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林彪还年轻的军级干部，16岁是许世友勤务兵，20岁成许世友上级

“1937年3月12日凌晨两点，梨园口的山坳里，一个声音压低了嗓子：‘政委，敌人又上来了！’”话音刚落，陈海松抖了抖满是泥浆的棉服，回头笑了笑，“再坚持十分钟，让兄弟们都撤下去。”那一笑，像是在夜色里点起一盏灯。

当日拂晓，西北风裹着黄沙扑来，红九军的伤员几乎躺满了山腰。敌军火力凶猛，弹片打在石头上蹦出火星。陈海松握着望远镜，不时朝侧翼瞟一眼，生怕哪支小队掉了队。越是紧要关头，他越是显得轻松，这份淡定让周边战士咬牙继续硬撑。

镜头先停在战场，是因为他最后的选择与一生的轨迹互为注脚。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秋天，大别山的夜也这么凉，只是那时13岁的陈海松还在竹林里捉螃蟹。自从听到赤卫队唱《工农子弟歌》，他突然明白山外有更大的天地。

1930年，乡苏维埃动员儿童团，陈海松第一个报了名。稚嫩肩膀背枪站哨，豆大的汗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却乐在其中。村里老人摇头：这孩子怕是“野”了。父母心思活络，想趁早给他娶亲“拴腿”。为了稳住家人，他装出一副安分样子，每天扛锄头下地，其实耳朵时刻竖着，等待红军经过。

机会来得很突然。一个晌午，队伍的号声在田埂那头响起，陈海松把锄头往地下一插，撒腿追了过去。身影一晃就不见了，只留下一行浅浅足印。进入部队第一天，他被分到许世友身边当勤务兵。许老总上下打量他，咧嘴笑：“小不点儿，看着精灵，留在我身边准没错。”

“会打，也敢打”，许世友后来回忆，这个小兵最先学会的是机灵地保存实力，再狠狠给敌人一拳。1932年春的宣达战役，陈海松大腿被炸出一条血槽，他把皮带一勒继续指挥，直到守住山头才躺进临时救护所。没有麻药，炙烤的止血刀贴在肉上，他咬破了嘴唇也没吭声。

教科书里常提林彪23岁任军长，速度惊人。可毛泽东拿到红九军的任免电报时，还是惊了下：“20岁当政委？红军还真有人比小林更早挑大梁。”那一年是1934年，陈海松整整小林彪三岁，却已成为许世友的“顶头上司”。许世友打趣：“昨日还是我的娃子，今日成了我的领导，红军就是神奇。”

职位变化没有改变他的“圆脸笑”。战士们背地叫他“小胖政委”，一来亲切，二来他从不摆谱。遇见哨兵，他必停下脚步握握手；看到伙夫抬水，同样顺手搭把肩。有意思的是，他读书入迷时全然忘我。一次师长找他签训令，问旁边看书的小个子：“陈政委在哪儿？”陈海松抬头晃晃书页：“前面屋里。”引得战士们偷笑，师长才反应过来这就是政委本人。

对伤员的那份心疼，更像家兄长。陈宜贵肚痛，他掏出缴获的藏红花熬水：“先顶一口，疼过这阵再说。”夜幕深了，他守在帐篷口不走。罗应怀在阵地上被炮片击中，命悬一线。撤退号角响起，陈海松冲回火线上拖着人往回拉：“活着的，一个也不能落！”

西路军西征期间，张国焘的“左倾”情绪笼罩前线，个别干部动不动拉山头。陈海松却天天跑到朱德处请教，“总司令，好多事我没想明白，您给掰扯掰扯。”朱德拍他肩膀，“娃娃，少读两页书，多想想兵心。”从此，红九军开会，政治和军事往往能拧成一股劲，与其他部队的“吵架会”形成鲜明对比。

转眼到1937年，血战梨园口前夕，红九军已在祁连山一带鏖战月余。弹药紧缺，棉衣破洞，士气却未涣散。12日清晨敌军抢占制高点，陈海松判断硬拼等于送死，决定掩护大部突围。陈宜贵红着眼不肯走，他摁住对方肩膀：“快下去！多活一个算一个，这是命令！”

机关组撤出后，山包上只剩百余人。敌军高喊“共军没子弹了”，冲势如潮。陈海松抓起仅剩的6发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匣。“警卫排，跟我来！”他率先翻出壕沟，冲锋两次暂缓了敌人的推进。可第三波冲击里，一梭机枪火光从右侧扫来，他胸腹连中八弹。战友赶到身旁，他只是摆摆手，想说什么，终究没再出声。

半小时后，最后一簇火力点被敌人淹没。战场静得可怕，只剩焦草幽幽冒烟。红九军那面打着补丁的军旗，被几名伤员卷在怀里突围出去。三天后，幸存者到达安西，与主力会合。一提陈海松，没人说话，只听得见风吹帐布的声音。

多年后，朱德在一次谈话里叹气：“要是陈海松还在，该是怎样的骨干啊。”徐向前回忆西路军时也说：“九军少不了他，他是核心首长。”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20岁的他已站到军级岗位，升迁之速让人咋舌；可更让人牢记的，是那张沾满尘土却依旧带笑的圆脸。

史料能记下的数字有限，无法完全展示他的锋芒。同样无法记录的，是大别山竹林间少年的脚步声，是梨园口夜空里那一句“再坚持十分钟”。时间把一切都吹散了，只留下名字——陈海松，一位没能看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年轻政委，却早早把生命压在了民族命运的赌桌上。

在很多老兵心里，他不是传奇，而是身边真实存在过的“小胖政委”。在一次访谈里，已白发苍苍的陈宜贵说：“我有时梦到梨园口，他回头冲我笑，那笑跟当年一样。”简单一句，胜过所有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