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国际社会关于二战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以二战两大策源地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的主流政界和学界将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和承担责任内化为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其研究重点在于剖析纳粹如何上台、屠杀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普通人的责任。而在日本，执政党主导的历史研究成为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混合的产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日本为什么要发动卢沟桥事变和偷袭珍珠港；而是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强调广岛、长崎的“受害者”身份，其目的是通过重构历史来解除侵略国的道义包袱。这表明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日益抬头，并促发与其他二战受害国之间的“记忆战争”。
当然，即使在日本，也有一批有良知的左翼和民间力量坚持反思侵略历史。被誉为“慰安妇研究第一人”的吉见义明教授30多年来，顶住各种压力，挖掘档案，揭露日本政府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松野诚也研究员长年收集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等罪证，并多次捐赠给中国学界。
各国应该以史为鉴，不能让扭曲的历史观成为煽动民族主义对抗的工具。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是亚洲邻国增进理解、避免误解与冲突的前提，也是向全世界宣示对二战公认结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尊重和捍卫。
苏智良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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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圆桌 |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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