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日子

文 | 汪兆骞

经林语堂推荐，鲁迅应邀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于8月26日从北京经天津、上海，于9月4日抵达厦门。许广平回忆说：“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因此，我们就相约，做两年工作再做见面的设想，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厦门和广州》）

鲁迅离京那天，下午“三时至车站，淑卿、季市、有麟、仲芸、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有许广平陪伴同行，鲁迅的心是温暖的。29日抵达上海，与三弟周建人见面后，“移孟渊旅社。午后大雨。晚广平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30日，黄浦江两岸灯火辉煌，江面常有轮渡汽笛鸣响。鲁迅应郑振铎之邀，“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上海一众名流“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席间的话题从五卅运动到“三一八”惨案，到北方文人纷纷南下，谈兴甚浓。散席后意犹未尽，冒着蒙蒙细雨，“大白、丏尊、望道、雪村”陪鲁迅回下榻旅行社继续交谈。（《鲁迅日记》）

送走客人，鲁迅吸烟思考，下笔如有神，写下《上海通信》（载10月2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收入《华盖集续编》）。该文以诙谐之笔调写他由京至沪旅途中种种小插曲，一是讲茶房讹诈的，几笔即勾勒出茶房可憎的灵魂；一是写车上军警检查的，再现这些恶棍的丑恶嘴脸。

31日晚，许广平过来，李志云来赠糖和酒，鲁迅心情大好。晚上鲁迅同三弟逛夜市，在旧书坊买《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一部一本、《萝藦亭札记》一部四本。

9月1日，鲁迅夜时登“新宁”轮船，于4日下午1时抵达厦门，在中和旅馆小憩。不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来接鲁迅，雇船将鲁迅移入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于9月20日结束暑假，举行开学典礼。时厦门大学招考极严，学生在三四百人之间，分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级，每级人数寥寥。而且交通不便，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不过，鲁迅尚未上讲台便得薪俸四百元，远比在北京时高，教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其中小说史讲两个小时，“无须豫备”，专书研究与中国文学史各两个小时，专书研究“须豫备”，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

9月20日下午，鲁迅致信许广平：

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顾颉刚）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黄坚）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

关于京剧和梅兰芳，得说几句。鲁迅特别喜欢绍兴戏和另外一些地方戏，唯不喜国粹京剧，还把京剧看成“皇家的供奉”。他认为地方戏才是人民的艺术，这就未免有些偏颇和绝对化。京剧的源头是安徽一带的地方戏，京剧得到皇家喜欢，也受民间欢迎。梅兰芳乃京剧艺术大师，对京剧的继承、改革、创新贡献极大。梅兰芳应邀献艺纽约，轰动美国，卓别林对梅兰芳评价甚高。鲁迅看人，有时绝对化，看梅兰芳尤为反感。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每个欣赏者都有独特的美学趣味。鲁迅不懂京剧艺术，否定京剧程式上的某些象征性。1928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讲，开头就说：“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1934年11月，鲁迅发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全盘否定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典雅艺术，以嘲讽的文字贬低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

鲁迅的偏执，还表现在他极力鼓吹“废除汉字”上。1934年8月25日，鲁迅发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认为汉字非废除不可，汉字非走拉丁化、拼音化的道路不可。汉字是语言符号，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又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书法艺术之源。鲁迅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否定京剧艺术，要求废除汉字，是鲁迅的偏见思想在作祟。

1926年9月30日下午，鲁迅致信许广平：

……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10月10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表达了对学校的不满，“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又说“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意为让他当出头之鸟。

鲁迅一生结怨太多。一是他为人多疑，二是他总自我感觉良好，三是他为人不算厚道，无端骂人。

鲁迅与顾颉刚都是《晨报副镌》的主要撰稿人，名气在伯仲之间。1924年11月，孙伏园创办《语丝》，周氏兄弟、钱玄同、顾颉刚都加盟。应该说，鲁迅与顾颉刚是老相识，还曾经是盟友，为何到了厦门，便对顾颉刚嫌弃和不满，甚至惹出一场与顾颉刚的笔墨官司？鲁迅在信中提及顾颉刚，或在小说中暗讽顾颉刚，经常用“红鼻”“獐头鼠目”“钻营”“口吃”等人身攻击的词语，鲁迅的矫情文字，让人莞尔。

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说：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

顾颉刚与陈源、胡适交好，前文所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盐谷温，顾颉刚曾向陈源谈及。顾颉刚之女顾潮为父撰写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在其中说：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了……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也结了怨。

但是老实人顾颉刚好像并不明白。查鲁迅1926年日记，6月“十五日晴。午前陈慎之来。下午顾颉刚寄赠《古史辨》第一册一本。收女师大薪水泉廿”，《古史辨》环衬上题字“豫才先生审正颉刚敬赠”。9月“八日晴，风。午后寄季市信。寄小峰信并稿。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陈定谟君来。俞念远来。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

鲁迅来到厦门大学，认为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鲁迅因此想离开厦大，他在10月16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你想：兼士至于如此模胡，他请了一个朱山根（顾颉刚），山根就荐三人，田难干（陈乃乾），辛家本（潘家洵），田千顷（陈万里），他收了；田千顷又荐两人，卢梅（罗常培），黄梅（王肇鼎），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

后来又发生章廷谦（川岛）事件。章廷谦准备到厦大求职，鲁迅为他推荐，马上就要成功了。这段时间二人频繁通信，发现顾颉刚实际反对章廷谦到厦门大学来，却写信告知章廷谦“事已弄妥”。10月23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大骂顾颉刚是“陈源之徒”，说：

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你将来最好是随时预备走路，在此一日，则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

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玉堂还太老实，我看他将来是要失败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但他们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们是站不住的。

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中解释说：“父亲生性绝俗，不善处世，往往得罪了人而不自知。当初到厦门之时，他曾劝林语堂不要聘川岛（章廷谦）……父亲之所以不赞成川岛来厦门，是因其‘未能成毫末之事而足败邱山之功’……父亲与川岛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语丝》成员，大概川岛曾托父亲替自己在厦大谋职，父亲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所以当得知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时便复书告川岛‘事已弄妥’。”

鲁迅与顾颉刚闹至水火不容的地步，鲁迅甚至因此离开厦门赴广州中山大学。谁知顾颉刚也准备来中山大学。1927年3月16日，许寿裳与鲁迅、许广平在广州白云路二十六号二楼看屋。“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来顾颉刚于1927年4月17日抵达广州，鲁迅四天后就要辞职。主管校务的朱家骅出面调解，准予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的图书馆买书，不让二人相见。

谁知道这时孙伏园添了一把柴火。1927年5月11日，孙伏园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了鲁迅及其学生谢玉生写给他的两封信，还加上按语说：“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谢玉生的信中说：

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鲁迅的信中说：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在山会初级师范学校和北大读书时，都是鲁迅的学生。二人关系非常密切。查鲁迅日记，1921年开始，孙伏园两三天就会去一次鲁迅住宅。孙伏园从北大毕业，担任《晨报副镌》主编，鲁迅积极投稿支持，并在该刊连载《阿Q正传》。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伏园每七天催稿一次，见面时总是笑嘻嘻地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写下去，七天交一次，终于在孙伏园的催促下，全文发表在《晨报副镌》上。”

鲁迅到西安讲学也是孙伏园陪同，师生关系亲密。1924年10月，孙伏园发现，他已编好待印的鲁迅的诗《我的失恋》，被代理总编刘勉己无理抽掉，他气极了，打了刘勉己一个嘴巴，次日即辞去主编职务。

鲁迅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鲁迅全力支持他创办《语丝》，还主动承担印刷费用。孙伏园又担任《京报副刊》主编，鲁迅同样积极投稿。《晨报》受到了影响，来找孙伏园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孙伏园的话让鲁迅“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即刻觉得“炸药”是指自己，自己好像被人利用了，“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三闲集·我与〈语丝〉的始终》）

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救国谈片》一文，鲁迅疑心孙伏园与陈源有联络。鲁迅在1925年6月13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简直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1926年下半年，二人先后到厦门大学工作，也常常一起出游。鲁迅准备到中山大学去，孙伏园先期到达广州安排好一切。1927年3月，孙伏园前往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之后二人关系逐渐疏远。前文提到，鲁迅在1926年9月3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在厦门大学孙伏园“算可以谈谈的”人。但他10月23日又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流露不满：“伏园却已走了，打听陈惺农，该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为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后来孙伏园在上海为国民党“改组派”办《贡献》周刊。鲁迅在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

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认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致信鲁迅，言决定选择法律诉讼以讨回公道：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查鲁迅日记，7月31日“上午得顾颉刚信”。据说鲁迅收到顾信，即复了信，但一直未见诸报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三闲集》上，才见没有注明时间的复信。

一直以来，书痴般的顾颉刚并无闲心介入鲁迅挑起的种种争斗，鲁迅离开厦门之前，他也能跟同事一起到鲁迅处作别。顾颉刚1916年夏以“自修”身份入北大哲学系学习。1920年6月，二十八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被学校聘任助教，职事定为图书馆编目员。1921年1月应马裕藻邀请兼管国文系参考室，11月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因祖母的病来回往返北京和苏州。胡适介绍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1924年，顾颉刚恢复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兼任《国学季刊》编辑。鲁迅强于小说、杂文，顾颉刚长于对中国古代文献疑古辨伪，1926年，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计325万字，奠定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

1920年秋，胡适致信顾颉刚，叮嘱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一来是知他兴趣，二来知道他生计不宽裕，书出版后可以有收入。《古今伪书考》薄薄一本，应该一两天就可整理完成，但是，顾颉刚竟然花了一两个月也没有完成。顾颉刚一生追求完美，作附注时想将此书中所引书籍全部注明卷帙、版本，所引人物全部注明生卒、地域，北京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了，顾颉刚天天到京师图书馆查史料。最后，顾颉刚建议不必出版《古今伪书考》，建议出版“辨伪丛刊”，胡适欣然允之。（摘自《鲁迅正传：非凡与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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