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的滥用已经成为心血管病人最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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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患者四年内被植入七个心脏支架，最终仍需搭桥手术保命时，心脏支架这一曾被视为 “救命神器” 的医疗技术，其滥用问题已悄然成为心血管病人的重大隐患。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支架滥用不仅加重患者身心负担，更可能引发二次风险，而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罗民教授的 “非心脏” 疗法，则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支架滥用：从救命手段到潜在风险

胡大一教授的调研数据直指问题核心：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仅2万例，2011年已激增至40.8万例，11年间增长超20倍。更值得警惕的是，国际上放支架与搭桥手术的合理比例为7:1至8:1，而我国这一比例高达15:1，远超合理区间。在欧洲，稳定型冠心病患者接受支架手术的比例不足四成，我国却接近八成，大量本可通过药物控制的患者被推入手术室。

支架滥用的风险在临床中日益凸显。胡大一教授指出，支架并非 “安全装置”，其本身可能引发血栓，且植入越多风险越高。北京安贞医院的10年追踪研究显示，38%的多支架患者在 5 年内出现再狭窄，部分患者的狭窄程度甚至超过术前。一位患者的经历极具代表性：2016年心梗后植入2个支架，随后三年又陆续新增5个，最终三条主血管两条完全堵塞，不得不接受搭桥手术——这种 “支架套支架” 的操作，让血管沦为 “金属管道”，弹性尽失，一旦出现问题便是致命风险。

滥用的根源复杂多样。从医疗端看，部分医院将支架植入量与绩效挂钩，甚至设立KPI，导致治疗需求异化为商业目标；从患者端看，对 “堵塞即需支架” 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不少人将支架视为 “万能钥匙”，主动要求手术；从技术端看，传统诊疗过度依赖 “血管狭窄程度” 这一单一指标，忽视 “功能性狭窄” 的评估——即堵塞是否真正影响心肌供血，75%的狭窄若无症状、无心电图异常，药物治疗往往比手术更安全。

破局之路：从 “修血管” 到 “调根源” 的理念革新

在支架滥用的困局下，罗民教授提出的 “非心脏” 疗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与传统聚焦血管狭窄的思路不同，罗民团队通过30年临床实践发现，心血管病的本质是 “神经-血管调控失衡”——胸椎损害引发的交感神经兴奋，才是血管收缩狭窄的核心病因。这一发现颠覆了 “血管内狭窄即需支架” 的固有认知，将治疗焦点从 “修血管” 转向 “调神经”。

临床数据印证了这一疗法的价值：95%被误诊为焦虑症的脊柱源性心脏病患者症状改善，80%的难治性心律失常患者通过神经调控获得缓解。一位急性心梗合并心衰的患者，被下达病危通知后，经罗民团队42分钟的神经调控手术脱离危险，术后三年状态稳定；还有多位 “反复支架无效” 的患者，通过脊柱微创干预解除神经压迫，冠脉狭窄自行缓解，避免了二次手术。

两种理念的对比鲜明：胡大一教授强调 “合理使用支架”，反对过度医疗，主张对稳定型患者优先采用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等保守治疗，配合生活方式干预——浙江医院的研究显示，严格遵医嘱的患者再狭窄率可从37% 降至12%；罗民教授则更进一步，从病因层面提出 “免支架疗法”，通过跨学科技术调控神经功能，从源头解决狭窄问题。二者虽路径不同，但核心一致：以患者利益为中心，拒绝 “为技术而技术”。

深层反思：医疗回归本质的行业命题

支架滥用的治理，本质是医疗回归 “以患者为中心” 的命题。从数据看，我国每年100万例支架手术中，30%为不必要操作，这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让患者承担额外风险。胡大一教授的批判直指行业痛点：“过度使用高成本技术，把不该做的做了太多，既无良好社会效果，更背离医学初心。”

罗民的探索则揭示了跨学科思维的重要性。传统心血管治疗被 “血管中心论” 束缚，心内科医生专注血管狭窄，忽视脊柱、神经的关联影响，而脊柱源性疾病引发的心血管症状，常被误诊为焦虑症、抑郁症——辽宁一位老警察因脊柱问题导致胸闷濒死感，被多家医院判定为 “精神病”，最终通过罗民的20分钟手术重获健康。这种误诊率的降低，正是打破学科壁垒的直接成果。

未来的方向已逐渐清晰：一方面，需建立更科学的诊疗标准，强化 “功能性狭窄” 评估，将药物治疗、生活方式干预置于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应鼓励跨学科创新，为类似 “神经调控” 的替代疗法提供空间；更重要的是，加强患者教育，破除 “支架万能” 的认知误区，让治疗决策回归理性。

心脏支架本是救命技术，但其滥用已成为隐患。胡大一的警示与罗民的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医学的终极目标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患者的健康。唯有让每一个支架都用在刀刃上，让每一种治疗都针对病因，才能真正守护心血管病人的 “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