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经典剧目巡礼 | 民族精神基因的当代镜像 ——评国话版《四世同堂》

2025年第9期 总第820期

民族精神基因的当代镜像

——评国话版《四世同堂》

文/吴 颖

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作品《四世同堂》近期先后在乐山、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公演。这部由田沁鑫执导、改编自老舍同名长篇小说的话剧作品，从首演至今已经走遍70余座城市，观众达30余万。该剧讲述了14年抗战中，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祁、冠、钱三家人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以平民群像为缩影，深度挖掘了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多重维度。

（摄影：潘月斌）

一

家国同构的叙事表达

中国国家话剧院版（以下简称“国话版”）《四世同堂》采用了“家国同构”的核心叙事逻辑，通过祁家四代人命运的巧妙展示，将家庭伦理与民族存亡紧密交织起来，实现了“家国同构、以家见国”的表达效果。

话剧通过家族结构的崩塌来展现民族命运的变迁。祁老太爷毕生追求的“四世同堂”理想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崩塌：儿子祁天佑不堪忍受屈辱而跳河自杀；长孙祁瑞宣在忠孝之间陷入精神撕裂；次孙祁瑞丰甘愿堕落，沦为汉奸；曾孙女小妞子被活活饿死。“四世同堂”这一传统的儒家家庭理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显示出它的脆弱性。

国话版《四世同堂》通过创意性的家庭空间布局来映射民族危亡。剧中的小羊圈胡同就是微观中国，胡同里的家庭构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缩影。话剧创意性地让演员通过推拉墙体等舞台道具来实现胡同空间的压缩和变形，以此来表现外敌入侵对家庭生活空间的影响。剧中物质家庭空间的衰败正是国土沦丧的隐喻，而在这个过程中，祁瑞宣在废墟中坚持教书，钱默吟投身地下抵抗，也是精神家园重建的隐喻。

该剧将家国同构细化到了个体表达上，深刻展现了民族存亡之际个体的生存困境与道德抉择。剧中人物的不同选择构成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复杂图谱，也折射出话剧对国民性与民族出路的思考。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祁瑞宣内心渴望投身抗战，却因家族责任被迫留在沦陷区，在屈辱中维持家庭生存。钱默吟是一名诗人，儿子牺牲后，他投身地下抵抗，以“宁为玉碎”的姿态完成精神觉醒。祁瑞宣与钱默吟二人是坚守气节与隐忍抵抗的代表。

冠晓荷、大赤包夫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冠晓荷主动投靠日伪谋求官职，大赤包更是不择手段地攀附日伪，最终众叛亲离。祁瑞丰是庸碌自私的小市民，在乱世中追求享乐，丧失道德准则。他们都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形象，是丧失民族气节、道德堕落的代表。

祁瑞全年轻，富有激情，思想先进，毅然离家参加抗战；李四爷为了保护邻里挺身而出，被日本宪兵枪杀；小崔、尤桐芳等人在遭遇日本暴力行为时挺身而出，最终献出生命。他们是战争年代的底层大众，也是富有抗争精神的民族群体。

作为一部表现抗战精神的话剧，该版话剧以“说书人”串场的方式，将宏大历史落实为家庭叙事。这种“家国同构、以家见国”的手法，为今天的主旋律创作提供了范式——表达爱国情怀也可以从家族记忆的挖掘开始。

二

平民英雄主义的彰显

纪念抗战胜利，歌颂民族英雄，弘扬崇高的民族精神，英雄主义话剧是一种模式。而以普通大众为表现主体，展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存真实、抗争故事和情感纠葛的平民话剧，不仅是对抗战文学的重要贡献，更是对“何为英雄”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

国话版《四世同堂》对舞台人物形象进行了“去英雄化”处理。钱默吟初登场时头发散乱、衣着邋遢，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雅士，更像一位市井中的普通老者；祁瑞宣中等身材，外貌平淡得令人难以记住；李四爷作为“和事佬”穿梭于胡同中，他的形象同样很市井；至于小崔，只有简单的几句台词，甚至他的牺牲情节也是借冠高弟之口被讲述出来的。在人物塑造上，话剧彻底打破了英雄主义的传统叙事模式，他们的平凡外貌与内在的英雄品质并无必然联系。

该剧突出了人物心理世界的“非英雄化”特征。作品将着墨重点放在了人物内心矛盾与挣扎的表现上。祁瑞宣最为典型，在全家陷入生计困境时，他与韵梅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内心煎熬，“日子越过越没头，我是真想出去！”国破家亡，出城抗日在韵梅一家老小的哀怨声中，化为“我就是说说，你再不让我说说我真的就憋死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自我安慰，将他内心的渴望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知道恐惧却依然前行，体会痛苦却坚持担当，这种充满人性弱点的英雄形象反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行为的日常化也是该版话剧表现人物的一大特点。在小羊圈胡同这个微观世界里，人物的英雄行为不再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而是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祁瑞宣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哪怕失去工作；钱默吟在狱中忍受酷刑而坚持文人操守；甚至小崔也通过斥责老婆缝补日本人的军衣而表达反抗。这些行动看似微不足道，却恰恰构成了抗战时期最普遍也最真实的抵抗形式。话剧将英雄主义降格为日常生活真实，打破了“英雄必须干大事”的叙事逻辑，让英雄从非凡回归平凡，从传奇回归现实。

该剧通过形象、心理和行动的三重“去英雄主义”书写，重构了一种可触摸、可理解的平民英雄主义。它打破了抗战文学一度盛行的公式化英雄塑造模式，丰富了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度，将英雄品质从少数人的品质转化为大多数人的潜能，这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三

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四世同堂》是老舍悲剧美学的集中体现，是“最悲剧的悲剧”，并且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国话版《四世同堂》正是抓住了老舍小说美学的真谛，在幽默滑稽中将民族劣根性批判得淋漓尽致。

首先，该剧对冠晓荷、大赤包夫妇的汉奸人格进行了夸张化处理，像冠晓荷频繁鞠躬、拿腔拿调的台词将他油滑谄媚的滑稽相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大赤包夸张的服饰、高嗓门的市侩语言更是将她的奴性品质暴露无遗。话剧就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外部特征迅速立住了人物，通过肢体和语言的放大，让观众瞬间捕捉到他们的汉奸本质。剧中冠晓荷、大赤包夫妇以及蓝东阳、胖菊子常以滑稽丑角形象出现，他们的争风吃醋、互相拆台，滑稽感十足，但是夸张的戏剧表演背后则是深层次的人性悲剧：为私利卖国投敌，最终只能自食恶果，从而启发了观众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其次，冠晓荷、大赤包夫妇等人的行为逻辑也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功利主义基因之上的。冠晓荷对处长头衔的迷恋、对日本人无原则的巴结和崇拜，是抗战时期文人“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变相堕落。而大赤包将女儿的婚姻商品化的行为，表面上符合父母之命的传统，实为利益交换，是封建家长制与殖民文化的畸形结合。

最后，话剧对祁老太爷的“四世同堂”理想进行了戏谑化的批判。他坚信只要关上院门、备足粮米，就能在乱世中保全家族，这种思想折射出小农经济时代“各扫门前雪”的封闭性，它与抗战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要求形成尖锐对立。他阻挠瑞宣和瑞全参加抗战，是家族长幼尊卑的集中体现，也揭示了家族伦理对个体意识的束缚。与冠晓荷、大赤包夫妇投机钻营的生存逻辑一样，祁家初期“明哲保身”的态度都源于同一种文化基因——对集体责任的逃避，而最终曾孙女小妞子被饿死，八十寿宴变成抗争宣言，也宣告了“独善其身”理想的破产，暗示没有国家的存续就没有家族的延续。

（摄影：曹志钢）

总体而言，作为文学经典，小说《四世同堂》改编为话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本身也构成了一部民族精神基因的表达谱系。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版本强调集体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版本则突出现实主义，新世纪的版本则更关注个体在历史中的处境，而近年来的改编普遍增强了文化反思，表现出对民族精神基因更加复杂的认识。这种演变的背后是民族文化自我认知的深化过程。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下，国话版《四世同堂》的经典意义已超越战争叙事的时空局限。它就像一面棱镜，将我们的传统精神基因分解为可辨识、可传承的文化单元，让我们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的语境中站稳脚跟。

赵 明

责任编辑 孙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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