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抗战时期战功赫赫，却为何知名度不高

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但是1939年10月，埋伏在保定火车站西南方五里铺铁桥附近的游击队员们，却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一节节装载着坦克、大口径火炮的车皮，没有火车头的牵引，在铁路上跑得飞快。

真是活见鬼，游击队员们都十分紧张，他们在铁道桥下埋置了一颗30多斤重的大地雷。

只有摧毁火车头，才能达到切断平汉铁路的目的。

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传来列车行进的汽笛声，原来狡猾的日军，将火车头安放在列车的中间位置。

转眼间，火车头已经来到铁道桥上，地雷被瞬间引爆.

铁道桥被炸塌，火车头翻落桥下，车头两侧的车厢里装载着日军押运队，也在车头的拖拽下掉落入河水中.

两侧几节装载着重武器的车皮，也在惯性的作用下，重重的砸在密闭的车厢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惨叫声.

片刻后就声息皆无，那些没有被砸死的日军，也被涌入的河水溺毙了。

游击队来不及检查战果，就凯旋而归.

三天后，气急败坏的日军，将悬赏游击队长张树荣的金额，从5000大洋提高到50000大洋。

十倍的悬赏金，也足以证明日军在这次伏击战中损失有多惨重。

张树荣又名张根成，1894年出生在博野县冯村，成年后就在铁路上谋生计，1923年参与并指挥了“二七铁路大罢工”，因而结识了一大批在铁路工作的工友。

1937年9月24日，张树荣找到河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沐新，筹建一支能在铁路沿线作战的抗日游击队。

陈沐新家住安新县同口镇，时年已经60多岁，曾经在北洋部队中任职，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后来陈沐新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四团，他因为年纪大，被遣送回原籍，实在有些可惜。

在陈沐新的极力帮助下，游击队于1938年1月正式成立，张树荣任大队长。

两个月后，在唐县西三阳村尼姑庵里，抗日游击队正式改称“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总兵力200多人。

游击队创立之初，缺钱少粮还在其次，最缺的是武器弹药。

虽说靠山吃山，可日军在各火车站都驻有重兵，明碉暗堡林立，外围还有层层高压电网，直接硬闯，无异于送人头。

没办法攻打火车站，要获得武器，就只能靠颠覆军火列车了。

但是日军在铁路上有装甲巡逻车，铁路两侧还安装了探照灯，留给游击队员们破坏铁路的时间十分有限。

更要命的，虽然说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可干专业的事，要有专业的工具（撬棍、大锤、扳手、丁字镐等）。而破坏铁路的专用工具，大都储放在日军控制的火车站里。

说干就干，游击队员史文平、杨文林设法混入保定火车站，在车站调度员杜明生的帮助下，将一个满载工具的火车头，明目张胆的开出车站。

史文平开始鸣笛，列车喷出的白雾，将车头隐没其中。

杨文林趁此机会，将车上搭载的工具，一股脑地抛出窗外。

上百名游击队员在此等候多时，大家捡起落在地上的工具，趁着夜色消失在五里铺方向。

有了工具还要有武器，这种事对其他游击队来说是天大的难事，可对铁路游击队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毕竟他们火车头都能弄出来。

没过多久，200多名游击队员装备焕然一新。每人一辆自行车，一长一短两支枪，子弹和手榴弹想背多少就背多少。另外还有20多挺机枪。这武器装备，不亚于八路军一个主力团。

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竟如此能搞，八路军首长喜出望外，马上下达一个新命令：根据地军用物资奇缺，铁路游击队有什么就搞什么，能搞到多少就搞多少，多多益善。

为了表示支持，首长还派来了3000多名赤手空拳的战士，协助铁路游击队，另外还有不少普通百姓也闻讯赶来。

人多好办事，游击队员们负责拆卸铁路上的道钉，其他人除了负责警戒的以外，其余的有人搬开铁轨，剪断铁路两侧的电话线，电线。

没有电，探照灯全部熄灭，割下来的电线、电话线，都快速打捆，送往根据地。而铁轨更不能浪费，那可是八路军兵工厂制造武器的上佳原料。

日军各据点之间失去联络，顿时乱作一团。

经过半个多月的大规模破路行动，日军损失惨重，为了加强对铁路沿线的警戒，他们每隔三里地建了一座炮楼，另外还增设了寻道夫和装甲铁道巡逻车。

日军认为这样万无一失，不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一到夜间，游击队员们就埋伏在铁路两侧，等日军的装甲巡逻车刚刚经过，队员们就快速的攀上铁路，卸下道钉，将铁轨两边的固定螺丝卸下来互换。

这样枕木和铁轨已经分离，而在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日军的列车从此经过，轻则脱轨出路，重则倾车颠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没有人认真的统计过，铁路游击队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多少军用物资，但是通过另一个方面可以一窥端倪。

截止到1938年5月，八路军在冀中扩编部队超过15万人，其中包括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总兵力7万人。八路军第四纵队，兵力5000多人，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晋察冀游击军，总兵力1.9万多人，被编成9个团。八路军地新385旅，8000多人。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12,000多人。新编第十一旅。另外还有军区教导团、独立团、自卫军第6团、别动队、冀中回民支队等等，每支部队都齐装满员，但由于各部队新兵太多，战斗力并不出色。

1938年6月，铁路游击队已经扩充到800多人，下辖4个分队，贾洛厚负责津浦队，庞文贵所部定县、清风店队，于国斌负责徐水以北，于长率部活跃在保定周边地区。

由于扩展太过迅速，很多游击队员的思想素质、以及军事技能十分欠缺。

6月底，游击队被调往曲阳县灵山一带，进行了两个月的教育和培训。

训练结束后，游击队改称为晋察冀边区铁路工人游击队。

由于贾洛厚的津浦队，负责的路段有刘子芳、邸玉栋、辛宗江、刘振寰等人组建的红军铁道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于1936年4月。日本投降后，刘子方作为我军代表，曾经与王耀武进行谈判。不幸被特务暗杀。

这支铁道游击队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因如此，贾洛厚的津浦队被取消，所部两百多名队员，被划拨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

与来自于完县（顺平县）、唐县、望都的游击队，合编为游击第2支队。

游击队接受培训这段时间，铁路沿线似乎消停了一些。日军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了一些。

随着培训结束，铁路游击队卷土重来，而且执行任务时变得更隐秘，也更专业。

1938年12月初，铁路游击队在徐水、保定、方顺桥（后来叫完县）、望都、清风店等地同时展开行动，措手不及的日军顾此失彼，整日里疲于奔命却于事无补。

14日，张树荣看准时机，亲率游击队，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了日军重兵防御的战略要地清风店。

日军摸不清虚实，开始从各地集结重兵，准备于16日围歼据守清风店的游击队。

张树荣则利用敌人反扑前的一天空窗期，将清风店车站上下30多里铁路悉数捣毁。

其间缴获的铁轨、道钉、枕木、电线等战利品，悉数运往根据地兵工厂。

完成这一切后，游击队主动退出清风店。

等日军赶到时，留给他们的，只是一条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路基。

恼羞成怒的日军，开始对铁路沿线进行大规模“扫荡”。

日军骄横异常，一个小队都敢单独活动。

张树荣瞅准战机，找到八路军冀中七分区第17团团长杨书明。利用有利地形，在定县城南伏击了日军一个中队。

这伙日军配备的坦克，被游击队用地雷炸毁，击毙日军190多人，俘虏日军113人，缴获三八式野战炮9门、各类枪支130多支（挺）。

第17团也通过这次战斗，一跃成为晋察冀军区三大主力团之一。

吃了大亏的日军怒不可遏，悬赏5000大洋捉拿张树荣。并随即集结2万多兵力对游击队活动区域，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大“扫荡”，史称“五次大合围”。

游击队员们机智勇敢，在大扫荡期间，非但没有蒙受损失，反而有所壮大。

1939年4月，日军无功而返。八路军随即在唐县的青虚山，完县的神南镇，组建了兵工厂。

钢铁厂位于北庄子村，老姑村负责制造地雷和手榴弹。古洞村用蒸锌法制造黄铜，生产子弹和炮弹。兵工厂所需的大量原材料，都交给张树荣的铁路游击队来完成，战士们的任务更重了。

为了防止游击队的突袭，日军大量使用装甲巡逻车，加强了对铁路沿线的防御。

这些钢铁怪物，严重阻碍了游击队的行动。

是年10月，游击队员赵国斌化妆成巡道员，在小汲店到于家庄路段，埋了下几颗地雷。

夜里两点左右，日军的铁路装甲巡逻车触雷，路毁车翻。车上的17名鬼子兵，非死即伤。

这次战斗的意义，并不在杀伤敌人多少，而是证明了游击队已经有对付装甲巡逻车的武器。

肆无忌惮的日军，从此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横行无忌了。

另外游击队员们也处类旁通，既然地雷能够炸毁装甲巡逻车，只要增强地雷的威力，同样也能炸毁正在行驶的列车。

为了验证想法，游击队员们在保定火车站西南方五里铺铁桥下，埋下了一颗30多斤重的大地雷。

战前张树荣下令，只有炸毁火车头，才能真正检验地雷的威力。

奈何日军将火车头放在列车中间，因此才发生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地雷造价低，威力大，操作简单，成为游击队打击日寇的杀手锏。

根据地缺少冬装，搞棉花的重任，又落在游击队肩上。

1938年九月，日军规定保定的完县、定县、安国、清苑等14县为种棉重点区域，区域内的土地，棉花种植面积要在50%以上。禁止种植高杆作物。

出产的棉花只能出售给日本的“大坂兴业公司”，其中40%通过天津港运往日本，剩余都运往东北的伪满洲国。

运往日本的，都是在保定加工过的皮棉，游击队将袭击的目标，锁定了运送皮棉的列车。

10月下旬，16节满载皮棉的列车，驶出保定火车站，经北平转运天津港。

由于途经路段都是日军重兵把守的平原地区，棉花又是易燃物品，因此没有安排专门的押运人员。

游击队在定兴县城以南设伏，用地雷炸伤火车头。

当时担心使用的地雷威力过大，会引燃车上的棉花，所以刻意减少了地雷的威力。

被炸伤的火车头速度骤降，游击队员们攀上列车，将车头与车皮脱离，成千上万的抗日军民一拥而上，短短三四个小时，就将车上的棉花搬运一捆。

不过也有人说，地雷已经引燃了第1节列车上的棉花，火车司机担心车头被烧毁，所以主动甩开满载皮棉的车皮，惶恐万分的逃命去了。

日军急忙从各地集结兵力，赶往事发地点。结果速度最快一支骑兵部队，在清苑县大庄，遭到冀中八路军18团三营的迎头痛击，当场被击毙47人，缴获战马11匹。

随后战士们使用缴获的战马，化装突袭兵力空虚的保定城。

日军顾此失彼，回援保定。任由抗日军民将缴获的棉花，从容的运往根据地。

当时日军认为这批棉花都被运进太行山区，因此连续对可疑地区进行了几次“扫荡”，最终一无所获。

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的被服厂，位于平原腹地的饶阳县。

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破袭战是八路军打击日寇的重要手段。

铁道游击队员们都是破袭战的高手，因此他们也成为参战部队最抢手的人才，期间有300多名队员，被补充进入各主力部队。

在战斗中没有伤亡的游击队元气大伤，总兵力只剩下不足400人。

1941年二月初，豫南会战激战正酣，日军为了炫耀所谓的“赫赫战功”，20多个日本记者，在北平登上列车，到豫南进行战场采访。

为了确保这些记者的安全，日军挑选了100多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一个记者由五个人进行保护，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八路军总部得到情报后，马上做出决定：伏击搭载记者的列车，杀一杀敌人的威风。

另外还规定千万不能伤害这些记者，只是对护送他们的鬼子兵下手。

2月9日下午，列车驶入保定火车站，开始补给燃料。

几乎与此同时，在火车站警务段工作的地下党员施敬儒，将情报送到游击队手中。

次日凌晨一点，列车从保定车站出发，记者们都在第八节车厢。

负责护送的鬼子，则都集中在第九节车厢里。

情况紧急，张树荣只来得及召集十几名游击队员，将伏击地点选择在小汲店正南四平庄附近。

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十四，月光分外明亮。游击队员们趁着月色，迅速赶到预定的伏击地点。

探照灯光不时的从战士们头顶滑过。随后就是装甲巡逻车经过，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在寂静冰冷的夜晚，显得分格外的刺耳。

随着巡逻车渐行渐远，队员刘耀生、庞福顺、庞景等三人，快速爬上铁路，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卸下枕木与铁轨连接的螺栓和道钉。

游击队员安振海、张永顺、刘庚昌等四人，也娴熟的将被拆铁道，伪装的天衣无缝，不露半点破绽。

其他队员都埋伏在路基两侧五十米的位置，进行警戒。整个过程前后不到5分钟，紧张的气氛，让队员们感觉时间漫长得有一个世纪。

呼啸的列车如期而至，随着一声巨响，五节车厢脱轨。

高速行驶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训练有素的日军预感到危险，他们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准备下车，对第8节车厢的记者进行保护。

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密集的机枪子弹将车门牢牢地封锁，车门口瞬间堆满了日军的尸体。

几个脑筋灵活的鬼子，打开另一侧的车门，却殊途同归，密集的子弹将他们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待在车厢里只能等死，不愿坐以待毙的日军，用同僚的尸体垒成掩体，一边开枪还击，一边等待下车的时机。

机会没有等来，却等来了几颗嗤嗤冒烟的手榴弹。

车厢里无处躲避，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车厢里一片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又是一个5分钟，枪声终于停歇下来，100多个鬼子非死即伤，再无还手之力。

张树荣深知敌众我寡，一定要在鬼子的援兵到来之前，撤出战斗。

游击队没有恋战，甚至没有检查战果，在给敌人致命一击后，主动撤离了。

那些日本记者，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也在第一时间记录了日军遇袭后的惨状。从此他们兴致全无，悻悻而归。

日军为了对付游击队，绞尽脑汁。后来他们收买了几个铁杆汉奸，假冒张树荣的名头，在根据地内为非作歹。

张树荣为此大受牵连，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才弄清楚这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

重新回到游击队的张树荣怒不可遏，他亲自带人混入保定城，将那几个坏他名头的铁杆汉奸及其家人都给咔嚓了。

虽然大仇得报，可张树荣也在执行任务时殃及无辜，被通报批评。

为此他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因为他坚定的认为，那些被杀掉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942年夏季，日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八路军各主力部队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战斗力，铁路游击队在完县常庄，被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22团，随后赶赴晋西北执行作战任务。

张树荣没有跟随一手创建的游击队接受整编，他留在老家，以马车夫的身份做掩护，继续为八路军运送各种军用物资。

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在几年时间里，消灭了日伪军2000多人，破坏铁路四百多次，摧毁火车头三十多个，促使火车出轨、颠覆共99次，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定的这支铁路游击队，无论是规模，还是所取得的战果，都远胜微山湖畔那支鼎鼎大名的铁道游击队。

只是当地人性格内敛，不喜张扬，才使得这支战功赫赫的铁路游击队，鲜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