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褂下的黑账本——一个县级医院检验科原主任的自白

我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走出医院大门时，夕阳正把检验科的玻璃窗染成血色。同事们笑着祝我退休快乐，谁都不知道我白大褂口袋里装着三张银行卡——两张写着保姆郭xx的名字，一张藏着六年存下的四百余万。

一切始于2010年那个梅雨季节。某天深夜，我正在加班审核试剂采购单，手机突然亮起一条短信：“主任，听说您女儿想去英国留学？”发信人是医疗器械供应商老周。窗外雨声淅沥，我盯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白大褂领口微微发黄。

第一只红包塞进我抽屉时，我整夜未眠。凌晨四点推开检验科窗户，晨风裹着消毒水味涌进来。楼下车棚里停着同事们生锈的自行车，而老周承诺的“顾问费”够买十辆奥迪。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场交易会持续十四年。

郭xx是2018年走进家门的。这个总爱把“我们农村人”挂嘴边的女人，看着我书架上整套未拆封的医学典籍说：“主任真是文化人。”我教她怎么用指纹锁时，突然想起那些药代总是恭维：“主任的手指一验，就知道试剂合不合格。”

于是她的银行卡成了我的储钱罐。每次往里面存钱，都像在完成一台精密手术——分多笔、跨网点、留足现金流水。有时看着ATM机吐出的凭条，会恍惚觉得不是在存钱，而是在填写某种特殊的检验报告单：项目编号“回扣”，参考区间“良心”，检测结果“已污染”。

2023年深秋的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郭xx突然挂失补办了新卡，像打开水闸般取走350万。当我收到她丈夫开着崭新路虎的照片时，竟莫名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当时我颤抖着收下第一笔20万，而现在有人轻易挥霍着我用十四年白衣生涯换来的积蓄。

“主任，我给您打欠条。”郭xx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我握着听筒看向窗外，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正在封顶，那是用德国进口设备堆砌的现代化宫殿。突然很好笑，我们都在窃取彼此最想要的东西：她想要纸醉金迷，我想要体面人生。

直到纪委同志带来审计报告，我才意识到这些数字的真正重量。650万相当于全县44位农民全年收入，相当于我们医院378台心电监护仪。而我这双曾经发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手，签下的每张采购单都在抬高老乡们的看病成本。

最近总梦见2009年的自己。那时刚当上主任的我，在职工大会上说：“检验科是医院的良心。”醒来时监狱医务室的灯亮着，年轻狱医正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唱童谣——原来我的白衣之下，都藏着需要救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