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今年20岁,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周末总爱约着朋友去球场打球,或是打卡新开的美食店,遇到有意思的旅行照片也会兴致勃勃地和我分享。可自从上大学选了电影学专业,整个人像是被按下了“重启键”,从前的阳光活力渐渐被一股“学术气”取代,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琢磨镜头的劲儿,有时候真让人觉得他像是被电影学“夺了魂”!
现在的他,整天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闷在房间里,书桌前的电脑屏幕永远亮着,键盘被敲得“噼啪”作响,双手像是长在了键盘和鼠标上,连吃饭都得三催四请。有天凌晨三点,我起夜时发现他房间还透着光,轻轻推开房门一看,他正盯着屏幕皱着眉,眼镜片反射着刺眼的蓝光,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个片段的调色还是太暖了,不符合剧情的压抑感!”“刚找到的素材有水印,得再找个无水印版本才行”“糟了,PR突然崩溃,刚剪的内容没保存怎么办?”“这首BGM版权太严,有没有替代的纯音乐能规避版权问题?”一连串的专业术语听得我一头雾水,只能默默帮他披了件外套,劝他早点休息。
更让人无奈的是,他现在张口闭口都是“镜头语言”“符号象征”“凝视理论”,连和我最简单的日常聊天都变成了小型“拉片会”。早上我随口说一句“今天天气真好,适合出门走走”,他立刻接话:“你这是在构建一个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叙事’,但这种看似平和的表达,其实掩盖了背后气候危机的潜文本——最近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好天气’反而成了需要被警惕的稀缺符号。”我气不打一处来,催他吃完饭把碗刷了,他却突然开启“论文答辩模式”:“你指派我刷碗的行为,本质上是‘社会性别表演’的日常复现,默认男性可以逃避家务,通过这种‘操演性’实践巩固了父权制的空间政治!难道你没看过香特尔·阿克曼的《让娜·迪尔曼》吗?里面早就揭露了家务劳动对人的异化。”
上周一家人去郊外爬山,站在山顶望着连绵的山峦,我由衷感叹“这景色真壮丽啊!”他却凑过来盯着山看了半天,一本正经地说:“你这种全景式凝视,完全是约翰·福特西部片里对风景的殖民主义视角,把自然当成被征服、被观赏的对象,本质上是将自然奇观化的霸权叙事,忽略了山川本身的生态意义。”我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还淡淡地补了一句:“你现在的沉默就像一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漫长的空镜里藏着情绪的暗流,其实是权力缺席的另一种在场。”
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如今要么动不动就说要“解构主流类型片的叙事陷阱”,宣称“所有商业电影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载体”;要么就抱着大卫·波德维尔的书啃一下午,对着电影分镜图反复画“轴线、轴线、再轴线”,嘴里还嘟囔着“越轴会破坏空间逻辑”。前阵子他失恋了,我还担心他会难过,结果他只冷静地总结:“这段关系不过是一次失败的作者论实践,我们彼此都不是对方预期的观众,叙事节奏从一开始就错了。”我劝他别总这么“钻牛角尖”,不然会没朋友,他却淡定回答:“友谊本身就是一种即兴的群体戏,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没必要追求叙事的连贯性。”
看着他整天沉浸在电影理论和剪辑软件里,把生活过成了一帧帧需要解读的镜头,我真是又无奈又心疼。电影学啊电影学,你真的把我的儿子变成了我快不认识的样子!
谁能猜全文中六部电影谁就是小电影家
参考文献
[1]剪辑,毁了我的女儿U]rednote, 2025,[2]广播学,毁了我的儿子J]rednote, 2025.08.
[3]哲学,毁了我的儿子D]rednote, 2025, 08.
[4]文学,毁了我的儿子J]rednote, 202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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