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极其冷门，却又极其热血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数十万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收缩。不到半年，东三省白山黑土大好河山便沦于日寇之手。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土分裂之痛中华民族又尝了一次。而施加这种痛苦的，还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根据日本的先朝鲜、后满蒙、继而吞并全中国的“大陆政策”，侵占东北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不达到最终目的，日本断然不会罢休。

1933年1月1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此在这万里长城脚下拉开了序幕。

悲壮的长城抗战开始了。

1. 抵抗

山海关之战打了3天就结束了：中国军队战败，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这“天下第一关”。然而这次事件又跟以往的有所不同，因为中国军队作出了抵抗。

当时驻防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早在1932年1月1日山海关战斗爆发之前，日军就已进行了数次挑衅。

1932年10月，伪满洲国警察即潜入山海关，与东北军守军发生冲突。

12月8日，日军以追击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逼近山海关，并向关内开炮，次日又向中国守军开枪。当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何柱国以私人名义“签订了对榆关（即山海关）地方驻军，允许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

在此次事件平息后，何柱国当即向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汇报。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此时的张学良亦感到形势危急，故调兵遣将，在华北积极布防。

山海关战斗打响后。何柱国部当即开始对日军作战，所部安德馨营300余人举营殉国，张学良亦激励前线将士，“敌来即再奋战，力保国土”。

▲山海关（榆关）抗战。图源：网络

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举国愤然。

5天后，张学良在北平举行“中外新闻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说道：

今我国委曲求全既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唯有以吾人之精神和血，以保护祖国，以维持正义而已。

1月18日，张学良致电华北各派系将领：

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国，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可见，虽然仗打输了，但好歹是打了。“不抵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武力自卫”的主张被提了上来。

▲张学良（1901-2001）。图源：网络

2. 失地

攻下山海关，只是日寇进一步侵华的一个步骤而已。山海关以西的热河省，此时亦处于日军的兵锋之下。而对热河，日本垂涎已久。

早在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

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

由此开始对当时的手握热河军政大权的东北军元老汤玉麟展开政治攻势。

▲汤玉麟（1871-1949）虽然在热河抗战中很坑，但终未与日本人合作。图源：网络

在攻占山海关之后不久，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对报界谈话，声称热河是“满洲国”领土，深信关东军和伪满军足可以“恢复热河治安”。随后，日军也发表声明宣称“热河已经成为满洲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热河之战，一触即发。

热河战役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及北平军事分会，对热河的防务也进行过一些部署。

鉴于山海关失守，华北军情汹汹，国内舆情汹汹，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

不久之后日军就会向我国的华北地区进犯，在此期间我已经积极谋划准备对你的部队进行增援，我们生死与共。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六个师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希望你能早作抗日的准备。

同时，蒋介石还分别致电朱培德和何应钦要在“华北发生战事时，则决拟第2、第4、第25、第32、第56、第83各师任之”。

而对于汤玉麟，蒋介石在1932年7 月上旬就曾连续几次致电张学良等人指示相关事宜，试图另调部队到热河取代汤玉麟。但张学良考虑到大战在即，并没有同意蒋介石的提议。

1933年2月22日，热河之战爆发。虽说当时热河各路正规军、非正规军加起来人数有18万之众，但在军备上却与日军相去甚远，战前准备也十分仓促，以致面对日军的进攻，除了孙殿英部尚能给予日军一定杀伤，其余大多一触即溃。

汤玉麟呢？他在危急关头“向天津征雇大批汽车，抢运私产，向天津租界输送，置军事于不顾”。在日军逼近承德之际，汤玉麟即率领政府机关人员撤出，逃往察哈尔。在之后的“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宋庆龄愤怒谴责道：

谁是防守热河的，鸦片将军汤玉麟，他就是开门放日本军队进中国的！

热河之战只打了10天，中国军队的防线便被全线突破。热河省会承德弃守，日军进占热河。败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沿大路向长城各关口撤退。长城就此正面暴露在日寇的獠牙之下。

古代中国的防御杰作，再次被推进了硝烟之中。

3. 换帅

热河失守，举国震动。

面对逼近的日寇，国内上上下下纷纷请战，要求抗日。国民政府也加紧部署，加强华北的防卫，以守护京津。西北军的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晋绥军的商震、傅作义，还有中央军的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刘戡等，均率部在华北接受调遣。

而张学良此时的日子非常难过，因为自热河失守后，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中央大员纷纷谴责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无能。在举国上下一片抨击声中，3月7日张学良电请蒋介石政府，引咎辞职。

3月9日，保定，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谈。张学良本欲谈反攻热河事宜，但蒋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

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受挫，所调到最前线的中央军，加上原晋军、原西北军等部，张学良想指挥也不见得指挥得动。既然蒋介石都这么说了，张学良也便就坡下驴，于次日通电下野，“出国考察”。

取代张学良主持华北军事的是何应钦。

▲1945年南京受降时的何应钦（左）。因为这个“鞠躬”动作，何应钦饱受后人诟病。图源：网络

主帅换了，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却并未改变。所谓“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攘外必先安内”始终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

虽说在长城抗战之初，鉴于九一八事变的教训，蒋介石是有抵抗的决心的。但另一方面顾虑到国内局势以及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他又不想在长城前线过度刺激日本，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因此，蒋介石此时的对日战略，颇有投鼠忌器之感。

表面上国民政府积极调动华北兵力，看似要与日本拉开架势干仗，实际上却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国联”等西方列强的干涉还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日本的争端。

具体到战略战术上，虽然蒋介石调集华北中央军参战，但却坚决不调在南方围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北上抗日。在华北作战总的原则是：

不向关外出击，只扼守长城各口，进行长期消耗战，以待国际外交解决。

这样的“抵抗”，在实际中自然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起到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的作用罢了。故而所谓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倒不如说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933年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

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

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道：

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

而在华北主持军务的何应钦，也坚决地执行蒋介石的意志。当时前线有部队主张穿插到日军后方进行破坏活动，何应钦得知后却责备说：

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

就这样，在如此方针的指导下，前线将士处处掣肘，只能被动防守，不能发挥人数的优势，而将战场主动权交到了军备后勤更胜一筹的日军手中。

4. 喜峰口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武器比较精良、轻重武器装备比较齐全的是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第17 军中央军徐廷瑶部。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本也是十分精良的，可是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千里溃退，撤退的非常仓促，致使很多大型辎重都舍弃了，武器丢失现象严重。

其中装备最差的是国民党“第3军团”。

虽然名为一个“军团”，但实际上这个“第3军团”只有西北军宋哲元部第29军一个军而已。在长城抗战爆发之际，第29军尚有一部留守在山西阳泉，真正赶到长城前线的，不过一万五千人而已。

▲宋哲元（1885-1940）。图源：网络

该军装备之差，超乎想象。全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汉阳制造和三八式；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大都是老毛瑟枪；再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由内部的修械所制造出来的。全军只有十多门野炮、山炮，重机枪也不过百余挺。

由于军备太差，为了“补充战斗力”，29军所部士兵，多配有一把大刀，以便在火力不济时肉搏。

在接到进军命令后，第29军37师109旅便在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沣的率领下于1933年3月6日挺进长城关隘喜峰口。3天后日军从热河南下，也来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就此打响。

▲左：赵登禹（1989-1937），右：何基沣（1898-1980）。赵登禹于卢沟桥事变时牺牲；何基沣于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直接导致黄百韬兵团被华野包围。图源：网络

由于喜峰口阵地多是坚硬的石头，难以隐蔽，29军士兵只能卧在地上躲避子弹，但这样又无法躲避日军的重炮轰击。日军以装甲车为掩护，向29军阵地发起冲击。9日，激战了一整夜，29军伤亡惨重，赵登禹负伤，部下营长也一死一伤。

为了争取战场主动，宋哲元决定兵分三路，主动出击对日军发起夜袭。其中两路由赵登禹、何基沣分别带队。

在宋哲元的要求下，出击各团一律轻装，尽可能不使用轻机枪和步枪，摸到敌人驻地一律用大刀砍用手榴弹炸。各出击团以歼灭敌人为首要任务，虏获战利品为辅，不便携带的敌人重武器要用集速手榴弹炸毁。

是夜，赵登禹部摸到目标地：日军骑兵的宿营地。只见满街是日军的战马，而日军尽在酣睡之中。

自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华之路进展太过顺利，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骄横异常，根本不曾想到对面这群装备褴褛的中国土兵居然敢主动出击，以致晚上睡觉时除了布个哨，其余的多把大衣蒙在脸上呼呼大睡。

29军士兵当即挥舞着大刀冲入，挥刀砍杀。许多日本兵未及清醒就已经身首异处。营地一片混乱。

另一路在何基沣的带领下，士兵们先摸杀了敌人的哨兵，又摸进日军的营房，挨个砍杀熟睡中的日军炮兵。在一片混战中消灭了不少的敌人。何基沣下令把大炮、装甲车和其他辎重粮秣一律炸掉烧毁，把其他的轻武器带回。

▲大刀队。图源：网络

事后，在给中央的战报中，宋哲元形容日军遭受这次打击之后，“惶恐万状，气已馁弱”。

日本《朝日新闻》也痛称：

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捷报传来，国内为之振奋。

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华民族自卫的能力，在第29军的广大官兵身上，又得到了新的有力证明。”

当29军随军记者拍下了第29军大刀队杀敌照片，并刊登在当时北平各大报纸上时，29军大刀队便举国闻名。

1937年7月，音乐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成为抗战时期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激励着国人抗击日寇，奋勇杀敌。

5. 塘沽

虽然长城抗战的首战喜峰口之战，中国军队取得了骄人战绩，但不幸的是，此战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局面。

在随后的古北口、南天门、冷口等战斗中，中国军队亦奋勇杀敌，死战不退，日军也死伤甚重。其中南天门一战，中央军第17军第83师师长刘戡还差点自杀殉国。然而在日军不断加强的攻势中，中国军队还是败下阵来。

长城抗战，自1933年3月开始，一直打到5月。

在前后近三个月的鏖战中，前线中国军队多被动防守，人员减员严重，弹药消耗量大，本就不高的战斗力也由此大打折扣。在“无兵北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密云山地到滦河河岸以及冀东平原上构筑一条条简陋的工事，以用来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

另一方面，此时气焰正盛的日本，其实也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而英美等国对日本觊觎华北也颇感不满，担心危及自身在华利益。虽然不想为此与日本冲突，英美却还是出动海军，以“保护侨民”的旗号作出登陆的姿态，威慑日本。

于是，在中日两国首脑的授意下，1933年4月19日，中日开始在上海秘密谈判。5月10日，已对胜利丧失信心的中方领导层，又授意何应钦在北平与日本开始秘密和谈。

▲蒋介石（1887-1975）。图源：网络

日军此时却从情报机构获悉，北平军事当局已经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长城前线日军继续全力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至5月20日，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大溃败。平津已无险可守。

5月31日，长城抗战失败的中国被迫与日本在塘沽签署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至此，日寇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亦成为事实。冀东21县落入日寇之手，华北门户洞开。

虽然中国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但日寇不灭，亡我中华之心便不死。

一场更大灾难已在酝酿之中了。

6. 觉醒

对中国来说，虽然长城战败苦不堪言，却也有一份实实在在的赠礼。

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而后春秋战国，列国为了屏蔽国土，纷纷筑长城而自保。至秦始皇连接秦、赵、燕三国长城，始为万里长城，在冷兵器时代，成为阻挡游牧民族骑兵南下、守卫中原的屏障。

至近代新军事革命兴起，长城的防御地位，已然不像古时候那么重要了。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悲壮的长城抗战，触动了近代中国人敏感的神经。“长城丢了，我以何御辱？”

全民族的愤怒被激发出来，全民族的爱国之情被激发出来。

1935年5月9日，一首后来唱遍全中国的歌，在上海一处录音棚诞生。其中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人们唱着这首歌纷纷从军参战，将士们唱着这首歌慨然赴死。

十年后，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递上了降书。

而今，长城依旧屹立在巍峨的北国山巅之上，守护着中华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