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样板戏大行其道,出现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叫于会泳,曾担任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有哪些特殊的经历呢?
1926年,于会泳出生在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于会泳留在家乡小学教书。据说于会泳从小就酷爱家乡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后来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为后来走上文艺道路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借出众的文艺天赋,于会泳考入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成为我党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在此期间,于会泳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这让于会泳很快成为胶东文工团的骨干成员。
1949年9月,于会泳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进入学院不久,外表朴实无华的于会泳,便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解放初期,虽然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充满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
于会泳在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才华,是音乐学院其他学生身上所不具备的,于会泳刚入学,就比照着文工团的创作方法,创作出小歌剧《夸妇婿》,这首小歌剧在1950年的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备受欢迎,贺绿汀也对于会泳非常欣赏,决定将其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进入到六十年代,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方面有了很厚的积累,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还在贺绿汀的推荐下,担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于会泳受到感染,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1965年6月一天,主抓京剧革命的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名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的文章,留下深刻印象,张春桥立刻搜集于会泳的资料,包括之前发表的文章,江青看到后非常高兴,大有找到千里马之喜,在锦江小礼堂召见了于会泳。
于会泳不仅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在音乐创作上也很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和张春桥心中的份量,可以说踏上了“平步青云”之路。
十年运动开始后,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于会泳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张贴大字报,宣布造反。不久,于会泳便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并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
1969年,于会泳作为上海代表参加党的九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十大之后,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开始,在人事酝酿环节,周总理有意让吴德或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却引起江青等人的反对。最终,在江青和张春桥等的支持下,于会泳坐上了文化部部长的位子。
受到大恩的于会泳自然对“四人帮”感恩戴德,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于会泳不遗余力地将邓小平在南方各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材料翻印出来,污蔑小平同志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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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央果断出击,将“四人帮”一举粉碎,于会泳也被宣布“隔离审查”。令人没想到的是,隔离审查期间,于会泳竟用服毒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终前还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于会泳被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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