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对象为何多为开明大臣

图为吴越。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

这一天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清廷五位大臣奉旨于此日登车，踏上出洋考察宪政的道路，而这于老大中国而言，实为空前之举。《申报》描述当时之盛况云：“外部、商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站，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及军乐队学生，并测绘学堂学生、崇实学堂学生、识一小学堂学生均著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消防队先时到站旁列队弹压，惟外城之巡捕并未到站。是日特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少顷各国驻京公使亦来恭送。”盛况的背后，当然是社会各界期待宪政的喁喁望治之心。

《申报》接着写道：“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以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

这变出意外的“砰然一声”，缘于安徽桐城青年吴樾的炸弹。吴樾何许人也？案发后，一些督抚、将军即致电清政府，“此事必是革命党中人所为。”他们的猜测完全正确。吴樾正是革命团体之一光复会的成员。

吴樾在暗杀中殒命，却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暗杀时代》，颇可窥见一代以身殉理想者的心路历程。

案发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称颂吴樾为古代著名刺客荆轲、聂政以后中国第一人，“能为民族流血以死”，“其壮烈不可及也”，号召天下所有汉人都以吴樾为楷模，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决不做“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民报》同时出版章太炎主编的增刊《天讨》，这份增刊堪称图文并茂，如《过去之汉奸变相图》对被主流舆论称赞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极尽丑化之能事，曾之头，附以蛇类之身，左附以兽类之身，李则附以鱼类之身，《现在汉奸之真相图》中，几位公认较为开明的健在督抚的画像也甚为恐怖，袁世凯之半身像，剖其头面，张之洞衣冠像，更将头置于胯下……文字之重头戏，就是题名为《吴樾遗书》的一束稿件，《暗杀时代》一文即出其中。

《暗杀时代》当为吴樾赴京租赁于安徽桐城会馆中，在等待行刺良机过程中所写。其“自序”首先介绍自己之身世，“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予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于八股为事。”又自述思想转变过程曰：先服膺梁启超学说，后读《警世钟》等，“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然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造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于此可见，最先勾动吴樾暴力清除之念的，其实还不是满人，而是主张保皇的汉人如梁启超等，只不过后来想到，梁启超等是“满酋造奴隶者也”，为正本清源讲，“于是念念在排满”。

吴樾倡言：“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在吴樾看来，唯有先以暗杀掀起腥风血雨，激发不同族群的仇恨，这样“仇杀相寻”，才能够唤出一个“革命时代”。

“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类似的宣言正是让那个时代激进者最为沉醉的音符，正是在这种音符的激荡之下，吴樾所鼓吹的“暗杀时代”真的降临到了神州大地。在吴樾之后，徐锡麟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林冠慈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彭家珍炸死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据估计，“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而在思想逻辑上，所有的暗杀行动，几乎都一以贯之：只要杀尽满人，推倒清政权，国家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申报》当时登载了徐锡麟的供词，“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我只是拿定革命的宗旨，一旦乘机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另外刊载了徐起事前书就的告示，附杀例：一、遇满人皆杀；一、遇汉奸皆杀；不听命者皆杀；私自逃逸者皆杀；扰害平民者杀；……

“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这样的理念支撑着看上去文弱的读书人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暴烈的行动，今之读者，也许会钦敬其热烈和单纯，但又不能不在他们营造的暴戾氛围中惊悚，一旦惊魂稍定，一个问题自然就会油然而生：杀人固然不难，但政治也会如此简单？

吴樾以造就暗杀时代为职志，但他为什么会选择对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手，这是否纯出偶然？并非如此。

清政府下诏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为立宪做准备，虽然广受舆论赞扬，但在革命党眼中，此举实乃“假考察政治之名，掩天下之耳目，于其归也，粉饰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汉人。”“欺骗人民”，这就是革命党关于此事的定性，然而从逻辑上讲，此说实欠周密。所谓“欺骗”，就是其言与其行背离也，现在清政府尚处于立宪的准备阶段，并未真正推行，以何为据说其立宪是欺骗人民？认定其为欺骗，是否至少要等到实行宪政有一段时间后才能下结论呢？

革命党之所以要用暴力行动阻止清政府的立宪尝试，其隐秘心理从他们自己一段话中已透露无遗，“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实行宪政将会大大加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这对想要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吴樾们的暗杀对象为什么多为开明大臣了。清王朝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多矣，但他们却引不起革命党人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做的事越坏，官吏作恶越多，革命党人反而会越高兴，因为这只会引导社会走向乱局，并给革命党提供攻击的口实，更便于乱中夺取政权。而开明派的作用却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