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中国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

这是一幅深入人心的画像：一个被无形之墙笼罩的国度，人民生活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思想受到禁锢，自由被无情剥夺。

新闻画面里，它总是与“威胁”、“压迫”、“扩张”等词语捆绑出现，似乎是现代文明世界里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帝国”。

这个形象，通过日复一日的渲染，已经烙印在无数西方民众的脑海里。

这个形象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幻影，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

睁眼说瞎话，还得看他们！

西方媒体究竟是如何构建那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的形象呢？

它们并非只是简单地进行负面报道，而是运用了一套系统性的、精密的叙事工程，通过选择性报道、歪曲事实、设置议程、双重标准等手法，将我国塑造成一个对内压迫、对外扩张的“邪恶帝国”。

而香港、台湾和新疆这三个议题，便是它们这套叙事工程中最卖力打造的“样板间”。

先说香港。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2019年的修例风波被描绘成了一场“美丽风景线”，是一场“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悲壮抗争。

画面里充斥着年轻的面孔、激昂的口号和所谓的“和平示威”。对于那些被暴徒点燃的商铺、被无辜殴打的市民、被瘫痪的机场和地铁，以及在混乱中熊熊燃烧的国旗，这些媒体却常常选择性失明。

他们绝口不提《中英联合声明》中白纸黑字写明的，香港的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负责。

当暴乱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时，中央政府依据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这本是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合法举动，却被他们歪曲成了“对香港自由的扼杀”和“对‘一国两制’的背弃”。

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国家的自由都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不能损害国家安全。

他们也从不告诉自己的受众，在英国对香港进行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市民何曾有过选举总督的权利？

恰恰是在回归我国之后，香港才开启了真正的民主进程。更有甚者，他们将英国单方面破坏《联合声明》的行为轻轻带过，却对百分之百遵守了声明的我方横加指责。

再说台湾问题。这更是西方媒体展现其“创造性”叙事能力的舞台。

它们将我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诉求，描绘成“大国对小岛的霸凌”和“对民主的威胁”。

为此，它们不惜篡改历史，混淆视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其中美国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我国，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

在这些公报中，从尼克松到卡特，再到里根，三位美国总统都承诺将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撤走在台的全部军事力量。这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

今天的西方媒体在报道台海局势时，对此类关键历史文件往往讳莫如深。

相反，它们大肆渲染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作为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法理依据。

这就好比一个人承诺不再闯入邻居家，回头却自己写了一张“可以随时进入邻居家”的纸条，并宣称这张纸条比之前的承诺更有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公然违背三位总统的承诺，重新向台湾派驻军人、出售大量武器时，这支毫无疑问的入侵力量，在西方媒体的口中竟成了“保卫民主”的使者。

它们将我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军事演训活动，形容为“咄咄逼逼的武力恫吓”，却对美国军舰不远万里开到我国家门口耀武扬威的行为，称之为“维护航行自由”。

这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叙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台湾问题从我国内政问题，炒作成一个“民主对抗威权”的国际问题，为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政制造舆论借口。

而新疆议题，则最集中地体现了西方媒体反华宣传的歇斯底里和毫无底线。

它们凭空捏造了“种族灭绝”、“强制劳动”、“集中营”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动用整个舆论机器，进行了一场堪比当年伊拉克“洗衣粉”事件的世纪谎言宣传。

为了佐证这些谎言，它们找来一些所谓的“幸存者”，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地讲述着漏洞百出的故事；它们利用卫星图像，将一些学校、工厂甚至居民楼，通过模糊处理和恶意解读，标注为“拘留营”。

这场谎言运动的高潮，是对新疆棉花的无理打压。它们声称新疆的棉花产业存在大规模“强制劳动”，并以此为由，煽动全球品牌抵制新疆棉。

然而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新疆的棉花生产早已实现了高度机械化，采棉机的使用率超过了90%，根本不需要大量的拾棉工。

面对质疑，一家被制裁的我国公司曾提交了长达一万页的材料，包括对其人力资源政策的独立评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美国方面却轻飘飘地以一句“这还不够”就予以驳回，彻底践踏了无罪推定的基本法律原则。

更让他们尴尬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晗女士，在实地走访新疆后，其报告结论不仅没有发现所谓的“人权侵犯”，反而指出正是美国的单边制裁措施，对当地民众的人权造成了负面影响。

对于这样一份来自联合国官员的、基于实地调查的权威报告，那些平日里言必称“联合国”的西方主流媒体，却像商量好了一样，集体选择了沉默和无视。

香港大学教授蒂姆·萨默斯曾耗费数年时间，研究了数千篇英国媒体关于我国的报道，他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文章都带有明显的负面基调，积极正面的报道凤毛麟角。

这充分说明，对我国的抹黑已经不是个别媒体的偶然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有组织的舆论战。

扒下底裤，原来图的是这个！

当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戳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浮出水面：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去妖魔化一个与他们远隔重洋的国家？

这背后绝非简单的文化差异或信息误解，而是掺杂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复杂图谋。

首先，最核心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全球霸权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习惯了在全球颐指气使。

为了维持这一地位，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敌人”。这个敌人既能用来凝聚国内共识，又能用来团结盟友，还能为其庞大的军事开支提供合法性。

苏联解体后，这个“敌人”的岗位一度空缺，恐怖主义曾短暂地填补了这一角色。

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一个体量巨大、制度不同、潜力无限的东方大国，便成了这个“头号敌人”的不二之选。

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其后十几个国家的总和，占据了全球军费的半壁江山。

如此天文数字的预算，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分量的“威胁”作为理由，如何能说服国会和纳税人买单？于是，“我国威胁论”应运而生。

媒体上关于我国军力发展的渲染，关于我国“军事野心”的炒作，本质上都是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服务的。

毕竟，没有战争，没有敌人，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斗机、航空母舰卖给谁去？

其次，将矛头指向我国，是转移国内矛盾的经典伎俩。

近年来，西方社会内部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产业空心化导致大量失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种族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当政府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束手无策时，树立一个外部敌人，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引向国外，就成了一剂屡试不爽的“解药”。

媒体的功能，就是配合政府完成这一议程设置。

今天炒作“我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明天渲染“我国的黑客窃取了我们的机密”，后天又警告“我国的投资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

在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轰炸下，一个普通美国民众很难不将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咎于那个遥远而邪恶的“东方帝国”。

这样一来，政客们便可以轻松地逃避自己治理不力的责任。

再者，这场舆论战的背后，也隐藏着遏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险恶用心。

当我国在5G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开始挑战西方长期以来的技术垄断地位时，一场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科技战便打响了。

打压华为等我国高科技企业，需要舆论的配合。

于是，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这些企业“为军方服务”、“存在后门”的无端指控。

同样，通过炒作新疆的“强制劳动”议题，打压我国的光伏产业和纺织产业，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维护西方自身的产业利益。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科技和经济领域的霸凌主义，却被媒体巧妙地包装成了“捍卫人权”和“维护公平贸易”的正义之举。

对于这场舆论战的更大结局，则是我国在各种围追堵截和污蔑抹黑中，依旧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8亿人脱贫的伟大成就，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抹杀的人间奇迹。

遍布全球的“一带一路”项目，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对“我国威胁论”最有力的回击。

反观那些抹黑者，他们的经济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困境，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欧美民众对我国的负面看法比例确实在升高，这证明了舆论战的“成效”。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基于谎言的敌意，最终也会反噬自身，让他们错失与我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会，也让他们在偏执和傲慢中，逐渐失去看清世界发展大势的能力。

参考资料：澳媒揭露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真相：“它们不会告诉不想让我们听到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