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晓石家庄间谍案：4人潜伏2年多，窃取国家近30份研究机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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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节前，石家庄的街头已经飘起了年味儿，商场里放着《难忘今宵》，单位里在分年货。

可就在这时候，有四个人，突然从各自的生活轨道被悄无声息地带走，没有预兆，也没有风声。

其实早在半年多前，有人就开始盯着他们了。

这事儿的起点，说起来挺小的。

那年夏天，石家庄的气温挺高，邮政局一个老员工在整理邮件时，发现一封信不太对劲。

厚度不对，纸质也不一样。

外面用的是红色印花的信封，看着像是内部文件，但寄件人却是私人，收信地址在日本东京。

那时候国际往来没现在这么普遍，尤其是从科研单位寄出去的信，基本都有备案。

这封信，看着就别扭。

邮局的人没多说，直接把信送到了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

值班员接过信，翻开一看，眉头马上皱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技术术语，还有研究计划和阶段性成果的描述，明显不是普通人的信件内容。

那种东西，放在科研所的档案柜里都得三道锁，怎么会出现在一封私人信里？

当时那边没声张，信封被原样封好，流程照走。

但从那天起，一个调查组就悄悄成立了。

他们没想到，顺着这封信往下查，会牵出四个人。

每一个，都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角色。

李元道，56岁，石家庄某研究所的技术员。

平头、布鞋、骑二八自行车，住在单位家属院，说话声音不大，从没和谁红过脸。

可他每天最早来，最晚走，还经常主动留下来值夜班。

那时候研究所人手紧张，没人觉得不妥。

可调查员发现，他几乎每隔两三周就往邮局跑一次。

收信人叫张之龙，是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两人没有亲属关系，通信内容却高度机密。

邮寄频率之稳定，文件内容之专业，让人很难不怀疑。

张之龙的背景一查，更让人警觉。

他早年在台湾待过一阵子，再辗转去的日本。

那时候两岸间的间谍斗争还处于暗流期，台湾情报系统常常吸纳有留学背景的大陆青年。

调查组决定不急于行动，而是继续埋伏。

这事儿拖了七个月，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两个人：杜志国，一个做材料生意的老板，爱穿皮夹克、抽红塔山；鲍卫国，银行系统的干部，平时话不多，但擅长处理账务。

四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李元道负责窃取研究资料，张之龙负责联络与移交，杜志国提供掩护和材料支持，鲍卫国负责洗钱和资金流转。

1995年9月开始，他们断断续续地传出了将近30份机密文件。

内容涉及国防材料、高温合金、雷达系统等关键领域。

换来的，是40多万元的报酬——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

国家安全局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知道，一旦提前收网，很可能抓不到张之龙——他是整个事件中最核心的人物。

于是他们决定等。

1997年春节前，情报部门接到一条消息：张之龙要回国，说是回家探亲。

可谁都知道，他这一趟回来，不只是为了过年。

那段时间，调查组几乎每天都在机场值守。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会在哪个城市落地。

张之龙非常谨慎，先后改了三次行程，最终选了北京。

下飞机的那一刻，他穿着灰呢子大衣，戴着墨镜，身边跟着一位穿着时髦的女人。

从机场出来后，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杜志国的材料厂。

第二天，他又拜访了鲍卫国，随后搭乘长途车去了石家庄。

那天晚上，李元道家的灯一直亮着。

凌晨两点，国家安全局的人敲响了他家门。

屋里没有反抗，也没有多问。

张之龙、李元道当场被控制，杜志国和鲍卫国也在当天傍晚相继被捕。

案子很快进入审理程序。

张之龙被判七年，杜志国三年，李元道和鲍卫国各两年。

庭审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很深。

法官问李元道：“你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吗？

他低着头，说：“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这一次，他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好像一直都被忽视。

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辩解。

审讯记录里提到，张之龙在日本留学时，曾因沉迷赌博欠下巨额债务，最终成为台湾情报机关的目标。

而他拉拢这几个人，也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有的为钱，有的为成就感，有的只是觉得“没人管我”。

从案件结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

那家研究所后来加强了保密制度，邮局也换了几代人。

那条通往东京的信道，被彻底掐断。

从那以后，石家庄那片老邮局旁的红砖墙上，再也没贴过“国际快件专送”的牌子。

• 参考资料：
•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档案馆编，《石家庄公安纪实1949—199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编，《国家安全案例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
• 《燕赵晚报》A07版，2022年6月26日，《1948年，石家庄市公安局侦破特务案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