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寻访南朝硕儒顾野王：亭林读书堆的千年回响

金山亭林寻访顾野王(03:04)

北宋王安石曾慕名寻访南朝顾野王故居遗址，但因时间匆匆，“一时暂游，不暇考…”（赵孟頫撰《宝云寺记》），便发出感慨：“寥寥湖上亭，不见野王居。”千年时空的感叹，寄托了后人对这位南朝隐士与百科式学者的追慕。

顾野王是南北朝梁陈间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字学家、史学家、书画家，所著《玉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其编纂的《舆地志》是全国性总志，有着一代硕儒、江东孔子的称号。澎湃新闻“文化中国行”近日来到金山亭林，在烟雨江南间重新探寻这位历史上知名的隐者留下的文化脉络。

从亭林“读书堆”的土墩，到古松园的虬枝，再到跨越中日韩的《玉篇》、敦煌残卷中的《瑞应图》，顾野王的生命轨迹与精神遗产，依旧在江南与东亚文明之间回荡。

顾野王像

顾野王生于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卒于陈太建十三年，即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 ，终63岁。

顾野王出生于江东吴郡四大姓之一吴郡海盐县亭林顾氏，其先祖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出生海盐亭林顾胥塘畔，他的父祖皆以儒术知名当时。据《陈书》记载，“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二十岁前，顾野王是在读书求学中度过的——“长而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

二十岁时，顾野王开始了仕宦生涯。他被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萧纲之子，萧纲称帝后，大器被立为太子）招之为宾，宾客中还有文学家王褒。顾野王擅长丹青，有一次，宣城王修造学舍，令顾野王画古代圣贤像，命王褒题写书赞，被时人称为二绝。

此后、他受太子萧纲之命历时五年编写《玉篇》，他以一人之力整理出这部三十卷的字书，为东亚汉字文明打下基础。“侯景之乱”后，顾野王回到先祖顾雍故里——亭林，长期居住并著书于此，自号“亭林”，他的三十四世孙顾炎武，追慕先祖，也号“亭林”。

《玉篇》唐代抄本

读书堆，顾野王闲居亭林

在金山亭林镇，有一处名叫“读书堆”的遗迹。

“读书堆”位于亭林镇寺平南路与大通路交叉处，若不注意，只以为是个形如小山、草木茂密的土堆，但当得知，这便是此行要探访的顾野王结茅筑屋、读书写作之地，不觉肃然起敬。

“读书堆”原名读书墩，宋代避讳，改“墩”为“堆”，当地人称“大寺山”，是上海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

位于金山亭林的顾野王“读书堆” 遗址。

据上海顾野王文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蒋志明介绍，“读书堆”是古时“亭林八景”中唯一仍存的遗迹。近年来，亭林镇以顾野王为文化坐标，复建亭林书院、立顾野王雕像、开顾公广场，努力唤回那段隐于江南烟雨中的书香往事。

“读书堆”边，顾公广场上顾野王雕像。

“顾公广场”有一段文字说，唐大中十四年，亭林宝云寺僧掘得残碑记载：“寺南高基，顾野王曾于此修《舆地志》。”（源于《松江宝云寺记》）

赵孟頫《松江宝云寺碑册》 清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舆地志》的编纂要追溯到六朝时期，地志大为兴盛，但卷帙繁多、内容多有重复、不成系统。据 《 隋书·经籍志》 记载， 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成《舆地志》三十卷，可视为“汉魏以来地理典籍之集成”。

此书不仅详考山川形胜、沿革郡邑，还首创以引用文献、注出处之法，为后世方志体例所沿用。虽原书于宋代早佚，但佚文散见于唐宋以来的历代文献的征引。

更值得一提的是，“沪”字之得名，也可追溯至顾野王。《舆地志》中，他对“扈”（即竹制渔具）所作详述——“插竹列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而没，潮落而出，鱼蟹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这被认为是上海简称“沪”的最早文字来源。

虽然经历千余载斗转星移，残碑记载“寺南高基”依旧可以对应于当下地理位置。澎湃新闻记者随蒋志明从顾野王“读书堆”沿着寺平南路步行，不远就能看到几乎隐没于居民楼前的宝云寺旗杆石。

居民楼前的宝云寺旗杆石

宝云寺建成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相传曾有1048间，梵宇轩昂，绵延数华里，号称“江南名刹之五，华亭之最”。由于饱经自然灾害及战火沧桑，宝云寺屡修屡毁。千年悠悠，宝云寺所存遗迹现已寥寥无几。

宝云寺桥

其中，属亭林八景的寺内楞严塔（又称“飞来塔”），如今只剩中柱“石经幢”，存于亭林小学；更为知名的松雪碑（又称“子昂碑”），为元代宝云寺整修时牟巘撰、赵孟頫所书 《松江宝云寺记》。如今，仅碑座、碑帽及残碑存于金山区博物馆。

金山区博物馆内“子昂碑”复刻版

赵孟頫所书 《松江宝云寺记》拓片

从留存的拓片可知，碑文记述松江宝云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元代主持净月重修寺院的情况。文中多次提及顾野王与亭林的关联。讲述顾野王曾在此著《舆地志》，并记“断碑再现于梦境”之奇异经历，更添崇敬、神圣之感。

顾野王“读书堆”

从剔牙松到古松园，两株松的文化对话

亭林之地，有两株松树最为人称道，一为顾野王“剔牙松”，一为元末杨维桢亲植“江南第一松”。前者已佚于岁月，后者仍挺立于古松园中。它们一在历史，一在现实，却都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之中。

据明代陈继儒撰《松江府志》：“读书堆有大树剔牙松，成化初（1465）犹存。”这棵松树不仅是顾氏日常生活的写照，更因其与读书、著述相伴，被赋予了清修与简朴的士人气息。剔牙松由此成为顾野王文化形象的象征性一景，亦映射出南朝文人归隐山林、以文修身的理想境界。

杨维桢小像

到了元至正十年（1350年），自号“铁崖山人”的文学家、书画家杨维桢（1296－1370年）到亭林游“野王读书台”，相传正逢其五十五岁寿辰，亲植罗汉松以志寿庆，又称“铁崖松”。此后，他居于亭林东街，寄情林泉、与陶宗仪等以文会友。

亭林复兴东路“古松园”的介绍，书法来自亭林当地供销社职工、书法家胡伯平。

这棵相传由杨维桢手植的“铁崖松”，位于今复兴东路“古松园”内。“古松园”建于1986年，园南一条池溪横贯。门口由亭林供销社职工、书法家胡伯平（1933－2020)先生书写的介绍，讲述着这棵“江南第一松”和“古松园”的历史。入门绕照壁、过连廊，便见一组小景。古罗汉松倾斜，附有支撑；与其相邻的北侧还有一棵厚壳松、一口古井。据旁碑石介绍，厚壳松植种于清同治年。

相传由杨维桢手植的“铁崖松”

园内安静，仅工作人员清扫落叶的沙沙声。就杨维桢而言，这棵松树并非仅是隐士的园林装点，更是心中先贤风骨的追慕之物。至正二十年（1360年）杨维桢在《读书堆记》中写道：“予入淞，首慕顾野王，读书堆者，在亭林苍翠间，未果往也。”诗中就明言对顾野王的尊崇，从杨维桢手植“铁崖松”对应到顾野王“剔牙松”，盛载着元代文人的咏史幽思，也是顾野王文化气质与生命姿态的延续。

“古松园”内，“铁崖松”与厚壳松、古井构成一组风景。

顾野王与《玉篇》：一部字书的千年回响

除了地理志业，顾野王另一部传世巨著是《玉篇》——这是南朝时期一部系统的类书式汉字字典，成书早于《康熙字典》一千多年，是隋唐以降中国识字、授课的重要工具书。

在亭林镇有一顶“雨粟桥”，取自仓颉“天雨粟”的“雨粟桥”，仿佛在悄声述说顾野王文字事业的延续。

在顾野王生活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杂居融合，文字运用陷入混乱。同时，佛教的盛行带来许多新字、新词，而从篆书、隶书到楷书的字体转变，也给人们日常的阅读书写造成了不便。因此，规范字形、统一标准，势在必行。于是，梁武帝任命顾野王为太学博士，授意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年轻的顾野王欣然接受，他翻阅大量资料，搜集考证汉魏齐梁以来的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加以取舍编定，笔耕不辍，历时5年于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完成书稿。这一年，他年仅25岁。

顾野王所著《玉篇》

“玉篇”一名，传说来自顾野王之父顾烜的教诲：“字如玉一样珍贵。”顾野王在《玉篇》序中写道：“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进。”他深知文字的力量不仅可以传之久远，还能跨越万里时空，使人心相通、文化相连。

在研究者蒋志明看来，李斯统一了中国文字，许慎编了第一本中文小篆字典《说文解字》，共收录9353字，而顾野王编了第一本楷书字典《玉篇》，收录16917字。这部字书不仅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产生深远影响。

《玉篇》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流传广泛，还随着遣隋、遣唐使东传日本，对日本古典文献与汉字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日本《类聚名义抄》等文献常常援引《玉篇》，而日中古辞典的结构与部首分类法，也多有借鉴其体例。

《玉篇》最早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高僧空海赴唐求法时，将《玉篇》随佛经一同带回，藏于高野山真言宗寺院，并据此编撰了《篆隶万象名义》。此后，《玉篇》开始在真言宗寺院中广泛流传，并逐渐传播至日本社会各阶层。

亭林《玉篇》体验馆的展柜中，陈列有不同版本的《玉篇》。

至公元891年，日本官方文献《见在书目录》中已有《玉篇抄》13卷的记载。这些版本成为日本各大藏书机构的宝贵典藏，如宫内厅书陵部、国立公文馆、静嘉堂文库等地皆藏有宋刻本或残卷。

亭林《玉篇》体验馆的展柜中，陈列的《大广益会余篇》

在亭林“读书堆”边的《玉篇》体验馆的展柜中，陈列有唐代抄本《玉篇》第二十七卷残卷1883年影印本、韩国朝鲜时代《全韵玉篇》1819年刻本等，静静讲述着《玉篇》对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力。

韩国朝鲜时代《全韵玉篇》

画家顾野王：敦煌残卷的线索

顾野王不仅是文学名家，也是书画传承的重要一环。他是虞世南的老师——后者被誉为“初唐四大书家”之一，其书法被欧阳询称为“能追钟王，兼擅二体”。

顾野王还是一位“南朝第一流的画家”，且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列举从轩辕到唐的画家，整个陈代，只有顾野王一人。

在《陈书·顾野王列传》出现过的顾野王著作，除了《玉篇》《舆地志》，还有一部《符瑞图》。如今，三者都已无原著全本，这也正是顾野王不大为后人所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顾野王的画是何模样？

在敦煌石窟中，一部编号 P.2683 的《瑞应图》残卷，为后世留下了隐约的线索。

敦煌《瑞应图》局部

这卷残本现藏于巴黎，纸色微黄，图文相间。学者们注意到卷中反复出现“旧图不载”的提示，这恰与顾野王自称“益采图纬”的写作方式相契合——即凡旧籍未见之瑞，他便补以图证。这一点，被视为两者渊源的重要凭据。

北大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爽，近年在对该卷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残卷的编排方式、图像风格以及图文分区的规整性，都符合南朝人文士“图书合璧”的传统。若说敦煌遗存中可寻顾野王的身影，P.2683《瑞应图》或许正是一个罕见的佐证。

换言之，亭林书声未止，顾氏遗泽亦远播敦煌。这卷残本不仅是敦煌文献的孤本，更让顾野王“图以补文”的学术方法，穿越千年得以重现。

亭林老街

王安石的“寥寥湖上亭”是一声千年前的慨叹，然而亭林并未让顾野王消失于历史的尘埃。读书堆、剔牙松、玉篇残卷、敦煌遗本，串联起的正是江南文脉的坚韧与绵长。顾野王既是江南士人的象征，也是汉字文明的重要奠基者。近千年后，循迹亭林——读书堆前，青草萋萋；古松园里，杨维桢亲植的罗汉松依旧斜逸苍劲。我们不只是寻找一位南朝文人的旧居遗址，更是在追索中国文化精神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