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于凤至撰写回忆录，痛骂赵四小姐背刺自己，害得张学良被软禁

1978年初春的纽约依旧寒风刺骨，于凤至在皇后区那间临街公寓里点亮台灯，翻开厚厚一摞旧信。第一封信的抬头写着“1963·台北”，落款张学良。灯光摇曳，她皱着眉反复端详，好像想把那些年所有的纠葛再捋一遍，再写入即将付梓的回忆录。桌上摆着一架老式录音机，磁带转动时“嗡嗡”作响，她低声自语：“汉卿，你当年何必逼我签那张离婚纸？”一句话出口，房间里只剩落地钟的滴答声。

自1924年10月奉天大婚起，于凤至便被贴上“少帅正室”的标签。那一年，20岁的她对未来充满笃定——家世殷实、学识优渥、丈夫又是东北三省最高军政领袖的继承人，从礼教到时局都告诉她，一生的尊荣已然到手。然而仅仅三年后，北平王府井大街的沙龙里，张学良遇见17岁的北大才女赵一荻。那天张学良回府时醉意未醒，只说一句：“她懂我的琴剑书画。”于凤至心里咯噔一下，隐约明白风暴正在酝酿。传统门第出身的她向来拿稳主母架势，却也知道少帅骨子里叛逆。为了守住婚姻，她抛出“约法三章”：赵一荻只能以秘书名义出现，不得插手家务，更不得怀子留后。张学良被说急了，把勃朗宁手枪砸在桌上，黑洞洞的枪口吓得佣人不敢作声。他只留一句：“要么成全我，要么成全枪。”从此，一场三人纠缠走向不可收拾。

1930年前后，东北局势吃紧，张学良忙于“东北易帜”。于凤至选择妥协——她让赵一荻搬到官邸后院的小楼，自称“张秘书”。表面风平浪静，暗里暗礁林立。意外发生在1931年春，赵一荻怀上孩子。于凤至权衡再三，同意分养原则：生女归自己，生子归夫。谁知孩子呱呱坠地是男婴张闾琳。男人抱着儿子欣喜若狂，女人心里却像被划了一刀，疼得无处诉说。

时间推至1936年12月，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因扣押蒋介石被关押，先在南京梅园新村，后转至南京中国银行招待所，再到梅岭，最终迁台。最艰难的日子里，于凤至与赵一荻轮流探监。常有人猜，两位女人会不会在囚室外剑拔弩张。事实恰好相反：守夜时，她们得共同抵御特务的盘问和媒体的流言。赵一荻曾在探监结束后悄声说：“大嫂，我们先保住他命要紧。”于凤至冷冷应了句：“记住你的身份。”短短十个字，涵盖了戒备，也透露一丝同盟。

1940年，蒋介石担心舆论，将赵一荻母子悄悄送往香港。几乎同一时间，于凤至被诊断出乳腺癌，需要赴美治疗。那年冬天，上海码头冷雨斜风，她抱病登船，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大陆，仿佛也看见自己摇摇欲坠的婚姻。船抵旧金山后，她一边化疗，一边联系美国议员和华侨社团，希望借国际舆论为张学良争取人身安全。有意思的是，在数封致美国务院的请愿信中，她从未提及赵一荻，通篇都以“我丈夫”的口吻陈情。多年后，一位华侨回忆说：“如果没有于太太的斡旋，张将军不见得只是软禁那么简单。”

50年代，台湾当局对张学良的看管稍有松动。少帅在北投草山别墅过起半自由生活，琴棋书画成为消遣。陪在身边的，只剩赵一荻。张学良常对友人感慨：“幸亏有四小姐，我没疯。”这句话传到纽约，于凤至握着报纸沉默良久，随后在笔记本上写下八个字：“近水楼台，夺我真心。”憾恨、讽刺、无奈，一并涌来。

1963年夏天，台北《自立晚报》刊出《西安事变忏悔录》，署名“张学良”。文章核心观点是“以个人错误导致民族浩劫”，字里行间俨然“认罪”态度。于凤至刚做完切除术，在病床上看到影印版，气得心跳加速。几天后，她收到了张学良亲笔信，大意是：文章并非本人所写，局势逼人，想正式办理离婚，好让赵一荻在名义上照顾自己。信末一句“盼解我多年桎梏”刺痛了她。她回信几千字，其实核心只有一句：“为了汉卿的自由，也为了你赵一荻所谓的真情，我同意解除婚姻。”然而在随后动笔的回忆录中，她写道：“赵氏忘恩负义，引我夫入陷阱，终致囹圄。”情绪汹涌，词锋凌厉，如同压抑三十年的闸门突然打开。

晚年于凤至常去纽约第六大道那家粤菜馆。朋友劝她：“都过去了，放下吧。”她端起茶盏淡淡一句：“茶凉了能热，故人心凉再也暖不了。”癌症反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她坚持把回忆录写到1963年为止——不写少帅后来在台北的隐居，也不写1979年他短暂赴美探母未果的波折。对她来说，婚姻终止那刻，故事已画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于凤至从未否认张学良对国家民族作出的选择，也从不把夫妻之怨上升到政治对错。她真正在意的，是传统正室“扶丈夫、守门户”的角色被现实击碎。有人评价她是旧时代贵族女性的缩影：走到海外，学会用西方法律保障自身，同时又难摆脱“妻以夫贵”的思维。两种价值观撕扯下，她的怨愤更像对时代的无声抗议。

张学良1986年接受口述历史时提到：“凤至是好妻子，这辈子欠她太多。”然而录音带寄到纽约，于凤至已卧病。医师叮嘱少说话，她挥挥手示意关机，只留下半句：“人老了，听不得软话。”1990年夏，她病危。侄女在病房里读报，说张学良如今信佛，每天早晚课诵。于凤至闭目良久，喃喃一句：“终究他有他的清净。”随后心电图成直线，未留下更多话。

回顾这段三角关系，不得不说，个人情爱与政治漩涡交织，催化出超乎常理的选择。张学良不只是风流少帅，也是复杂时代里寻求自我救赎的凡人；赵一荻不只是“第四小姐”，还是旧式门第与新女性观念的交界体；于凤至更不是单纯受害者，她用自己方式为丈夫争取最大安全，但也紧握“正室”名分不放。三人皆有局限，也各有坚守。遗憾的是，当事人心中的苦楚，旁人终究无法全部体会。

史料显示，1991年，张学良在台北完成最后一幅山水《秋山红叶图》，题款“心若冰清，天塌不惊”。而这一年，于凤至已归黄土。有人说，这是张学良替亡妻写下的注脚，也有人说只是一句自勉。真相如何，已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于凤至在回忆录里痛骂赵四“背刺”，实则是一份迟来的情感对账单：她要把账目分毫不差写清楚，哪怕无人再追读。

历史偶尔残酷，更多时候显得讽刺：如果1931年她不同意“三章”，如果1936年西安枪声没有响起，如果1940年她未患癌症——试想一下，三人关系或许早已改写。但所有假设都停留在“如果”，真实的人生只剩冷冰冰的归档。纸页翻过，这位昔日“少帅夫人”的悲欢爱恨，终究化作档案馆里的一册灰色文件夹，静静躺在恒温书库的木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