然后，在结论里他说：“专职劳工有规律地完成他的工作，不同于他人常处于混乱之中，不知何时工作、何处工作……所以，不管对谁来说，有个确定的职业是最好不过的。”普通的日酬劳工被迫接受不安定的工作，这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总是非所愿的过渡状态。“无职业者”的生活，如我们所见的，欠缺现世内禁欲所要求的那种有系统——讲求方法的性格。教友派的伦理也认为，人的职业生活应该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禁欲美德的锻炼，是经由良心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恩宠状态，而此种良心的态度乃表现于职业工作里的关注周到与方法讲求。神所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动。

清教的职业理念里所着重的，总是职业禁欲生活里的这种讲求方法的性格，而不是像路德那样听天由命地安于神一旦分派的命运。因此，关于任何人是否可以兼任多种职业的问题——只要这有益于公众或一己的福祉，而且又不妨害他人，并且不致让人对所兼之职没良心，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不只如此，职业的转换也绝不会被视为引人非议的，只要这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在于选取一个更为神所喜的职业，也就是说，符合一般的原则，选取一个更有效益的职业。其中尤可注意者是，决定职业之是否有益及能否讨神欢心的标准，首先是职业的道德水平，其次是职业所生产的财货对于“全体”的重要性，最后而实际上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判准是私人经济的“收益性”。

《教宗的承继》

由于清教徒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都看到神的作用，所以当神对他的某个信徒指示一个利得机会时，他自有其用意。因此虔信的基督徒必须顺应此一召唤，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神指示你一条道路，按此道路你可以以合于律法的方式比其他道路赚取更多的利益，而无害于你或他人的灵魂，但你却拒不接受而选取另一条获利较少的道路，那么你就是违逆了你的召命中的一个目的，拒绝作神的管事，不接受他的赐物以利用于他有所要求之时。你可以为神劳动而致富，但当然不是为了肉欲与罪恶。”

强调固定职业具有禁欲的意义，赋予了近代专业人士一种伦理光环，同样，对利得机会的神意诠释也给予企业人士伦理上的荣耀。

基督教几乎所有宗派的整体禁欲著作，全都弥漫着这样的观点：生活上并无其他机会的人，即使工资低也仍旧忠实地劳动，这是最为神所喜的。在这点上，基督新教的禁欲并未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虽然如此，它不仅最强而有力地深化了此一观点，而且为此思想规范创造出使其影响力得以发挥出来的、最具关键性的一股力量，亦即借着认定此种劳动为天职、为确证恩宠状态最好的——最终往往变成唯一的——手段的这种想法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心理的驱动力。

另一方面，基督新教的禁欲又视企业家的营利为“天职”，从而正当化了这种特殊劳动意欲的剥削利用。因视履行劳动义务为天职而唯独天国是求的努力，以及教会纪律自然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严格禁欲，必然多么强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意义下的劳动“生产性”，是很明显的。

《教宗的承继》

近代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的这种特色，正如同企业家视营利为天职的相应特质。像佩蒂爵士这样一位英国国教派的敏锐观察者，便对这个在当时仍属新闻的事实做了描述：他认为十七世纪荷兰的经济力量应归功于该国“非国教派”（加尔文派与洗礼派）的特多，那些人视“劳动与产业为他们对神的义务”。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国教派所采纳的特别是劳德的观念里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带有国库—垄断色彩的“有机的”社会体制，是清教所反对的；清教徒起而抵制这种立基于基督教—社会党下层结构的国家、教会与“独占业者”的同盟，并且标榜个人主义的驱动力，亦即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创意来从事理性与合法的营利，所以其代表人物彻彻底底是这种基于国家特权的商人—批发业—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激烈反对者。在英国，虽然基于国家特权的独占产业不久即再度全军覆没，但清教的这种心理驱动力却对产业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协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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