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如何指挥二野大军席卷大西南的？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使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他们积极组织残余力量退往华南、西南、西北、台湾等地，企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负隅顽抗。

刘伯承

　　华南和西南是国民党要保住的重点区，蒋介石不惜血本，将其残部中仅有的两个主力集团，布防在这两个地区(白崇禧集团在华南，胡宗南集团在西南)。为了保住西南这个所谓的“反共堡垒”，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给他的追随者和残部打气：“今日重庆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下达了进军华南、西南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主力和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等部，担负了解放大西南的重任。

进军西南示意图

　　当时，西南的国民党部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保住西南，以四川为防守的重点，依秦岭山脉构成主要防线，企图阻解放军由陕入川。而防守秦岭又为其重点的重点；至于川东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势险要，并有白崇禧的重兵防守，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绝不会选择其为入川口。这种错误的判断和部署，注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失利；另一方面，蒋介石已知自己此时处于绝对劣势，为保存其残余力量，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力求避免与解放军决战。

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敌情，拟定了进军西南作战的要旨：避开敌人的正面防守，出其不意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各个歼灭西南之敌。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路；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率领下由陕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

邓小平政委

　为了迷惑蒋军，保证第二野战军从川黔边实行大迂回和大包围的突然性，一野部队对蒋军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陕南和鄂西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进行佯动；刘伯承则率二野指挥机关和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向湘西开进。为了隐蔽企图，从南京到徐州、郑州的一路上，刘伯承一再公开露面，大肆声张。到徐州时，刘伯承与陈毅会面，庆贺胜利；到郑州时，刘伯承公开出现在郑州车站迎候的群众中间，故意放风，宣布解放军要向四川进军，佯示西进；然而，从郑州始，解放军却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秘密南下，从此，刘伯承的行迹突然“失踪”，他的一切活动只限于军内较高层领导知道。南下到武汉时，刘伯承只出席了二野在武汉一个电影院召开的欢迎四野同志的极小规模的内部联欢会；到达长沙时，刘伯承也只在内部接待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采访——这次采访使西蒙诺夫得出了一个结论，称刘伯承是他所见过的谦虚将军里的最谦虚的一个⋯⋯所有这些活动更加造成了蒋军的错觉，使其对解放军真实的战略企图毫无所知。

二野参谋长 李达

　　进军西南是非常艰苦的，行军的路程达四千里(四兵团则达八千里)。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多月的阴雨，加之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前进的道路上又横亘着起伏不绝的山脉，山势陡，湍流多，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由于有华东、华中人民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队物资准备尚好(特别是每人备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二野所有部队士气高昂，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坚定地向指定目标进军。

　　十一月一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及十军，以突然迅速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同时，二野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蒋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解放军在湘西和湘鄂边的宽约一千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从陕入川的意料，从而打乱了他们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蒋军开始准备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川黔作战遂进入关键时刻。这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对蒋军的动态作了详细的分析，立即果断地于十一月十一日指示二野五兵团和十军，坚决隔断宋希濂、罗广文七个军向云南的退路。

五兵团司令 杨勇

　　二野部队按照刘邓的指示，加速猛进。十一月二十一日，五兵团解放了贵阳，十六、十七两军已集结于贵阳周围，十八军即将到贵阳，十军即将到达遵义，四野主力一部已在咸丰西北歼灭宋希濂部十四兵团(五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就更需精细、周密；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放跑敌人。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又一次对敌人的行军速度和路线，以及解放军相关的行动，作了精确的计算，立即指示五兵团及十军加速行动：

　　“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指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全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

　　刘邓同时指示右翼的三兵团不要迅速行动，避免打草惊蛇，“以正面拉敌多几天为有利，”“特别是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

　　从发给三、五兵团的一系列的电报指示中，足见刘伯承用兵的科学性。过去，刘伯承常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讲：做事要有计划，计，就是计算时间；划，就是划路线图。他的这种奇特的提法，抓住了做计划的要害关键，即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说明他极善于在战役兵力布势和战役进行的全过程中，按照战争规律解决时间和空间变化的问题。

　　蒋军的动向果然不出刘伯承和邓小平所料，他们也在同解放军争时间、抢速度。十一月二十三日，宋希濂在南川召集部将密商出路。商议后的结论是：“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选定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这时，时间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空间；谁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谁就赢得了胜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那样：“如果说在贸易上时间是金钱，那么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但是对于宋希濂来说，他的计划和步子太迟了。二野各部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精确、有力的指挥下，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他们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南川城，切断了蒋军西撤綦江的退路；二十八日，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三万余人，宋希濂率残部丢下乘骑、行李，狼狈地步行逃命，于十二月十九日被二野全歼于大渡河两岸，宋本人亦被俘。

宋希濂

　 在二野五兵团及十军截击围歼宋希濂集团的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又指挥二野三兵团，于十一月三十日粉碎了蒋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随即解放了国民党“陪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市。

三兵团司令 陈锡联

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刘伯承曾在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大会上讲演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一年七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刘伯承的这一预言终成现实——蒋介石的“三都”都被解放军攻克了。

　　重庆，是刘伯承早年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地方。岁月流逝，二十多年后刘伯承胜利班师重庆，感慨万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连续多次出席了工人、学生和工商者等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说和报告。他在工人座谈会上说：

　　“我们作为一个解放军军人，一个政府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解放了的重庆人民大众和工人同志们见面谈心，是何等高兴呀！我想到大革命时代，在重庆遭到‘三·三一’惨杀与顺泸起义失败，老工友、老战友、老同学们都被蒋介石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及在重庆解放前，重庆工友的斗争消息，我们时常从远处听到，而今天则是亲眼见到工友们护厂的英勇斗争与解放军的作战密切配合，特别是能在一起聚会，是经过了多少斗争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为时四十天的川黔作战胜利结束。由于刘伯承对地形、敌情的判断及敌退我进的行程计算精确，部署适当，指挥有力，使解放军能够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对川黔蒋军大迂回、大包围和大歼灭的任务，共歼灭敌军一个兵团部、十个整师及五十一个师的大部，计七万六千余人，解放了重庆、贵阳等一百三十二座城市。

　　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转而把全力集中在歼灭蒋介石最后的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上。为了全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川黔作战结束前的十二月六日，命令二野部队继续西进，切断胡部之退路。他们在命令中指出：

　　“我军渡江(指北渡长江)，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一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成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

　　遵照刘邓的命令，二野三、五两兵团于十二月十一日由纳溪、自贡、内江、遂川等地，开始向乐山及其以北地区挺进，至二十日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退路。解放军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了口袋形阵地，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部完全被解放军包围。

贺龙

　　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起了大陆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成都战役。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分析，敌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个方向突围和进行最后顽抗，因此要求部队行动必须十分谨慎，加强纵深配备，组织密切协同，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战场上的事态发展正如刘贺邓所料，敌人先是多次发起攻击，企图向西南突围，而后负隅顽抗。由于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准确预计和英明指挥，胡宗南集团主力被刘邓大军一口一口吃掉，最后只剩下了成都一部孤立守敌和少数逃往西昌的部队，胡宗南见势不妙，只身逃往台湾。

　 至此，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整个作战计划基本结束。此次作战，历时两个月，在兄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共歼灭蒋军正规军、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九十万人。

刘伯承在为《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作题词时，概括地总结了二野进军西南作战的经验，他指出：“西南进军⋯⋯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其切实执行了本军委布告的八项规定，收效很大。”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重庆市人民在市中心解放纪念碑前广场，举行十万人的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刘伯承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庄严地宣告：

　　“西南解放，是在全国总胜利的局面下在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胜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诺兰在重庆商定的大陆上作最后挣扎的一套阴谋，已被我军的伟大胜利完全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