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新钥匙 | 社会科学报

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在前提性反思中探问时代之基、文明之根和人性之要，支撑人现实的实践力和批判力，既是人具体发挥能动性的现实历史方式，又是人类真正实现创新与创造的前提。

原文|人工智能时代重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涂良川

图片 |网络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的第一个文件”，不仅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变革哲学观念的思想追求，而且内在地包含了其思考现代问题的哲学思维。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思《提纲》，就是要探析如何以这种哲学思维将技术定义时代的事实内化成思考时代的原则。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的社会存在，验证了思维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的力量，证明了历史的客观性。所以，当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来建构解释世界的逻辑、改造“改变世界”的理论思维和憧憬实现理想的世界图景。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思《提纲》中的重要观念，既是对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思想重溯，又是对其思想力的时代价值的理论彰显。

01

“当作实践去理解”与“具体的发展能动性”

人工智能作为定义时代的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活动逻辑，也在使技术从工具向伙伴的转变中创造着人类全新的对象世界。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推进自动化革命成果向智能化革命转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超越对社会存在的“客体的”“直观的形式”的理解逻辑，而应该如同马克思提出的将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第一，《提纲》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形上对立创新了现代的哲学思维，这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正视人-物深度交融与互构的思想武器。人类在现代文明中开创了人与自然深度互动的实践场景，这不仅使唯物主义坚持的物质先在性得到了确认，而且使人的实践创造性得到了表达。因此，赋予唯物主义之“唯物”以社会历史的主动性，而非物质的直观形式与片面抽象性，才能既明白人工智能时代的物为什么“能思”，又能够真实而深入地把理解物、探知物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紧迫任务。同时，赋予唯心主义具体性，将唯物的认知和自我的认识作为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与前提，这不仅能够赋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存在以人文性与创造性，而且使其构筑起人类文明发展的坚实之基。

第二，《提纲》不设本体而专注实践，将感性活动内化成存在原则的哲学观念，是我们重视时代变革的理论根据。人的实践既是感性向外的创造性开拓，又是理性向内的对象化自我认知。无论是表达为思想和文化的社会意识，还是表现为物质与环境的社会存在，既是人类对象化本质力量的产物，又是发展能动性自我认知的成果。因为，人类理解自我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事物，像我们一样行动、一样说话、一样‘感受’：以我们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具有智能的人工造物”；就是实践地具体地发展我们的能动性，开拓文明、开创历史。

第三，《提纲》肯定唯心主义能动的方面，不是推介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而是阐明现代历史中人类观念的重要意义，是人工智能时代重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的哲学保障。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需要人的能动性了。因为，在人工智能技术、基因技术和量子物理学重新定义时代的时候，传统的物质观发生改变，更使人意义与价值的表达逻辑发生了变更。因此，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在前提性反思中探问时代之基、文明之根和人性之要，支撑人现实的实践力和批判力，既是人具体发挥能动性的现实历史方式，又是人类真正实现创新与创造的前提。

02

“一个实践的问题”与“思维的现实性力量”

《提纲》使哲学回到了人的实践，不仅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哲学思维，而且更是以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回答人类思维真理性这一重要问题。这既是对哲学认识论转向重要难题的哲学解答，更是坚定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断将思维观念对象化、物化和智能化的信心。在今天，物运行的类人效应、似人判定和像人智能，既不是对物活论的证明，也不是人类文明悲歌的“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人类思维的真理性和力量驱动物、改造物和创造物的“实践的问题”。

第一，《提纲》以“一个实践的问题”回答了观念的真理性，不仅道出了观念超越性与创造性的存在论根基，而且构筑了我们以观念的力量来创造像我们一样行动和思考之物的认识论基础。人工智能时代，尽管哲学家提出“人工智能就是哲学”，但是却没能够从存在论与认识论上回答为什么观念驱动的笨拙之物可以像人一样能思的问题。马克思把思维的真理性及其力量问题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来理解，意味着表达为理论与观点、外化成操作与程序的思维本身就是人从实践中获得的原则与规范。因为，从实践的角度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不能以理论的争论来获得解决，而只有诉诸于实践来检验。

第二，《提纲》不纠结思维的主观与客观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中面对思维的物质性，既有利于人工智能时代人们肯定观念的力量，又能够让我们在推进观念变革与发展中证明历史的客观性。人类的思维不仅是人脑的功能，而且是人类构造全新物质形态、建构世界运行逻辑的社会历史性的能力。这不仅意味着思维本身的客观性有物质基础和实践根据，更是意味着思维突破客观的边界、变换物质的形态与加速智能的进化，本身就是客观性的力量。因为，作为实践问题的思维，不仅能够将客观的规律转译为操作的逻辑，而且能够在理解客观性中创造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客观性的客观性。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实践重启了自动时代已完成了的对历史客观性的追问，这既突显了以“一个实践的问题”审视历史客观性的必要性，又显示了思维的真理性力量对确证历史客观性的真理意义与现实价值。

第三，《提纲》以实践来判断思维的真理性，不仅给出我们判断认识有效的原则与方式，更是让我们在追求观念的发展与进步中不断开创时代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作为实践问题的思维真理性问题，已从知识论的逻辑自洽性发展到了物质属性与结构建构的合理性，更突显了实践在思维真理性与力量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纯人类、纯人工智能和‘人类-人工智能’混合决策这三者之间的界线有时会变得难以界定。”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的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那么我们应真实地拥抱人工智能，并与之一起共同塑造着人类历史的未来。因为，人创造与运用人工智能的实践，不仅“下行”为智能化的生产重新定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且“上行”为存在论事件推进理论观念、思维方式和存在逻辑变革。

03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与“改变世界

马克思在《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是正视人与物的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超越了人与物的形上对立，而且在社会存在中直面人类现实的历史创造，是恰切人工智能时代使“物”动起来的唯物主义。就今天的时代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像马克思一样立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来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革命性变革，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赛博格使物不外在于人、人工智能使智不外于物、“人与人工智能”使“人-物”关系深度交织的事实。因为，人工智能时代，“不仅人类知识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手段和环境同样发生了关键的乃至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类群体性质的变化，而且人类生物的性质也开始经历某种变化。”

第一，新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的逻辑来追问物的形态及其本质，本身就是以社会意识为基础来面对物和改造物，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人工智能时代的物具有智能，显然不是物自组织的结构，而是人改造物、创造社会存在的历史成果。如果不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我们很难想象今天我们能够以社会创造的实践使物“获”智，更不敢遑论以物“升”智。就人类自身的存在而言，人“是地球上第一个将认知功能和有用的对生附器（对生拇指）结合起来的物种，我们能够创造技术来扩展自己的视野。”社会不仅赋予我们现实生活的物质场景，更是以社会的方式积累了“一般智力”，使今天的人类创造出像人一样活动、类人一样思维的人工智能。

第二，新唯物主义意在人类社会中现实地实现物，而非抽象直观物的形式。新唯物主义倡导以实现物的实践来葆有物的感性确定性与实体现实性，要求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在新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肯定了现代工业实现物的唯物主义，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人类改造物的能力正在飞速发展，其“产生的结果将是人类身份的转变，以及人类对现实体验水平的提升，所达到的高度是人类自现代曙光初现以来从未企及的。”因此，挖掘新唯物主义蕴涵的思想力量，不仅是在理论上通达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更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实现物、创造精神力量的文明方式。

第三，《提纲》的新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创造性来肯定物的客观性，不仅是社会生活物质性的阐明，更是对人类创造物质对象能力和可能的肯定。这对于人工智能时代正在生成的“人-人工智能-物”三元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或者说，对于人工智能使“智能这样的无形之物可以体现在有形的物质形式之上”的事实，唯有在人类社会的地基上才能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并展示出不断发展的历史性。因此，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新唯物主义，赋予人工智能时代中的人以巨大的创造力，使得“人类克服了人类条件中固有的脆弱性和生物缺陷，并将弱点转化成现实的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1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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