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架空、诬陷、冷眼，我在上海随迁学校拒绝“弯腰”的2年 | 人间

这里的人就是这样，你要么学会弯腰，要么学会离开。

配图 | 《春风化雨》剧照

2012年8月，我在上海的一所随迁学校当小学老师，那是一所藏在上海缝隙的边缘学校，学生都是来沪务工人员的子女，没有户口，没有学籍保障，而我也不过是那所学校里，一个编制之外的“小人物”。我在这所随迁子女学校工作了完整的两个学年。2014年6月，我辞职了。后来，因为生源的减少，这所学校不停被合并重组，在2022年10月，它被正式注销，成了“历史的产物”。

2024年，一个学生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以高分考入了一所中西部的医药学院，是在江苏参加高考的。这通电话，唤醒了我对学校的记忆，也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命运。

对曾在这里上课、生活过的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机构，而是无数命运的交汇处，我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还有学校的职场哲学，每天上演着各种明争暗斗，亲历了孩子、老师、制度三者之间那些拧巴、荒诞、但又真实的人情世故。我永远记得，也永远怀念。

2012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从上海市中心的老破小搬到了外环外的新房， 这里没有大型商场、24小时便利店，甚至连幼儿园都还没建好。但这里的马路很宽，天空很高，附近还有小河、农舍、成片的野草和庄稼。

小区是商品房，入住率并不高，租户和业主五五开，还有不少上海本地人，他们会把门前的绿化带变成自留地，种植一些蔬果。初夏时分，藤蔓绕着木枝攀爬缠绕，结出一把蓊郁的绿伞，小丝瓜在里头悄然疯长，绿伞很快罩不住了，主人来不及摘瓜，它们就“把躯体放在窗台上”，借着各种巧劲儿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生长。

小区里有个大爷还养了一匹红棕色的小马，每天牵着马到处溜达，小马驹长得飞快，常常把河边的野草啃得精光，小马驹喜欢追着小孩子们玩。有时候大爷会让我的儿子骑一会儿马，说是给马压一下脊梁架子。儿子住这儿很开心，他挥舞着小短手，露出腿在浩荡的草丛里劈波斩浪，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快乐。

我为了不受动辄单程2小时的通勤之苦，只能开始在这边找工作。巧合的是，附近一所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在招心理老师，就是那种专门为来沪务工人员的子女开办的学校，我是师范毕业，有多年儿童心理咨询的背景，跟这个岗位很对口。

面试那天，李校长仔细检查了我的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和心理咨询师证书后，又让我读了一篇《荷塘月色》，当即就宣布我被录取了。我暗自窃喜，又有些疑惑：“这么容易吗？”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农民工子女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没有编制，李校长开诚布公地说：“由于明年学校要申报心理健康达标校园，所以想招一位有资质、有经验的心理老师，在此之前，我们学校是没有这个岗位的。”

她朝我笑了一下，顿了顿，继续说道，“贝老师，心理老师的课时不多，目前也没有教研活动，你入职后，还需担任一门主课老师，我看你朗诵不错，可以胜任一个语文老师，这样你的课时会多一些，收入也会高一些，你看怎么样？”

所以，招聘心理老师无非就是为了创建“心理达标校”，岗位本身像是个虚职，但一想到学校离家近，收入也不错，我便答应了。

准备签订合同时，李校长要求我把教师资格证和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原件压给校方，我不太乐意，因为合同生效的日期是8月15日，这时候才是六月底，哪能提前扣留，我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李校长微微一笑，说道：“贝老师，坦白讲，你这个岗位是从无到有，既是未雨绸缪，也是学校的一次创新，待遇上我们不设试用期工资，是对你的重视，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吧，毕竟开学时，我们是要确保所有老师到岗的。”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合同，一年的合同期里果然没有试用期，我点了点头，把两本证书交给李校长。走出校长室之前，李校长又把我叫住了，这一次她用上海话问道：“贝老师，你是上海人吧?”

“是的。”

“我们这儿和公立学校不一样，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说罢，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了，校长，我会努力工作的。”我已经工作十年了，天下工作哪有不苦的，一个教书匠，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有两个假期，我已经很知足了。

到了8月中旬，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同时得知这次新招的一年级一共有四个班，每个班的人数都是48人。几个有经验的老师跟我说：“一个班主任至少得管50个学生。”因为等学生开学了，陆续会有些“关系户”再插进来，有些资料不全的也可以“先上车后补票”。

但是这里的老师少的可怜，之前一整个年级就一个英语老师，几个班的作业垒成小山，老师低着脑袋批完一座又一座，常常累到胳膊也抬不起来，所以不少老师上完一个学期就走了。这里的绝大部分老师都是因为居住证或学历受限无法在上海“考编” ，只能先来这儿教书。我还听说，校长不太招上海户籍的老师，因为她觉得上海人吃不了苦。

随后，我领到了两把钥匙和一本蓝皮手册，其中一把钥匙属于心理咨询室，另一把属于一年级老师办公室，册子是《班主任手册》，这意味着开学后，我既是语文老师，又是心理老师，还要当班主任。如此重担，确实有点超出了我的预料。

开学前一天，全体教师要打扫整理办公室、领取电脑和办公用品，还要搬运、清点新书，出新学期的板报，校长会在下班的时候来逐一检查、打分。几位老班主任提醒我：“校长格外看中卫生检查，一定要把教室打扫干净。”

8月底的上海秋老虎肆虐，可办公室里的空调却不能开，因为遥控器还没发下来。

快放学的时候，总务处的孙老师来了，他穿着白色衬衫，梳着分头，腰间挂着一串刷啦作响的钥匙，风风火火地赶到我们办公室，扒着门框眉飞色舞地说着：“李校长来了！来了！”又不时往走廊上看一眼，再拼命朝我们招手示意，动作很夸张。

班主任们立刻接收到信号，赶紧回到各自的教室。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李校长逐一进入教室检查，孙老师手里拿着本子和笔，不时地记录着。

很快他们来到了我的班级，李校长一进门就皱起眉头：“贝老师，你地板没拖干净！”随即她抽出一张湿纸巾，走到了墙边，顺着一根外露的灰色电线一边走一边摸，然后把发黑的纸巾摊到我面前，一脸不悦。

她在教室里检查了很久，从边边框框、沟沟槽槽里摸出了不少灰尘，望着讲台上那堆湿纸巾，我有些惭愧。孙老师则在一旁认真地记录着，只要李校长背过身去，他就皱着眉，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巴，两片嘴唇不停翻飞，用手指指我，再指指桌子，不知是提醒，还是警告。

李校长总算检查完了，刚走出教室门，她又杀了个回马枪，说：“贝老师，忘了提醒你了，我们学校经常要劳动，班主任更要亲力亲为，你不要穿得山青水绿的，这样放不开手脚。”说罢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便走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湖蓝色的裙子和同色的中跟鱼嘴鞋，裙摆上有些泥点，鞋面上洇开了一滩水渍。

开学后的时间就像被按了快进键的录像带，上课、批作业、备课、开会、处理班级事务……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年级的新生个个精力旺盛，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我，充满了希望和挑战。随迁子女学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那些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大多都会把儿子带在身边。我们班上的男女比例是2：1，有些调皮的男孩就像穿梭在丛林里的小猴子，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天性。

学校的走廊上有一面很长的黑板，上面写着每个班级的《一日行规》，详细记录了各班在进校礼仪、排队出操、校服领巾、眼保健操、文明课间等方面的表现，是考核班主任工作的重头戏。每天下班的时候，孙老师总会踩着凳子，对着一叠厚厚的评分表，在黑板上画上一个个“笑脸”或“哭脸”。

开学前两周，我们班的行规表现惨不忍睹，几乎每天都是一排哭脸。缺乏经验的我只能每天都扯着嗓子大声“安静”、“闭嘴”，可效果甚微，嗓子又干又痛，很快就哑了。我想起了同事们说过的：“新老师都会哑嗓子。”

我每天都拼命抓纪律，还把《一日行规》编成了一首儿歌，让孩子们每日背诵。那时候只要听到走廊上有嬉笑或奔跑的声音，我都会立刻跑出办公室，生怕学生动静太大，被扣了纪律分。

可尽管如此，黑板上的“哭脸”还是比“笑脸”多得多。“哭脸”多了，班级就永远挂不上流动红旗，这意味着班主任工作不到位，我一直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哪里除了问题。

直到有一天，数学刘老师告诉我：“要想日子好过些，就要去找‘大建’。”

“大建”就是总务处的孙老师。孙老师本名孙力坚，可同事们私底下都叫他 “大建”，因为他仗着校长器重，尽做些拜高踩低的事，会根据资历和能力区别对待人，只有那些资历老、教学好的老师才不用忌惮他，每一个新班主任都有一个入职黑暗期，即使做得再好，也要被打压。

“大建”原本在老家务农十几年前跟着老乡来了上海打工，投靠了一个姓谢的老板。千禧年后，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了上海市郊打工，谢老板就顺势开办了一所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教育的简易小学，“大建”因为写的一手好字，就在学校里当起了老师，听说还教两门，一门数学，一门语文。

2009年，镇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对简易小学进行转制，经过筹建成了现在的民办小学， 还专门选派了两位公办学校的骨干担任校长，李校长就是其中的一位。

办学正规后，“大建”自然不能再上讲台教书了，可他凭借着脑子灵活，会来事当上了学校的后勤总管，还颇受李校长的器重。李校长不止一次在全体教工大会上表扬他“以校为家”，勤勤恳恳。老师们都嗤之以鼻，他当然“以校为家”，因为他就住在学校里。

他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但他很少在里面办公，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学校里转悠，专门挑老师的“刺儿”，凭着手里的评分表“拿捏”老师，几乎每个新老师都要被他挑剔。

刘老师接着说：“不过，这人也好打发，没啥大追求，随便送点礼，他就不会盯着你了。”

“送礼？”我觉得莫名其妙。

“嗨，也不用送啥大礼，一条烟，一瓶酒，一个礼盒什么就行，反正这人来者不拒，去年他一直咬着我，过完年开学，我送了两瓶老家的麻油，他就不找我麻烦了。”看得出刘老师很厌恶“大建”，满脸嫌弃，眉头都拧出了疙瘩。

“你去过他办公室没，哼简直就是的小仓库，里头啥都有，他不光要老师的东西，还管家长要东西，他桌子上摆的那两盆花就是你们班小胖子家的，他爸爸是个花匠 ……”

“贝老师，你就随便拿点东西给他，他保准不再找你……”刘老师说的恳切又笃定，可我却不以为然，对于送礼、给好处这一套，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屑。再说，我还是想用能力说话，开学才三周，我只想努力带班，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

开学快一个月了，学校下发了一张召开家长会的通知书，办公室一下子热腾起来，老师们都在讨论“艺校班”的事，原来这所民办小学每学期都会开设收费的课后服务，一门课的费用是150元，除了语数英，还有篮球、绘画、舞蹈等不同的课程。

正常的放学时间是下午3点，如果学生报名参加了“艺校班”，就可以多上两节课，放学的时间会延长到下午4点50。听说，绝大部分家长都会给孩子报名，因为下午3点很难来接孩子。

李校长给全体班主任做了动员，尽可能说服家长都报名，老师的收入也跟“艺校班”有关，老师多带一个班就能多拿一份钱，最多的一个班能拿200块，这钱一个月累计下来，显得很可观。

报名参加“艺校班”的孩子会按照课程重新分班，不过“艺校班”的分配是很有讲究的，身受器重的老师往往会分到好几个，不受待见的老师连一个也分不到。

当天快放学的时候，年级组长曹燕拿着一叠广告纸，招呼我们几个过去，原来，我们在家长会上还有另一个“任务”。曹燕是1班的班主任，也是年级组长，不到四十岁，一头利落的短发，说话声大而尖锐，是办公室里教龄最长的老师。

我一看，广告纸上印着“XX牌点读机”，原来教师还要推销这款点读机，点读机每台售价498，卖出一台，就有50元的提成。

“一定要推销吗？”我小声问道。

“那当然，校长很看重这个”曹燕说道。

“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

“我们这里的家长都没啥文化，你就说这点读机是帮孩子学英语的，多强调一下重要性，有条件的家长就会掏钱。”

刘老师悄悄告诉我，每届新生家长会，校长都会让班主任推销这种点读机，这机子质量不好，坏了还不保修，很多家长都觉得上了当。

家长会当天很顺利，临近结束，我才想起了那一叠广告纸，便硬着头皮发了下去，还象征性地说了句：“这款点读机是帮助孩子们学习英语用的，有需要的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要购买，请填写回执。”

后来，孙老师天天都会来办公室打听点读机的销售情况。曹燕遥遥领先，已经卖出了二十几台，而我们班只有一个家长付了钱。大家围着曹燕说笑，曹燕也毫不避讳地分享着自己的“销售秘诀”，无非就是“夸大宣传”和“制造焦虑”。

孙老师把曹燕夸上了天，接着又对着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又摇头，又跺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见我没啥反应，他伸出一个手，对着我说：“起码这个数！”我明白了，就是起码要卖出五台。

在随后的一周里，他总会不经意地晃到我面前，二话不说，伸出一个巴掌摇一摇。我想的是，农民工家庭大多不富裕，本就为了孩子的教育犯愁，如今还要利用他们的焦虑来卖货，实在有违师者的良心。

我还是不想卖，到了月底，我们班的销售额还是“1”，孙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表面佯装无奈，心里却有一丝暗爽，他们也不能拿我怎样，李校长让孙老师给我传了话：“这次就算了，以后校长室安排的任务，要上心一些。”

刘老师也提醒我，不要和钱过不去，也不要太清高了，对我说：“你是上海人，不差钱， 可以‘清高’，可以‘任性’，可这一点也挺让人讨厌的。学校里大多都是刚来上海的老师，家里没有助力，自己也没根基，你看不上的那点提成对于别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是改善生活的补给。”

我点点头，刘老师说的不无道理，可对于利用教师身份去促销这件事，我就是做不到，这事关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秩序。同时，我又马上表明态度：“我差钱啊，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是只‘大菜鸟’！”

转眼到了10月，“艺校班”开班了，除我之外，办公室其他老师都至少分到了1个班，组长曹燕更是分到了4个，春风得意。办公室里其实如常安静，作业纸沙沙作响，茶水轻轻煮开，但这份静谧之下，藏着“角斗场”，谁分得多，谁被重用，谁悄悄边缘，大家心照不宣，一言不发，却暗流涌动。

那年《甄嬛传》热播，3班的班主任张嫣总爱模仿台词，动不动骂学生“贱人”“贱婢”，让人很不舒服。她和我年纪相仿，都是上海人，在学校教了两年。我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爆发了。

每个班主任都有一个搭班老师，俗称“搭子”，一起负责班级事务。但我的“搭子”当时怀孕，无法参与全校大扫除。我只好一个人擦窗扫地，收拾完讲台和书包柜后已经累瘫，只能靠着拖把喘气。

3班张嫣的“搭子”夏老师路过，看到我的样子狼狈，主动问需不需要帮忙，她的教室已经打扫完了，我也没客气。我俩一起把地拖得锃亮，还请他喝了杯加料奶茶。

谁知两天后，我被李校长叫去谈话——原来张嫣告状，说我“指使”她的搭子干活。还没等我解释，校长就批评：“你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夏老师也有责任。这叫‘荒了自己家的地，肥了别人家的田’。”

我当场反驳：“夏老师打扫完自己教室后才来帮忙，这是同事之间的善意，不该算错。”校长冷下脸：“每人有每人的职责，你平时表现也不怎么样。同事关系，你不会维护吗？”

她话里话外都在批我，我还没来得及回神，张嫣推门进来，校长立刻换了笑脸：“张嫣，我已经和贝老师沟通过了，你也和夏老师说一下，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张嫣装模作样笑着对我说：“你不会介意吧？”我冷冷回了句：“当然介意。”

气氛瞬间凝固。我压低嗓音说：“搭子怀孕，我一人忙不过来才请人帮忙。希望校长考虑特殊情况，别追究夏老师责任，也请补派人手，职责明确，资源公平。”

正要离开，话又憋不住，我转身道：“孟子说，‘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总盯着别人田地，不耕自家，才会‘荒了地，肥了田’。真正该反思的，是这种心态。”

说完，我直视校长惊愕的目光，平静告别：“校长，我还有课，先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顶撞领导，心跳如鼓，却也畅快淋漓——一个字，爽！

期中考试临近，我和张嫣的关系已降到冰点，她与年级组长曹燕交情深，在办公室里拉帮结派，边缘化我们这些“局外人”。

复习阶段，我无意间发现别的班都在做统一的复习卷。小孟悄悄告诉我：“是曹老师从教导处拿去统一复印的，她们故意不告诉你。”我核实后才发现，确实是教导处统一下发的复习卷，而我，成了唯一没拿到的老师。

午饭后，我直接在办公室质问曹燕，她却说是自己掏钱打印的，“反正平时也不熟，就没叫你”，还阴阳怪气地说：“资源当然给有竞争力的老师”。我忍不住当场发问：“卷子是不是教导处发的？你是不是组长？你有权区别对待？”

她被顶得脸红脖子粗，甩给我一张空白卷子：“拿去自己印！”我摔门而出，背后传来她的讥讽：“她甩脸给谁看呢？”我又冲回来，开门大声说：“给你看！”

这场风波也让我彻底认清了局势：校长冷淡，同事排挤，我已成众矢之的。

我告诉自己要加倍努力了，我想在这站稳脚跟，只能用成绩。

11月，期中考试结束后，语文的年级排名出来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班竟然得了年级第二，而曹燕的班级垫底，张嫣排名第一。

这次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做完质量分析我却笑不出来。我们班只是平均分还不错，不过两极分化严重，尖子多，学困生也多，合格率肯定垫底。

教师大会上，校长表扬了几位均分第一的老师，并宣布：学期末将按平均分发奖金，期中和期末按4:6计算，领先5分以上还能加50%。这在办公室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可我心里很清楚，这种“唯分数论”无非是把教育变成了内卷赛跑。奖金激励的背后，是同事之间的对立，学生头上的压力。拉开差距很难，缩小差距才是提分的关键。可现实显然不朝这个方向走。

从那之后，办公室的气氛变了，话语间都带着火药味。曹燕把失利归咎于几个“拖后腿”的学生，张嫣阴阳怪气地说是我破坏了组里团结，给曹燕添了堵造成的。

我听着，没反驳，只默默决定搬离办公室。天大地大校园大，哪里都可以办公。我的第一个“新办公室”是教室后排靠门的位置。我借口班级纪律差，向任课老师一一说明，在那儿批作业、听课，还能观察学生表现。这也是研究教学心理的好机会。

第二个“新办公室”是操场。秋天的校园依旧郁郁葱葱，葡萄架下的木椅，是放松、观察学生体育课的好位置。孩子们的奔跑、笑声，自带疗愈力。

第三个“新办公室”是图书馆。下午没课时，我便去看教育相关书籍，补齐专业短板。

换了“办公室”之后，我看学生的视角变了：不再是俯视，不是管理，而是观察和共情。他们像校园的植物，各自生长，却在地下悄悄连成根系。不爱举手的学生像含羞草，东拉西扯的像找不到支架的爬山虎，乱画乱写的像石缝里的多肉——顽强又生动。

怎样帮他们？自然早已给出答案：等待、支持、鼓励。

这年底，学校突然紧急召开教师大会，会议上李校长宣读了一份处分通报，四年级的虞老师因春游时与国际学校老师争执，被指“违反师德”。

我们都在现场，那天科技馆人多，排队混乱，两个学校的队伍冲到了一起，双方都觉得自己的班级应该先玩，两校学生队伍发生了冲突，虞老师和一位外籍教师僵持不下，事后，照片被传上微博，闹到了校长室。

会议上，李校长严词斥责虞老师“纵容学生”“破坏学校形象”，更强调对方是知名国际学校，还有很多外国学生，说：“不知道他们会因此怎么看上海。”最终，虞老师被降师德评级，扣发一半奖金。我望向虞老师，她虽满脸通红，却目光坚定，没有一丝羞愧。

散会后，我和刘老师想为她作证，她却拒绝：“校方根本没调查就下结论，还让我道歉，我当然不愿。失职可以承认，但这不是师德问题。”她说话犀利：“我不服软，是因为不想用自己的精神血肉去供奉那些德行有亏、能力不足的领导。”

她那种坦率与不服输的劲儿，让我对她另眼相看。期末联欢会前，我们领取了奖金。我拆开信封一看，师德被评了个“B”，心里有些不快。联欢会上，我和虞老师被分到一组玩“猜成语”，最后一个成语是“只手遮天”，她比划着说：“这事，学校里只有校长能做！”我脱口而出：“只手遮天！”台下哄堂大笑。

她笑得放肆，我也畅快不已。那一刻，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有时候，一点点“怼”，正是自我守护的开始。春天到了，新学期开学后，虞老师不声不响地跳槽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去了一所知名的双语学校任职，得知这个消息，我仿佛又看到了她欢脱而放肆的笑容。

不久后，随着新学期的开始，我也有了新“搭子”甜杏，来自河北，她长得黝黑壮实，说话做事大开大合，爽快利落。她不怕“大建”，每当“大建”露出一丝欺负新人的苗头时，甜杏就把头摇得像河北梆子里的快板， 再直截了当地给他一个“不要”。“大建”恨得牙痒痒，总是找机会给她“穿小鞋”。

看她吃亏，我就会不自觉像刘老师当时劝解我一样，提醒她注意点，她身上有股嫉恶如仇的劲，像一位骑着“倔驴”行走江湖的侠女。有了甜杏的帮助，我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总是第一时间来搭把手，即使自己再忙，也没有牢骚。

但在愚人节那天下午，甜杏出事了。甜杏在校门口晕倒，倒在地上抽搐，她死死咬着“大建”的手腕，白色袖口上渗出了殷红的血。“大建”脸色惨白地跪坐在地上，另一只手小心地托着甜杏的脑袋，一边龇牙咧嘴地抽气，一边气急败坏地疏散人群，“大建”怕她咬伤舌头，情急之下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甜杏被医护人员抬上担架，车子呼啸而去，地上残留的尿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甜杏没有父母，陪在病床前的只有一个河北乡下来的姑姑，她告诉我们甜杏的妈妈在她5岁时就跟人跑了，爸爸在她12岁时病死了。上初中时，她突发了癫痫，后来就一直靠药物控制着。

甜杏脱离危险后并没有回到学校，因为医生在她的颅内发现了一个血管瘤，我们陆续去探望了几次，她的情况一直不太好，脑压很高，总是呕吐。

校长组织了全校募捐，工会和党委也捐了不少钱。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她的病情暂时稳定了。甜杏瘦了，白了，结实的身子柔软下来，被宽大的病号服罩着，像儿童病房里那种恹恹的小女孩一样。就在医生和她商量动手术时，她突然决定回河北了，她态度坚决，怎么也劝不住，我想甜杏是想逃离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就是这样：你要么学会弯腰，要么学会离开。而她，选择了后者。

春风总算变暖了，学校也终于记起来我是一个心理老师。5月，我接到校长室的通知，说是上海市教委正在筹备心理健康达标校园的创建工作，学校要开展一系列的心理健康课程，还要配备心理咨询室。

李校长说任务紧急，让我围绕“爱生月”的主题，先开展一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我很高兴，当了快一年的挂名心理老师，总算有机会发挥专长了。

我拿着发言稿，开始在广播室里为全校学生广播，我广播的内容是一篇自创的童话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们班的孩子，他们化身成了可爱又淘气的“小精灵”，在充满泥土和花香的跑道上撒欢，在学校大厅角落里的橡皮树叶子上滑滑梯；晚上他们爬到高高的柚子树上呼唤着星星快点回家……

那一刻，我仿佛不是在播音，而是在种一颗颗小小的希望种子，撒进每一个孩子的耳朵和心里。广播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脸蛋红扑扑的，像刚被风吹过。她什么也没说，只轻轻地把一张纸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跑。

我愣了愣，打开纸条一看——“贝老师，你多讲一点，我们爱听。”

编辑 | 小满 实习 | 琦萱

一枚贝

野生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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