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地位

作者：赵心放

吴趼人（1866-1910年），原名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他的多种笔名中以“我佛山人”最为著名。他是清末谴责小说的杰出代表，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小说，其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地位。

（一）“破茧而出”寻求发展

吴趼人出身于仕族家庭，曾祖父曾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祖父官至工部员外郎，父亲曾任浙江候补巡检。他十七岁那年丧父后，门庭 式 微了。

1884年，他从佛山老家来到上海谋生，到洋务运动催生问世的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馆的抄写员。由于积极肯干，后来升任机械绘图员。虽然工作辛苦，薪金微薄，“月得值仅八金”，但与佛山老家的幽静环境迥异，令他眼界大开，到处是宽大的厂房车间，机器声日益轰鸣，令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他展现出了天生的才华，自行设计制造出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浦江上成功航行。如果在江南制造局的薪金不差强人意，有机会得到不断晋升，他的人生轨迹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延伸了。

但他觉得，身处社会变革波翻浪涌的那个时代，江南制造局就像一个茧，自己被束缚其间了，深感必须破茧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方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某天，他从书坊上得到半部《归有光文集》，认真阅读后，迸发出来了对文字热爱与写作的激情。1897年，也就是32岁那年，他终于离开整整服务了14年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自己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活，先后主持了《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

（二）乐观仗义潜心创作

虽然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从事自己爱好的工作，但他的收入不稳定，时感囊中羞涩。他幼时患的哮喘病，年过四十后不断加重，由于经济十分拮据，难以维持日常开支，他只好不时借贷。一次他写信给一个朋友借钱，捡了一只肮兮兮的烂袜子放在信封里，信纸上写着：袜子如丝，人都感到难为情了。朋友了解到他窘迫处境后，赶紧全力相助。

朋友李伯元（李宝嘉）曾向他写下借据借了二百大洋，后来李伯元患重病，估摸不久要告别人世，于是将吴趼人请来，明说请他赦免这笔账务。吴趼人毫不犹豫地拿出借据撕掉，慷慨仗义地说，我不能保证自己一生都不负人家，岂能苛求人家不负自己呢？说完还将自己腰包中仅有的20元送给李伯元作医药费。后来回到家，妻子告诉他，家里没有米煮饭吃了。他安然无悔，其侠义心肠真使人可钦可佩！

早在办报期间，吴趼人就与小说家李伯元结交，并尝试进行小说创作，两人皆为性情中人，关系日趋密切。1902年12月，曾国藩之孙曾慕陶保举两人入经济特科，不料马上有官员弹劾李氏。李伯元哂笑着拒绝了曾的保举，吴趼人也不屑一顾，与李伯元携手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

1903年4月，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始在报上连载，购买者排起了长队。那年9月《老残游记》出版发行，很受大众欢迎。不甘人后的吴趼人，坐不住了，奋力笔耕，没过多久，他的章回体历史小说《痛史》就在《新小说》杂志上问世。

《痛史》讲述南宋末年，在蒙古军队的进攻下，国家岌岌可危，一些大臣暗中勾结敌人卖国求荣，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奋勇抗敌的故事。他在自序中表示，读不懂历史书的人，读了我的小说就知道那时发生的事了。简而言之，他认为自己写的小说可与正史互为补充，互为验证。

（三）品析其代表作品

笔者管见，《新石头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作为其代表作。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续作，不过都是写一些林黛玉复生，卿卿我我儿女私情，众女子共事一夫，家族兴旺，皇恩浩荡之类的事儿。《新石头记》却迥然不同，它继续了《石头记》的迷幻时空框架，写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游览了华夏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大城市，亲眼看见了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新事物，甚至还像凡尔纳《八十天环球旅行》里写的一样，绕地球周游了一圈，被发达的西方文明所震撼。

之所以称《新石头记》为吴趼人的代表作之一，在于《新石头记》的想像力丰富，百多年后的笔者读起来，仍津津有味，能给人以遐想。

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是把吴趼人推向了文学高峰。这部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通过叙述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晚清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反映了多维的社会生活，除官场外，还涉及到工、农、兵、学、商、医、洋等等。

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暴露晚清官场的黑暗，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比如，贯穿全书的主角儿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失脸面”的官吏代表。苟观察的儿子死了，美貌的儿媳妇成了寡妇，他先教育其遵守妇道，后来打听到自己的顶头上司非常好色，就打起了歪主意，要把守寡的儿媳妇送给顶头上司当小老婆。为了说服儿媳妇，甚至不惜向她下跪。

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按照胡适的说法，我们国家的第一流小说，古代只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到二十世纪初，能加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其他的各种小说均属二流水平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