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天津的工人是怎么生活的？

《天津工人：1900—1949》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经典著作，通过大量口述史料，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本书特别关注女工处境，以及女工在工厂、家庭、社区的多重身份，打破男性中心叙事。

《天津工人：1900—1949》，[美]贺 萧 著，喻满意、任吉东、许哲娜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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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工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工人们手头的钱不多，但是去遍布城里的热闹市场闲逛是工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买食品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事，工人们常常也需要去一趟当地的钱庄和市场办一些日常杂事。许多在其他地方无法找到稳定工作的工人就来到市场做一名卖二手货的流动小贩。那些连一张很便宜的杂耍门票都买不起的工人，则可以在市场里“看热闹”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或者流连于当地骗子在街边摆设的赌博游戏摊。

除了老城和租界，天津主要的蔬菜市场位于老城的北面和东面，以及东南部小刘庄的棉纺厂一带。另一个蔬菜市场则位于老城西南，与布市混在一起，每天早上6点小贩就开始叫卖绸缎布头。旁边是一个鱼市，多数鱼贩使用的秤都少一到二两，迫使顾客自己带着秤，并经常与小贩发生争吵。1936年，一位到这个市场的访客目睹了可笑的一幕：顾客最喜欢占便宜争分量，却将篮子和钱袋里的东西忘却了，而一般偷偷摸摸的小偷，便乘机做些盗窃的行为。

多数的菜市都有卖天津特色街边食品的小摊：糖包或肉包、面饼（有不同的叫法：烧饼、火烧、干烙）、炸糕、饺子（天津话叫扁食）、锅巴菜、牛羊肉或猪肉火烧，以及油煎包。工厂附近和河边一带市场上的小摊，除了卖这些食品，还卖鸡蛋、热酒、咸花生和辣白菜，生意非常红火。

天津最热闹的旧货市场位于西广开附近，每天天亮前开市，为其他许多市场供货，当地人称之为“鬼市”。这里是那些“喝破烂儿的”流动小贩的聚集地，也是被盗物品的销赃地。1936年一个典型的早晨，鬼市所卖的货品包括一条藏着很多虱子的棉裤、废铜烂铁、旧书、洋钟表、沾满旧主人污物的鞋子。古董商人和旧货贩子之间的买卖交易最为火爆，然后他们便收拾起来前往其他市场。每天到了早上9点，鬼市上的人们就四散而去。

来自鬼市的一些物品被走街串巷“喝破烂儿的”卖到城市各个地方，他们同时还要为转天的鬼市收购旧货和破烂儿。另一些来自鬼市的物品当天晚些时候就出现在老城西南角附近的旧货市场上。在那里，老式留声机和清代的钱币被随意地扔在货架上，旁边摆放着废铜烂铁、唱片、报纸、旧书（论斤卖）和木家具。当地的一本指南曾这样嘲讽地说，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之处是，人们能看到商品原来的主人，“这里可以看到短衣小帽或衣冠不整的人，鬼鬼祟祟和摊主谈生意。他们谈买卖时，或由袖口里暗暗讲价，或说着春典，以避免外人听见”。这位作者认为，如此鬼鬼祟祟的原因之一就是：“每有被窃或失盗的人到这里来认寻故物，若是钱袋，便不免变了旧观，原物虽尚在，里面的钱财会不翼而飞。”

多数市场天黑前就关了，不过在前奥租界，天黑后在河边还开有夜市。每天用五毛钱，就可以租一个摊位和一盏灯笼。小贩们卖袜子、手绢、化妆品、梅汤、油炸花生、绸缎、皮革和藤椅等。

由于给不同的工人群体造成不同麻烦的双重货币体系的存在，这些市场的交易支付方式变得复杂。工厂和大公司用银元或者部分用银元向工人支付工资，而人力车夫和临时工的报酬是用铜板支付的。卖日用品的商店要求用铜板支付，所以接受银元作为工资的工人必须到遍布城市的小钱铺将银元换成铜板。相邻只有百十来米的钱铺的兑换率都有所不同，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波动也会影响到银钱的兑换率。

这种兑换率也会随着季节而发生变化。春节前后，铜板的市价最高，这个时候各种生意红火，需要用铜板购买日用品。二月至七月，生意萧条，铜板的需求减少，其价格也随之降低。铜板价格的另一次小幅度升高出现在中秋节前后，那时农产品进入市场，人们需要用铜板购买。从十月至十一月，铜板价格下降，通常情况下随着新年的临近，铜板价格会再次上涨。这样一来，那些接受银元工资的工人发现，在他们花销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恰好最不值钱。

为此，工人们会经常光顾当铺，虽然那里的利率高达15%，当期只有三个月。每当春节前夕，当铺的生意就变得异常火爆，因为人们需要现钱来支付年底的债务。当铺的许多主顾是工厂工人、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他们中最穷的人早上将东西当出，晚上再用当天挣得的收入赎回来。1947年，天津有44家当铺，1000多家被称为“小押店”的小型当铺，以及100多家旧货商店。天津的这种典当行数量如此之多，间接说明穷人需要短期信贷，不管其价格怎样。

天津工人们娱乐消遣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不管”，也就是南市华安大街尽头的一大片地区。工人们一般去不起戏院、电影院或跳舞场，所以他们在节假日或少有的空闲时间就会去“三不管”。1935年，一位记者写道，在过年的时候，这一地区街上的人群大多“穿着宽松和并不时髦的衣服，戴着崭新的帽子，穿着半摩登的鞋。他们都是工厂工人、学徒和苦力”。他写道，他们喜欢的娱乐方式与上层的人们寻求的娱乐完全不同。“三不管”到处都摆满了小摊。南边的小摊儿主要卖旧衣服给苦力和三轮车夫，北边的小摊儿主要卖灯罩、袜子和旧眼镜。旁边是支着篷子并带着小炉子的流动剃头匠，在忙着给人理发。再往前几个摊，是替不识字的人写信的先生的。

天津街边大夫是城市里最能忽悠人的骗子。他们常常穿着马褂和长袍，假扮成上层绅士的模样。他们有些人卖药，声称能帮病人戒除鸦片和吗啡。有些人宣称能治疗花柳病（性病的俗称）。他们常常是三个人把车排成一排，一个人大声指责另外两人是江湖庸医。1936年，一位名叫杨宝亭的卖药的，穿着一套旧西服，特别善于吸引主顾。他手臂上戴着一个纸袖标，上面写着“警病医院院长”，一边敲着面铜鼓一边喊：“吃了我的药，不许再有病！百病皆治！药到病除！全国国民都吃一点立刻可以强国！”和杨竞争的是各种打把势卖艺的，他们通过表演武术找机会卖药。他们要观众在他表演之前先往地上扔钱，表演过程中会不断停下来要观众再多扔钱。

另外一些行医者更专业：修脚师为那些劳累的工人修脚。一本指南书这样记录，“专门替人‘拔牙’的几乎是三步一摊”。1936年，一位街角牙医使用了一套用电池驱动的整副牙齿的模型，它能够根据指令开合。他告诉他的工人主顾们，是他用心灵感应术让这副牙齿在动。他还说，吃了他的药，可以让人“生新牙，拔坏牙，长好牙”。旁边的摊据称能治聋哑和精神病。苦力们常买的药叫“牛胎丸”，这种药非常受欢迎，据说能够增强体力。这种药丸里含有牛胎盘，有时又说药丸中含有地上的蚂蚁，据猜测是含有一种“蚁酸”。

“三不管”的北头也有一个露天茶馆，人们在那里下棋，也表演一种由一个人操作的两个假人演的摔跤。有的摊儿则用木头箱子“拉洋片”。花一个铜板，观客就可以看到八张外国风景图片或流行的中国故事的插图，摊主则在旁边伴唱或随片做解说。有的“拉洋片”的白天放卓别林电影剪辑的片段，晚上则放“肉感的片子”。

原标题：《百年前天津的工人是怎么生活的？》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美]贺 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