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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最新一篇《去国外考公“上岸”:这届中国学生开始卷海外“铁饭碗”了?》文章,报道了到国外去考公的人群。
当国内千军万马争过公务员独木桥时,一批年轻人悄然将“考公”战场延伸至海外,英国NHS的信息系统研究员、加拿大安大略省小镇政府职员,这些带着“洋编制”的身份正在成为新一代留学生眼中的“新上岸方式”。中西方体制就业观的碰撞中,一场独特的文化迁徙正在发生。
韩羽和陆可的经历折射出当代中国年轻人对职业选择的复杂心态,她们带着国内熟悉的“编制情结”远渡重洋,却在西方公共部门找到了另一种生活可能:英国NHS的20%养老金缴纳比例、27天年假,加拿大政府的弹性工作制,这些福利待遇与国内公务员体系形成微妙对照。
更值得玩味的是,她们的父母虽身处国内体制,却对子女的“洋编制”表现出高度认同,这种认可背后,是对稳定性的共同追求,超越了意识形态与国界差异。
西方公共部门的大门为何向中国年轻人敞开?本质上是全球化人才流动与西方国家公共服务专业化发展的结果,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要求国籍只要求工签的政策,英国NHS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渴求,都创造了制度条件。
而中国留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跨文化适应力,特别是在政策分析、文本写作等领域的优势,成功抓住了这些机会。陆可的案例尤其典型:国内广告业练就的传播能力,与加拿大地方政府宣传需求完美契合。
这种现象背后是更深层的文化命题:中国人对“稳定”的追求是否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从北方某省公务员父母对女儿“国外上岸”的欣慰,到留学生将异国公共部门视为避风港的选择,折射出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的职业焦虑。当国内互联网大厂裁员消息频传,当“35岁危机”成为集体焦虑,西方公共部门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福利保障自然具有强大吸引力。
但“洋编制”真如想象中美好吗?韩羽们的故事背后藏着诸多现实挑战:文化隔阂带来的隐形天花板,远离政治核心的边缘感,以及身份认同的永恒挣扎。更重要的是,西方公共部门的“稳定”同样伴随着官僚主义、晋升缓慢等共性问题。有在澳大利亚州政府工作的中国员工就曾坦言:“当地人更愿意去企业打拼,留在政府的多是求安稳的普通人。”
这场“去国外考公”的潮流,本质上仍是中国人将竞争模式输出到全球的体现。正如网友所言:“中国人所卷之处,寸草不生。”从托福雅思考试到国际名校申请,从北美房产投资到如今海外编制争夺,这种带着焦虑感的竞争力正在重塑全球人才市场格局。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年轻人纷纷去海外寻找“稳定”,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国内职业环境的构建?如何让不同性格、不同追求的青年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不必全部挤向“编制”这条单一赛道?或许比追逐“洋编制”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多元、包容、有安全感的职业生态系统,让每个人都能在国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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