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国企面临下岗潮，杨成武怒言：让工人自生自灭，我不同意

“1997年11月12日上午十点，北京东四一间简朴会议室里，我不同意！”八十三岁的杨成武抬手砸了砸桌沿，声音不高，却把窗外的寒风都震住了。坐在对面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与老厂长沉默片刻，有人轻声答道：“杨老，总量控制压力大……”他摆摆手：“再难，也不能把几十年的老工人撂在路边。”

那一年，国企减员增效进入加速期，几百万人拿着一张红印信封离开熟悉的车间。新闻里喊着“市场倒逼改革”，可在杨成武眼里，工人不是统计口径，而是跟他一起扛过枪、修过飞机跑道、支前送粮的“自己人”。旁边有人提醒他已退休多年，不必操这份心，他眯着眼回答：“离岗不离人民。”

熟悉杨成武的人都知道，他说这句话不是姿态，而是信条。1914年腊月，他出生在福建长汀县一个佃农家，冬天的菜窖里只剩一把霜打白菜，却硬是啃着旧书学字。十六岁参加闽西暴动，他在祠堂口对乡亲说：“翻身不靠等，得自己闯。”那股子“闯劲”把他一路推到工农红军第四团。

1935年5月，大渡河水如沸。杨成武、黄开湘率红四团沿山崖奔泸定桥。雨夜里脱鞋塞怀，脚板被碎石划得血迹斑斑，他回头吼：“有一个掉队，全团脸上无光。”桥板被敌人拆得只剩铁链，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攀索前进——火舌漫桥，河水轰鸣。两个小时后，红旗插上西岸。杨成武数人头，只剩下自己和十几名轻伤兵。他没掉泪，把军帽摘下，低声说：“记住，他们是为老百姓死的。”

五十一年后，也就是1986年长征胜利纪念日，他回到泸定。江面风平浪静，桥板已换成坚固木梁，他倚栏默默良久，自言自语：“战友，你们要是看见今天的日子，心里该踏实了吧？”陪同的县干部记得，他那天中午什么都没吃，只在纸上写下八个字：不弃群众，不负牺牲。

这种执念，被他带到了九十年代。改革是阵痛，他承认；可当旧车间关灯、汽笛停响，他举例：“红军长征，最难时也要把老百姓带上。现在怎么能把工人撂下？”在那场专题座谈上，他建议三件事：其一，设立再就业基金，由盈利央企按比例捐助；其二，保留最基本的医疗、住房配给；其三，动员老技术骨干建师徒传帮带中心，“别让几十年手艺烂在抽屉里”。有人以“预算不足”婉拒，他抬头加重语气：“当年运枪，没子弹也得上！”

会后，他把自己每月的离休金一分不少全投进“安置困难职工互助会”。家人担忧，老将军笑道：“我还能吃几碗饭？”报纸没有大篇报道，但下岗工人私下传着：“杨老真够意思。”

时间来到1998年春，多地出现首批再就业服务中心，第一笔启动资金里，能查到杨成武和几位老兵的汇款记录。成效并不完美，可至少开了个头。那年盛夏，东北一家老厂的技师马明辉给他写信：“多亏那间中心，我又进了维修队。”短短几行字，老将军读了三遍，把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抽屉。

2004年2月14日清晨，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安静地闭上眼睛，桌上那只旧皮箱仍放着“互助会”收据。告别仪式那天，细雪不停地落，排队的人从西长安街拐到阜成门。有人说：“他是大将军。”也有人说：“他是给我们说话的人。”陆军某师的中年军官朝灵柩敬礼后轻声嘟囔：“工人不能自生自灭——我记住了。”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工厂的汽笛声却仍在新时代的街角回荡。那些被他惦念的工人、农民、战士，才是他一生最深的牵挂。杨成武用八十九年的脚步告诉后人：不管风浪多急，把人民装在心里，才能站得稳，也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