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羊座生活在清朝晚期，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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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一个历史上白羊座的故事～

郭嵩焘生于1818年4月11日，是个典型的白羊座。

他不仅是个白羊座，而且有名、有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被称为“洋务第一人“。才能和见识与曾国藩、李鸿章不相上下，然而他却没有像曾、李那样建功立业，名传历史，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狗血“的白羊座。

”成也白羊，败也白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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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白羊座，他热情、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在对待洋人这个新问题上领先了同时代的人一大步。

二十多岁的郭嵩焘也想像好友曾国藩那样，通过科举当官，可是他屡试不第。虽然伤心失望，但作为白羊座，他是不会就这样沉沦下来，而是乐观地来了一次Gap Year，跑到浙江去当幕僚，丰富一下社会经验后再去考试。

一到杭州，他就赶上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郭嵩焘看到大清被英军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击败后，震惊了。对英国人一番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很优秀、很文明，很值得中国好好学习！

而此时其他士大夫还认为那是一帮禽兽般的蛮夷，甚至林则徐也认为英国人的腿都不能打弯。

从那时起，郭嵩焘就意识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他的思想开始偏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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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year结束后，他终于通过科考步入了仕途。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却风起云涌开始了，郭嵩焘四处动员，劝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出山，创办湘军。自己也时而带兵打仗，时而筹集粮饷。他受曾国藩之托到江浙一带筹饷，来到上海，再次零距离接触了外国人。

年轻时的郭嵩焘

那时的上海在郭嵩焘眼中是前所未见的“世外桃源”。英国人已在这定居多年，道路是“雄敞可观“，洋房高大明亮，当他来到雄伟而不失温馨的法使馆和英使馆内，看的是四周围干净的玻璃窗棂，感受的却是近代西方文明，他感叹地说：“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接触到的外国人，他也由衷地感觉舒服。英国领事一见到他，先脱帽致意，然后握手问好。一位姓Smith的年轻人会说汉语，带他参观了舰艇，详细讲解，全程微笑，举止优雅。

他从未见过这么有礼貌的人，与使馆内服役的“大声喧哗、状貌狞异、气焰嚣张“的中国人，形成了对比。

郭嵩焘还喝了葡萄酒，觉得“酒味甘浓“；吃了黄油面包，觉得“甜腻可口“。这一圈下来，他不仅看到外国的坚船利炮，还看到了职分有别，秩序井然，更看到了背后的人文教养。总之一个字，赞赞赞！

这与当时其他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鄙视外国人，更不愿意了解外国人，说他们是野兽蛮夷。郭嵩焘这样外国人点赞打call，无疑是逆天，会被臭骂成汉奸。

但是白羊座坦率的性格，让他敢说直说，不仅明目张胆地夸西方，还毫不留情批评国人不懂洋务。

他的弟弟就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 李鸿章说他“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他自己也说，“别人都不敢谈洋务，而我偏要谈，即便全天下的人讥讽我，谩骂我，我仍然要谈。因为中国要走对外开放，这是历史所趋！“（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

白羊座的性格也让他自信了解洋务比任何人都深刻，毕生认定了一件事，就一直坚持下来了。他以毕生了解西方，宣传、从事洋务，纵令朝野耻笑，仍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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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郭嵩焘被调往中央，受到咸丰皇帝器重，成为天子重臣。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被派和僧格林沁一起协防天津。僧格林沁是蒙古贵族，也是一名悍将，对待来犯的英法联军，僧的绝技就是一个“杀“字。

但郭嵩焘不同意。他认为英法已不是过去抢东西的蛮夷了，他们来华的目的是通商，所以中国也应该通过谈判，与西方建立商贸关系，发展经济。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郭嵩焘的观点与僧王的相矛盾，再加上郭清正廉洁，不在军营中贪污腐败、拉帮结派，受到上下的反感和排挤。

白羊座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沮丧，做官办实事振兴中国的念头一经挫折也凉了半截。

于是，郭嵩焘任性地向皇上提出了辞官。曾国藩等好友纷纷来信劝他坚持一下，皇帝器重，亲朋好友遍朝堂，本该一展雄图的时候，怎么能一受挫就轻易辞官放弃大好机会呢？

然而，任性的白羊座就是受不了，他就是坚持内心想要的。他对曾国藩说：“审知吾道之义必不可行也，遂浩然以归“。翻译一下就是，既然知道我的主张抱负实现不了，我甩甩袖子就走了，还留恋什么。

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读书种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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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在朝为官，但他仍关注洋务，国家也仍然需要洋务人才。

两年后，经李鸿章邀请，郭嵩焘再次出任苏松粮储道，第二年出任署理广东巡抚，就是代理广东省长，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在广东人处理对外关系时，郭嵩焘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引用国际法，将逃亡香港的太平军首领从英国的控制下引渡回来。他还照会英国当局截留被拐骗道海外的中国人，阻止了英国人擅自在海南开矿。

援引国际法，和平且成果地解决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用谈判代替战争，和平处理外交事务，是他的对外方针。

然而，他在广东并不是很开心，感觉处处受人牵制。与上司两广总督对付不了，和好友左宗棠反目成仇。这是白羊座心直口快惹的祸，当然这种委屈和不爽也是他难以忍受的。他再次提出了辞职，放弃了继续担任一方大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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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郭嵩焘再次出山做官，担任福建按察使。

此时，他对待洋务的态度又发展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西方列强不仅仅强在船坚炮利，更是强在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要想富强仅建工厂造轮船是不行的，而是要政治改革。

这种呼声无疑振聋发聩，大大超越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许曾、李、张等并不是觉察不到西方富强原因所在，只是他们不敢冒大不韪挑明这件事。但是，白羊座的郭嵩焘确实心里有啥说啥，他喊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声。

自然，他也被骂成了汉奸。

1875年，发生了马嘉理案事件。英国要求派大员去英国赔礼道歉，并派驻公使。朝廷想到了懂洋务的郭嵩焘。那时去英国出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会被骂成汉奸。

有副经典骂郭嵩焘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的家乡人做出了更偏激的行为，焚烧了郭嵩焘修建的上林寺，还扬言要砸烂郭嵩焘的家。

白羊座不在乎别人看法，坚持内心的特点，让郭嵩焘勇敢接受了任务。他说：“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其实并不是他甘愿出使“番邦“成为一个“卖国贼“，而是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让他不得不承担这份责任。他自己说：“身为大臣，读书观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属，智虑所及，于国家安危利害，所关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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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奔赴两万里波涛来到了英国。虽然年已60岁，但是白羊座善于纳新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到英国之后，他抓紧一切时间了解英国社会，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运转，他参加议会的辩论，观看歌剧演出，还让自己夫人在家里开party邀请各界名流，甚至尝试学习英文。

他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完全按照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宜，得到了英国上下的一致好评。

郭嵩焘在英国

郭嵩焘拿着小本本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使西纪行》，拿到国内出版。一经问世，全国哗然，郭嵩焘又一次被骂成汉奸，说他对英国有二心。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在明目张胆地夸英国。从鸦片战争到此时，三十年过去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事实，沉迷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

郭嵩焘不介意流言蜚语，但是在英国过得也不舒服，和副使刘锡鸿合不来。

根本原因是二人对西方的态度不同，刘锡鸿是保守派，鄙夷西方，而郭嵩焘是领先于时代的洋务派。双方互相看不惯，刘锡鸿拉拢国内保守派一起弹劾郭嵩焘，说他穿外国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国王走过来，主动站起来问好，没有一点天朝使臣的样子；还说他听音乐会的时候，居然拿起节目单看，简直跟洋人一样。

郭嵩焘也看不惯他，觉得他无理取闹，吃相也不好看，吧唧嘴不说，吃饭时还吐痰，没有一点温文尔雅的样子。双方互相攻击。

白羊座的性格特点再一次起了作用，郭嵩焘忍不了了。来英国后的第三年，他提出了辞呈，离开伦敦，返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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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岁的郭嵩焘在官场上几进几出，本想一展抱负，多办实事，可惜尔虞我的复杂关系让他厌烦。

不能做事，当官还有何用？！

回国后，他便不再做官，到北京述职后 ,回湖南老家。

可是这一趟回家之路走得却是异常辛酸。没有人想靠近这个出使英夷的大汉奸。

他到武汉后，想由水路走洞庭湖、湘江回长沙。由于南风不断，他找了一艘小火轮拖拽。长沙人民听说后，炸了锅，想法设法阻止火轮进入省河。幸好北风大作，不用轮船拖拽了，化解了一场冲突。

这件事让郭嵩焘既生气又可笑，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乡的思想还是这么顽固。白羊座直言敢说的毛病又犯了，他写出一封公开信：

“哼——从来没有法律规定轮船不能走省河！我奉命回乡，不能在外久留，赶不到北风，自然要用轮船拖拽。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以为不是洋人的通商口岸就不能用轮船，可是我想问你们轮船应该放在哪里去，应该在哪里用？“

郭嵩焘对这一次的“道德谴责“完全不服，反而觉得家乡士绅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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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这次辞官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直到去世，再也没有机会再出来当官做事。

回看他的一生，他深受皇帝器重，创办厘金，担任广东省长，出任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相比一般人来说，他是成功。但是相比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郭嵩焘做得事太少了，他自己也不满意，自称“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为什么一个才能卓越，见识超前的人施展不了抱负呢？

表面上看是白羊座的性格上造成的，自视过高，自信过强，心直口快而树敌太多；一遇困难便厌倦所作之事，与人共事，合则留，不合则去。

但实际上却是，郭嵩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处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看到“乐岁人生凋敝甚，纷纭时局亦茫然“，终究对社会失望。

然而当时的社会是差的吗？狄更斯说过“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晚清时期虽受列强掠夺，但也迎来了千年革新的机会。他也许只是不知道如何变坏为好吧

他虽然对社会悲观，但对自己还是充满了自信，临死前写了一首诗说“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还是坚信自己还是领先于时代，后人定会了解。

1891年，郭嵩焘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

好友李鸿章上书朝廷，请为他立传，并赐谥号。朝廷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