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辣评：一桩偷税举报，为何敷衍成法治的“悬案”？

两年零九个月的税务举报案暴露基层稽查困境：程序空转、能力不足与信任危机。正义若总在“准备移交”中拖延，便是对逃税者的变相庇护。80年前人类用鲜血捍卫底线，今天更需让法律时限成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

社会评论员：仙人指路

【社评·增订版】

两年零九个月，一份实名举报仍在“准备移交”里原地打转——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涉嫌偷税一案，把基层税务稽查的结构性困境撕开了一个口子。它不是简单的“慢作为”，而是一场系统能力的压力测试：当法律程序、行政资源与现实博弈层层叠加，正义便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整改—移交—再整改”循环。

今年，是反法战争胜利80周年。八十年前，人类以数千万生命为代价，把“纵容掠夺即为共谋”写进了文明底线；八十年后，如果公共权力对瓜分国库的逃税行为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是在21世纪的和平年代里，为另一种形式的“掠夺”提供保护伞。税务稽查的不作为，不再是“慢作为”的道德瑕疵，而是对逃税犯罪的事实性庇护——按照共犯理论，这已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与偷税者一道站在国库的对立面，成为分赃链条上的隐性股东。

一、程序空转：法定期限被“柔性”拉长

《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写得明白：举报材料应在三个月内办结，复杂案件可延期一次。可现实却是：

– 案件在税务所、稽查局、举报中心之间来回“旅行”；

– “让企业先整改”被异化为拖延调查的缓冲垫；

– 每一次电话回复都在重复“已开会、已发文书、准备移交”的格式化话术。

当程序不再被遵守，法律对纳税人的承诺就成了一张可无限续期的支票。

二、能力缺口：基层“征收所”扛不起“稽查局”的担子

建外税务所工作人员坦言：

“我们不是专业稽查，还要管1000多户企业。”

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 人力不足——一个所对口上千户企业，还要承担日常征收、催报、政策辅导；

– 手段有限——企业一句“资料不全”就能把检查卡在半空；

– 责任错位——征收所被迫干着稽查的活，却没有稽查的强制权力。

于是，“让企业配合”成了最省力的选择，而“配合”往往意味着“先改账、再补税、免处罚”的妥协。

三、信任赤字：当举报人喊出“100%有勾结”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宜给任何一方扣上“保护伞”的帽子，但漫长的拖延足以耗尽公众耐心。

– 举报人看到的是：司马南案三个月出结果，自己两年没下文；

– 公众读到的是：北京接连曝光多起偷税案，却对一家律所“束手无策”。

信息不对称、进度不公开、结果不落地，让“选择性执法”的质疑自然滋生。税务部门若不能自证清白，就只能任由舆论把程序瑕疵放大为道德指控。

四、制度补丁：让“三个月”真正硬起来

破解困局，不能只靠基层税务员的“辛苦”二字，而要在制度上加三道锁：

1. 时限熔断机制——凡是超过法定期限仍未结案的，系统自动向上级稽查局提级督办，并向举报人书面说明理由；

2. 资源动态调配——建立全市“稽查人才池”，对重大、疑难、跨区案件集中抽调，避免“小马拉大车”；

3. 结果公开倒逼——定期公布举报案件办理进度表，把“已发文书、正在整改”这类模糊表述替换为“已调取票证××份、企业补税××万元、处罚××万元”的硬数据。

只有让程序看得见、摸得着、等不起，举报人才能从“怀疑勾结”回到“相信法律”。

五、重申常识：正义不能总在“准备移交”

税务稽查的本质，是公共利益对逃税行为的及时矫正。

– 对逃税者而言，时间就是利润：账册可以“遗失”，资金可以分流，证据可以淡化；

– 对守法者而言，拖延就是二次伤害：市场被劣币挤占，税负被悄然转嫁。

因此，任何超过法定时限的“仍在推进”，都应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性损害。

结语

北京有能力在三个月内让网红主播补缴近千万税款，也有能力在更短时间内让律所案件止步不前。差距不在法律，而在把法律落到实处的决心与机制。

80年前，世界用鲜血宣誓：纵容掠夺，即为掠夺者的同谋；80年后，让“三个月”真正成为硬杠杠，让“准备移交”不再是一句搪塞——这既是对朱家先一个人的交代，更是对全体纳税人信任的回应，对“共同守护国库”这一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当代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