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台湾中部的山林里,一个原住民部落正在办婚宴,接着,一个日本警察的出现突然打破了热闹的氛围。
距此三十五年前。
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日军迅速接收台湾土地,对台湾人民采取了武力统治。
部落的头目莫那鲁道来自赛德克族,那时他还是一个高大威猛的青年。
在日军的统治下,莫那鲁道和他的部落,被迫放弃了传统农猎的生活习惯,变成了文明发展里的潮水。
赛德克族的民族信仰也就此成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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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后,莫那鲁道部落的一次婚宴上,一个日本警察来捣乱,新郎请他喝酒,反被警察攻击,于是警察和族人起了严重冲突,打斗中军官负伤。
莫那鲁道深知双方实力悬殊,忍辱负重,带领族人登门道歉,但军官依然把事件上报,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0月27日,以莫那鲁道为首的赛德克族,发动了对日军的起义,杀了134名日本人。随后遭到日军长达五十天的围剿。
史称“雾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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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台湾的青年导演魏德圣偶然间翻到一本漫画,漫画里讲述了这个关于信仰与战斗的故事,他深受触动,一心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2009年,呕心沥血十二年,几经波折的台湾影史最大制作的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从来不缺少历史与信仰,中国电影也从来不缺少大制作和对历史的叙述,但把“历史”与“信仰”结合的如此恢宏的电影,中国只此一部。
这部史诗般的电影筹集资金时困难重重,为此徐若瑄、温岚无偿参演,周杰伦、言承旭等200位明星慷慨解囊,据台媒报道周董无息借导演4000万(新台币),才让这部电影能够顺利拍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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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电影或许更应该被人重新阅读。关于民族,关于信仰,关于人类本身。
理由正如很多人对于电影的评价一样:它能够唤醒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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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电影前,我想先讲讲关于电影的故事。
2012年,《赛德克巴莱》在内地上映,业内广受好评,但只拿到了1500万票房,至今在内地都算是小众的冷门电影。
本片导演魏德圣,1968年出生在台南市,1993年,二十五岁的魏德圣进入杨德昌电影工作室,正式踏进了影视界。
2008年,业内已经颇有名气的魏德圣拍出了《海角七号》,一举成名天下知,这部电影是台湾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以至于,《海角七号》之后的台湾电影,被叫做“后海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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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魏德圣)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魏德圣的倾心之作,但魏德圣说,拍《海角七号》,就是为了拍《赛德克巴莱》。
2011年9月,《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和大陆上映的惨淡不同,在台湾拿到8亿新台币的票房,打破了《海角七号》保持了三年的票房记录。
对于《赛德克巴莱》,魏德圣倾注了十二年心血。
从1997年了解“雾社事件”,到2000年完成剧本、自费拍摄预告片,再到《海角七号》成功后重新拉投资、借钱,魏德圣靠的正是对“信仰”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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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著漫画作者姚若龙的话说,“魏德圣和莫那鲁道实际上是同一类人,只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影片里的“莫那鲁道”,正是一个单纯的有信仰的人。
魏德圣拍《赛德克巴莱》,和电影里的“莫那鲁道”带领族人们发动起义,都是一件被信仰驱使的、热血的事。
而这正是浮华的现代人逐渐丢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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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上映版的《赛德克巴莱》分为上下集,《赛德克巴莱: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彩虹桥》,全长四个半小时。内地上映版砍掉了130分钟,但故事依然讲的很清楚,也依然充满力量,这里讲的以内地上映版为准。
影片故事源于上世纪真实历史,台湾赛德克族发起反抗日军的“雾社起义”。
影片开头就交代了赛德克族的传统生活方式。
年轻的莫那鲁道参与部落的成人仪式“出草”,砍下敌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以此代表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可以在脸上纹上男人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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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族居住在深山,是典型的独立父系社会,渔猎耕织,男人们负责打猎和战斗,女人们则负责缝制男人的衣服,等待英雄的男人们回家。
男主外,女主内,生活的平静且踏实。
雾社地区在台湾的高山地带,部落众多,但生活环境恶劣,人们依靠打猎为生,各个部落对于猎场的争夺也成了男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为了部落的荣誉、猎场的争夺,不同部落间经常爆发战斗。
所以在赛德克族祖辈的传承中,有一个传说:
人死后会走过一座彩虹桥,彩虹桥的对面,就是那些已经逝去的人。
男孩只有猎杀过敌人头颅才能称为真正的男人,才有资格走过彩虹桥,得到祖灵的认可。
赛德克族的人们也以能够这样骄傲的死去为毕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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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莫那鲁道一生的信仰。
成人仪式上,带着敌人头颅回到部落的莫那鲁道回忆起了儿时的场景:父亲抚摸着他干净的额头和下巴,告诉他,只有砍掉敌人头颅,成为真正的男人,死去后才有资格走过彩虹桥,见到神圣的祖灵。
莫那鲁道做到了,脸上纹上了象征男人的图腾,并让自己勇猛的名声流传在外。
对于莫那鲁道而言,这就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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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赛德克人部落的精神信仰,对于精神的追求大于生存的物质需求。
用电影台词来讲,就是: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祖祖辈辈传承的平静生活随着日本人发生了改变。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接收台湾,对大多数地区采取了武力镇压。
赛德克人所在的雾社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很快也面临到日军的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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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到来之前,赛德克族各个部落为了各自的猎场和男人的荣誉,纷争不断。
听闻日军要来后,部落之间开始合作,试图阻止日军的到来。
赛德克人的方式是,在他们熟悉的狭窄山道上狙击日军。用枪和弓箭在山顶埋伏,日军在山下经过时发起攻击,往山下推落滚石。
这招起初确实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面对的毕竟是精锐的现代化军队,部落的抵抗很快就宣告失败。
反倒遭到日军的反攻。
反攻中,莫那鲁道的父亲也在战斗中丧生,临死前父亲对他说:不要让日本人进入我们的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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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这样占领了雾社,莫那鲁道没有完成父亲的遗愿。
父亲死前,莫那鲁道已经完成了“出草”,成了真正的男人。
他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很有威望,是个内心骄傲但理智的男人。
莫那鲁道成了部落的头领,但他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亡,和面对强大的日军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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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过去二十年。
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随着日军的到来,彻底失去了从前自由自在、传承久远的原始部落式的生活方式,旧秩序被完全破坏。
日本人靠着武力镇压使赛德克族接受统治。
根据日军的记载,日军在台湾雾社地区的统治,前期完全依靠武力压迫。随着一些日本人迁移至此,日军才开始在雾社地区进行现代化改革。
日军以及迁移来的日本人,开始让本地的赛德克族人修建医院、学校、邮局、工厂、铁路等基础设施。
目的是带来现代文明,驯化赛德克人的野性,在森林广袤的雾社地区开发木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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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化文明一起到来的,就是对传统习俗的禁止,例如割敌人头颅的成人礼“出草”。
原住民被迫接受工作和教育,学习日语和日本历史,赛德克人沦为廉价劳动力。
来到雾社的日本人胡作非为,欺压赛德克男人,强奸赛德克女人,当地的族人敢怒不敢言。
莫那鲁道这一代见证过侵略的年轻人,只得忍辱吞声,在日本人的阴影下生活。
新的年轻一代,要么接受了日本带来的文明,要么成了工人,领不到薪水还受尽歧视,也生活在阴影下面。
精神上的歧视、生存的压迫、民族文化的断代,让整个赛德克族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碍于日军的强大,他们只能继续苟且的活着。
莫那鲁道也从青年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是部落里威望极高的老人。
面对部落的境遇,他一直耿耿于怀,忍辱负重,一直在寻找一个抗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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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剥夺了部落使用枪械的权力,隐忍的莫那鲁道日积月累的悄悄积攒火柴上的火药,为的就是有机会反抗。
莫那鲁道有时也会独自去自己的猎场,在孤独的猎场里,他会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谣,想起早已经死去的父亲,和年轻的族人逐渐被磨灭的精神信仰。
隐忍了二十年,见证了一切的变化,心有痛楚,却依然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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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部落,大部分族人都在浑浑噩噩的生活,年轻人脸上也没有纹着代表男人的图腾。
还有一部分族人,认可了现代文明,例如警局里的花冈一郎。
花冈一郎是赛德克人,日军来了以后,他学习了日本人带来的现代文化,改了一个日本名字,做了当地的警察。
在警察里,他的学历是最高的,但薪水是最低的。
花冈一郎就像是第一代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接受了文明,但不被文明所接受,却又不愿意回到从前。
他娶了同样是“被文明化”的妻子,两人都过着日本人的生活,穿和服、说日语,但日本人看不起他们,骄傲的赛德克人也看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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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下,故事的转折,雾社事件爆发了。
部落的一次婚宴上,日本警察来闹事,被族人打伤。
军官怀恨在心,一心要杀光部落。那时犯人打日本警察是一件大事,日本警察无论如何都要上报。
莫那鲁道带着族人去道歉无果,积压已久的愤怒和仇恨终于彻底爆发。
年轻的赛德克人虽然无法完成传统的成人仪式“出草”,但毕竟还没有断代。
于是以莫那鲁道为首的部落头领,和热血的部落年轻人一拍即合,想用日本人的头颅完成年轻人的成人仪式,血祭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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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莫那鲁道开始联系雾社管辖内的其他部落,却只有五个部落响应了号召,因为头领们都知道,这会是一场自杀式的复仇。
苟且的生,或者骄傲的死。
“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
“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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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一郎也来劝说莫那鲁道,莫那鲁道对他说:“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这句话让花冈一郎死了心,也转变了态度,暗中帮助族人的起义。
1930年10月27日,日军在雾社开展运动会,当地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会到场。莫那鲁道联系好五个部落,布置了行动计划,所有人都开始等待这一天的黎明,等待野性觉醒的时刻。
当天凌晨,各部落按照计划解决了分散的哨所,开始向雾社集合。
行动很成功,莫那鲁道率领的这次“血祭祖灵”,在雾社的运动会杀了134名日本人,其中不乏妇孺,这是违背了部落传统的。
这也代表着,他们一开始就做好了死的准备。这次行动更像是野性的自杀式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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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社事件爆发后,日军立刻派遣军队到雾社地区展开战斗。
莫那鲁道率领的三百多族人也开始了生命中最后的燃烧。他们凭借复杂的地形,打退了日军三千多人的军队。
起初瞧不起他们的军队统帅,也开始气急败坏起来,向军方申请动用了国际禁止的毒气弹。
接着,面临赛德克族男人的,就是无休止的、直到死亡的战斗了。
他们振臂高呼,愿意为了民族的荣耀,为了自己的灵魂而战,三百多名战士燃烧自己生命的力量,生生把战斗坚持了一个多月。
对于他们而言,信仰大过生死,正义大过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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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那鲁道率领男人们和日军战斗,让几个十几岁的少年,带着女人和孩子逃到安全的地方。但女人们为了减少粮食消耗和切断男人们的后路,选择了另一条路。
美得像画一样的丛林里,女人们向这些少年告别。少年们仿佛明白了他们要做什么,哭着挽留,但女人们个个眼神里都有着折戟沉沙的决绝。
她们来到一处美丽的树林,亲手杀死了还小的孩子,然后用衣服做成绳索挂在树上。她们唱着古老的歌谣,一个一个的,将自己的头挂在绳索上,集体自缢而死。
母亲对儿子说:“你已经是个男人了,去战斗吧,我会在彩虹桥的另一端等着你。”
这一幕给人心灵的震撼难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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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的男人们,开始了拼死的战斗,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能够骄傲的死去。
日军利用莫那鲁道的敌对部落,在军队不熟悉的丛林里进行包围。
于是民族仇恨和部落仇恨都因此到达了顶点,莫那鲁道率领的三百多名族人,与日军和投靠日军的部落,展开了最后决战。
十几岁的少年拿着枪冲进敌军,没有子弹了就抱着敌人一起摔下悬崖;脸上纹着图腾的男人身体被捅了十几刀,眼神却依然凌厉;面对桥对面的日军,仅存的男人们挥刀冲向大炮......
逼到尽头,就和敌人同归于尽。无法杀敌,就骄傲的自杀。
战斗的最后,莫那鲁道和仅剩的族人来到一座木桥前。
桥对岸就是驾着机枪大炮的日本军队,族人们手里拿着刀,望向天空,好像能看到祖先的召唤。他们用尽全力地大叫,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
然后,他们挥舞着手里的刀,用尽全力冲向桥对岸的敌人。
一颗炮弹落下,木桥被炸得粉碎。至此,三百多名族人全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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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桥不是彩虹桥,但在他们眼里,生命最后一刻拼命奔跑的这座桥,一定是彩虹。
桥对岸也不是驾着机枪大炮的日军,而是向他们微笑招手的祖灵。
他们在燃烧的信仰里骄傲的死去了。
影片的结尾,日军的统帅镰田弥彦看着灿烂的樱花感叹道:“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
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区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
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红艳了吗?”
在真实的历史上,“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史的光辉一页,在大陆水深火热的时候,台湾人民也用各自的方式发起的反击。英勇、悲壮,且震撼。
后来,雾社一带重建为“大同村”,至今仍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史遗迹之一。
上世纪40年代,莫那鲁道遗骨被日军发现并拿去做标本实验,抗日战争结束后,人们找到了莫那鲁道的遗体,为他修建了陵园,位于如今的台湾南投县。
导演魏德圣谈到《赛德克巴莱》时说:“重点是为什么而战。”
历史上的赛德克人受尽日军的残暴统治,生存需求、民族信仰、基本人权都失去了。
让他们为之战斗的并不是其中之一,而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敬畏,对正义的渴望,对世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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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仅剩不多的赛德克遗族被日方强迫迁居至方便监控的川中岛,直至今日,他们再也没回到故居地。
那份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信仰,或许也已经被文明同化,但信仰曾带给这个民族的力量是无以复加的。“信仰”两个字,也是这个故事最有震撼人心的词汇。
之所以说《赛德克巴莱》很难得,正是因为,它做到的,就是唤醒信仰的力量。一种坚定的、正确的、值得为之燃烧的力量。
对于赛德克人来说,人活着,总要为了什么而战;而重要的,就是为了什么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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