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作品中的方言，可以看到作家的语言习惯

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关注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因为这些方言和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不一样，也和很多读者的语言习惯也不一样，却能反映作家的语言习惯。

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方言，作家正好生活在那个方言区，可以运用那些方言，而其他地区的读者却不知道，需要查阅有关资料，才能知道那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孙犁的《风云初记》用了华北地区的方言，其中有一句这样写“我们这些土豹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见不到指示。”还有“脱坯打土砖，明儿还着忙脱坯，秋后好扒炕……”都是华北地区的方言。华北地区的读者一看就懂，而别的地区的读者看起来就有些困难，需要查阅有关资料。不管是“土豹子”，还是“懵着头”，还是“脱坯”“扒炕”，都是方言，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意思。赵树理的小说方言土语更多，读起来很顺畅。他认为运用方言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忌讳，“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运用东北方言，在《山乡巨变》中运用湖南方言，贴近当地的风情风貌。柳青在《创业史》中叙述语言使用书面语，人物语言则使用陕西方言，兼有史诗的庄严和生活的生动。但一些作家本身处在方言区，要想让更多的读者接受，就要改变方言，把方言“翻译”成现代汉语，或者说“翻译”成以普通话为主干的语言，就有些别扭了。

其实没必要非得搞方言对普通话的“翻译”，只要作家感觉能够完全把握，读者能够接受，就可以大量运用方言。金宇澄写的《繁花》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影响力非常大，是用上海方言写成的，并不影响推广和接受。古典白话小说《水浒传》中就有很多方言，鲁智深说的“洒家”是宋元时期关西方言中男子的自称，相当于“我”或“咱”。武松手里拿的“哨棒”也是一种方言称呼。“哨”用来形容细长而直的东西。李逵说的“俺”是山东、河南地区的方言，指代“我”。杨志的“恁地”是北方以及部分南方方言，是“如此”“这样”的意思。宋江的“端的”是从古语流传下来的，意思是询问事情的真实情况或细节。此外还有“干鸟事”，意思是“屁事”，常用于表达对无关紧要的事情的轻蔑态度；“打熬筋骨”，意思是锻炼身体。还有很多方言，都可以体现作者的语言习惯。鲁迅小说中，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九斤嫂“搡”给饭碗，四铭的“汇”出手来，《故乡》中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村庄，《在酒楼上》河水一块“咬”着小棺，《白光》里陈士成赶考落榜后神经错落时“撞”着一条黑影，这些都算是绍兴地方的日常方言，贯穿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还起着炼字的效果，能够体现鲁迅的语言习惯。

作家创作小说，会不自觉地带出语言习惯，即便他们经过字斟句酌的思考，也照样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语言习惯。尤其是作品中的一些方言，不仅体现作者居住的方言区语言习惯，而且很多方言都具有传统的特色，有的直接来自古语，不但用语贴切，而且古香古色，透着一种可爱。倘若所有作家都摒弃了方言，完全用普通话的腔调来写，用普通话的语言习惯来指导写作，最终弄得同质化现象严重，也就失去了方言的魅力。虽然媒体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方言并不能完全被消灭。普通话显得高大上，全国通用，而方言就不是这样。有人到了上海，根本听不懂上海方言。有人到了新疆，听不懂新疆地区的方言。方言是一个地区形成的，有着颇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并不容易被普通话完全同化。作家从小生长在某一方言区，语言习惯会逐渐形成，而这种习惯里掺杂了大量的方言运用技巧，并不是说丢就能丢的，也不是说改造就能改造的。作家可以学习其他地区的方言，用其他地区的方言写作小说，但并不能完全丢弃自己的方言。就像学习一门外语一样，作家可以学习另外的方言，可以学习多种方言，也可以学习普通话，但故乡的方言却始终刻在他的潜意识里，一旦写作或说话，就会暴露出来。

通过作品中的方言，可以了解作家的语言习惯，尤其了解作家生活的点点滴滴。不管是鲁迅写的《社戏》，还是周作人写的《乌篷船》，都有绍兴地区的方言特征，也都有那个地区的风物特征。虽然很多作家都力求用普通话的语言习惯来写作小说，但他们的方言会时不时蹦出来。不管是刘震云写的河南方言，还是陈忠实写的陕西方言，都是那么地道。作家就是运用书面语言来创作作品的，也是要搞一些语言创新的，倘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作家就会制造语言垃圾，而没有什么语言上的创新。作家写出的作品不但要以生动的故事感人，而且要有语言上的创新，加入了地方方言以后，让作品更具有特色，尤其是语言方面，能够体现作家的语言习惯，也能够让读者通过这样的方言推测作家的语言习惯。一般来说，很多作家创作的时候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并不肯完全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而读者可以通过作家的方言来推测他的情绪和情感。往往这种推测是恰当的，也能够了解作家的整个语言习惯。倘若读者能够细心研究作家作品，就可以根据他的作品总结出他的语言结构，总结出主谓宾的搭配，知道在什么时候加入方言，在什么时候运用普通话的语言习惯来写，就可以模仿作家的这种语言习惯来写作。很多人模仿鲁迅，居然有那样的味道，模仿沈从文也不错，但最终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形成自己的语言创造，不然只是东施效颦，效果并不好。

通过作品中的方言可以推测作者的语言习惯，甚至可以总结作者的语言架构，模仿作者的语言习惯。但很多作家并不能完全运用方言，不然弄的作品就真的让人看不懂的，需要进行普通话结构的改造，又不肯全都改造，就只能保留一部分特定方言，算是保留了语言特色，也凸显了自己的语言习惯。正是这种凸显语言习惯的方言，让读者得以“见一斑而窥全豹”，看到作家语言习惯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