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未成熟的近代性思维与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

作者｜子安宣邦

1933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毕业於东京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专攻伦理学），大阪大学文学博士。曾担任过横滨国立大学教育部助理教授、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

战败的次年，丸山真男在题为《近代性思维》一篇短文中，针对“世界史的立场”之学者们、“近代的超克”之文学家评论家们的话语，阐述了自己身处战后状况下所抱有的感慨。

对于本人至今所关心的最为切实的对象，即阐明日本的近代性思维的成熟过程，我开始准备专心致志加以研究。因此，不管客观上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剧变，可以说，我个人的问题意识却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近代精神者如此昭显，就好像此乃现代诸种罪恶的终极根源似的话语，或者并非如此程度只是在“近代”中认可过去的历史作用，甚至在这个国度里，不，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对“近代”之“超克”才成了问题似的——这样一些话语在我所尊敬的学者、文学家、评论家当中却是支配性的话语。当我将数年来的这种时代氛围与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那里接受了近代文明ABC辅导的现代日本比较观之，我感到实在难以抑制其悲惨与滑稽相交织的感慨不禁涌上心头。

痛感日本的近代性思维的未成熟，仿佛在夸耀自己早就开始了对其成熟过程加以研究的那个视角的正确似的，丸山与把日本作为对于民主主义还是未成熟的孩子一样对待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一道，来数落议论过“近代的超克”的那些人的“悲惨与滑稽”。当然，丸山那种并非正面批判，只是蔑视一般的嘲笑口吻，在此可以不论。而这一段话难道不是可以看出所谓“近代主义”式话语的特征吗？接着上文丸山继续说道，“在我国，近代性思维哪里是该‘超克’的，实在还没有获得呢，这一事实不久便在一些人的眼里得到了证实。因此，针对我们的近代精神史研究，有必要对这个基本命题加以不客气的说明”。如果丸山对所说的这种必要在战后状态下有所减少而加以溯源的话，那么，“近代主义”的观点是怎样的视角将会明朗起来的。丸山在追问“近代”时几乎总是将其还原为对“近代性思维”的追问。在他那里，探究“近代”就是探究“近代性思维”的是否成熟。对于“世界史的立场”之哲学家们来说，所谓“近代”乃是作为欧洲世界史而被实现了的世界秩序。通过欧洲“近代”原理之普遍主义的主张，“近代”这一世界史阶段得以存在。而主张“超克”的也正是这样的“近代”世界秩序，以及支撑这一秩序的文明原理。即使在对日本绝望的竹内好那里，“近代”亦是同样作为欧洲世界史的实现而存在的。不过，竹内一面追寻“东洋的近代”，一面在不断抵抗着的“自我”中去发现其近代之真正的主体性形成者。不知是否有意，丸山把他们主张“超克”的“近代”置换成了“近代性思维”。将他们的主张通过有意置换为“近代性思维的超克”这一奇妙的语词，丸山才谈到其“悲惨与滑稽”的。而我们在这种有意的置换中，可以看到丸山对近代日本的反省式认识的结构，或者对“近代”问题的构成方式。在丸山那种反省式认识中，近代日本成了“近代性思维”未成熟的社会国家，因而是以扭曲的形态，在没有内发性力量情况下勉强被动发展过来的国家。可是，这样的国家却被人们视为可以与西欧发达诸国为伍的大国。这个矛盾作为国家规模的败局而昭显出来的便是其战败。丸山借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主人公之口，一边引用“这完全是与和牛竞争的青蛙一样的，你，肚子可要崩裂的”一句来嘲弄日本难以胜任一等国，一边强调漱石对事实的正确认识和先见之明。

这是明治四十二年，几乎完全如上段文字所言，预言了日后日本的发展。异常急切地要成为一等先进国，结果除军备等某些方面外完全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这样，发展出一个规模上颇有广度却没有深度的日本。人们带着神经衰弱似的面孔而疲惫不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生活，这样一种我们也曾看到的现象，漱石早在明治四十二年就已经尖锐地道破了。

从如此这般谈论近代日本的丸山反省式认识来讲，也就当然会有下面这样的观点了：从其精神基础上使近代社会得以成立的近代性思维，这种思维在日本国家还未成熟，（请注意在丸山那里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成）即在近代的合理性构成之上建立起国家社会这一点，也因此作为非合理性的日本国家、社会的建立所带来的，是非合理的政治性归结。而日本所策划的战争及其战败，乃是因为在近代性思维上不成熟，并且在近代社会的合理性构成上不完善的日本国家所必然导致的政治结果。丸上就是在这样的反省式认识上，来把握近代日本，特别是昭和时代的日本的。曾经给战后言论界以巨大冲击的丸山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所提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

丸山真男彻底暴露走向战争的日本国家之政治意志决定过程及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上的非合理性病理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发表于昭和二十一年刚刚创刊的杂志《世界》5月号上。正如他自己后来解说的那样，这篇论文产生了“连自己也惊呆了的巨大反响”。其反响来自这篇揭示出作为超国家主义出现的天皇制国家病理的论文所取的独特视角。在对天皇制国家及其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批判猛烈爆发出来的战后不久的时代里，这篇论文所取的视角——揭穿与导致鲁莽的战争和悲惨结果的日本国家意志相伴随的非理性，以及日本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上的病理之社会心理学视角，以其令人耳目一新而迎来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他以政治思想史的语境对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该论文产生了超出作者预想的反响其理由也正在于此。可是，当时的读者在欢迎这篇论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将自己对近代日本国家的视角也不自觉地同化到丸山的视角上去了。大胆一点来说，这篇论文规定了对战后日本社会进行自我言述的话语原型。而在当时高兴地接受此论文的读者，乃至后来的著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

今天，我们有必要认清丸山这篇把日本天皇制国家权力结构病理作为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来加以揭穿的论文，其才气焕发的逻辑展开。正是这一逻辑展开，不仅在学术性话语上，而且在评论性解说性话语方面，把人们的视角以及对日本社会分析的视角规定到对其结构性病理的分析上去了。

以绝对价值体天皇为中心，构成了连锁的整个国家秩序，从上到下的统治其根据与它和天皇的距离成正比，价值逐渐稀薄化的地方，其独裁观念却难以生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的独裁观念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这里大凡在由上至下之间那些无规定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另外，这种不具有自由的主体性意识的个人于自己的良心中缺乏对行动的制约力，而是被更为上级者（进而与终极价值相近者）所规定，因此，就发生了不是独裁观念而是通过压抑的转嫁得以保持精神均衡的现象。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压迫感通过恣意向下发泄而按顺序转嫁，由此其平衡得以维持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最大“遗产”之一。（《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丸山对挑起战争的日本近代国家权力结构的由上至下自觉行使权力的主体性意识的欠缺，作为天皇制国家特有的病理做了如上分析。他后来将这个结构性病理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日本的思想》）。不久，这个词成了天皇制国家的同义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进而，他又强调日本权力结构中掌权者的主体性意识的欠乏产生出了“通过压抑的转嫁保持精神均衡”这一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作为“压抑的转嫁”居上位者按顺序向下位者依仗权威恣意地行使暴力，由此“精神均衡得以保持”的日本式集团病理，在此被揭露出来了。

我在此这样追究《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为的是要观察丸山对日本近代国家的反省式批判是怎样从挖掘日本社会结构性病理的视角出发的。或者说是为了观察对日本近代的反思性叙述，在丸山那里是怎样作为对日本社会的病理之追踪来叙述的。竹内以“什么也不是”的讽喻彻底否定掉了的日本近代，在丸山揭示其结构性病理的视角中，其不完善、非合理的形象遭到了攻击。

然而，当丸山如此揭示日本近代社会的病理时，他同时也构筑起了理念型的“近代”。比如，上引文章里，是通过与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政治权力之理念型的比较，来指出日本权力结构中掌权者主体性意识的欠缺的。这里丸山说到“本来的独裁观念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不过，人们一般是忌讳把本来的独裁观念之前提——主体意识称为“近代”的理念型的。然而，丸山毫无顾忌地讲“本来的独裁观念”，还援引了纽伦堡裁判（Nürnbery）中“格林（Göring）的哄笑”的例子。这一切即使是作为对日本的未成熟非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懦弱”的掌权者的尖锐讽刺，在此亦不期然地暴露了丸山理论的缺欠，不期然地落入了逻辑的陷阱。就算丸山用“本来的独裁观念”想说的是近代国家为其前提的绝对主权的概念。因为他是以这个主权概念为理念型概念，从其视角所观察到的，大概只有在主权概念上不完善、未成熟的日本近代权力结构的病理。与理念型的“近代”同时被构成的，是另一方面关于“日本近代”病理的话语叙事。于是，只有日本近代国家的病理在丸山的视角中反映出来，相反，作为纳粹独裁而出现的近代国家德意志却从他的视角漏掉了，纳粹独裁只是在作为对不值得称其为独裁之名的日本权力结构和懦弱的掌权者的讽刺性话语中才得以登场。

美国的德国现代政治史研究者杰佛里·哈佛，在其著作《保守革命与现代主义》中是以下面一句话起笔，分析纳粹统治下近代国家德意志的现代主义独特性的。而且，哈佛在该书日文版序言的开头也使用了这句话，这对日本的现代主义批判性分析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暗示。我在追溯从战时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认识问题，以及其对“日本近代”认识视角的缺欠而结束这篇文论时，愿意把哈佛的提示出以往近代认识之缺欠和分析现代主义新视角的这句话，抄录于此。

一般普遍的近代性是不存在的。有多样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国家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转变为近代性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