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定调医患纠纷，舆论不应沦为“打手”

编辑 | 虞尔湖

出品 | 潮起网「于见专栏」

2024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邵医生因医疗争议遭遇7个月网络暴力后坠亡。这一悲剧并非个例——此前“医闹”频发、暴力伤医时有发生，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社会痛点。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医患本应是对抗疾病的“战友”，却因认知偏差、维权失序陷入对立：医者背负“治病防闹”双重压力，患者对医疗服务充满疑虑。

这种紧张不仅侵蚀医疗执业环境，更冲击着社会和谐。在自媒体传播便捷、公众健康期待攀升的当下，以法治划边界、以共识筑信任，成为破解医患困局的关键。

对此，人民日报也多次发文，针对医患纠纷进行定调。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字里行间无不在传达着一种观点：舆论不应沦为一些所谓弱势群体过度维权的“打手”。

邵医生事件的警示：网暴与失序维权代价惨痛

「于见专栏」认为，邵医生的悲剧，是网络时代医患纠纷异化的典型，更暴露了维权失序、监管滞后与共识缺失的行业短板。

事件核心是“网暴压垮医者”：患者家属因三起医疗纠纷，在抖音发布含“草菅人命”等恶意评论的视频，泄露邵医生个人信息，骚扰其生活。

图源：网络，社交媒体截图

这种“软暴力”持续7个月，邵医生多次报警、求助医院，但平台缺乏网暴预警技术，相关部门未形成“心理干预+法律支援”快速响应机制，最终导致悲剧。这凸显出当前医疗领域应对网暴的漏洞——情绪化维权披上“互联网外衣”，既伤害当事人，更易引发“以暴制暴”循环。

据分析，三起纠纷均体现“绕开法律、情绪化对抗”的特点：其一是产妇羊水栓塞需切子宫抢救，家属却索百万赔偿；其二是产妇拒剖宫产致胎儿死亡，家属归咎医生“未强行干预”；其三是孩子脑瘫未做医疗鉴定，家属认定医生失误。

这些案例的共性是，家属无视医学复杂性——将“治疗结果不理想”等同于“医疗过错”，拒绝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诉讼等法定途径划分责任，反而借网络舆论施压，背离法治精神。

事件引发的社会反思颇具价值：#邵医生坠亡#登热搜后，网友痛惜邵医生遭遇，谴责家属极端行为。有医者坦言“怕纠纷不敢‘冒险’治疗”，民众反思“情绪化谩骂最终损害患者利益”。这些事件也揭示出，脱离法治轨道的医患纠纷无赢家——医者尊严受损，患者或因行业恐慌面临医疗资源紧张，最终加剧医患不信任。

人民日报一针见血，揭开行业伤疤

面对医患矛盾，人民日报多次发声，既指明法治解决路径，也纠正公众认知偏差，揭开行业“共识缺失”伤疤，为医患修复提供指引。

例如，《共同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一文，明确“医疗纠纷有法定解决渠道”：自愿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诉讼等，且多地有第三方介入机制。

这直指过去“维稳优先”的“和稀泥”乱象——部分地方施压医疗机构“花钱消灾”，虽表面平静，却模糊责任边界，让“闹得越凶赔得越多”的错误预期蔓延，弱化法律作用。

图源：人民网截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评论还强调“不可用非法、暴力手段”，正是对这种乱象的纠偏。这也无异于在表达：唯有坚守法治，才能让医患在规则内主张权益，避免矛盾升级。

《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则纠正公众对体检的认知偏差，提出“健康体检有用但有局限性”的共识。据国家卫健委《2024年中国居民健康监测白皮书》，全国4.9亿人年常规体检，民营机构凭便捷服务获青睐，但公众对体检“全能化”期待与技术局限冲突。

医学数据显示：常规超声对＜2cm肾癌检出率不足25%，增强CT对1cm以下肾结节检出率仅68%；且肾癌无特异性血清标志物，癌胚抗原（CEA）主要用于消化道肿瘤监测。

这说明体检核心是“风险提示”，而非“疾病确诊”，公众若将其视为“健康保险单”，易因漏诊产生纠纷。

实际上，人民日报的评论本质是构建“双重共识”：一是“法治共识”，让法律成为纠纷解决底线；二是“认知共识”，让公众理解医学复杂性。

而这两种共识的缺失，正是医患矛盾频发的根源——认知偏差催生不切实际期待，法治意识薄弱导致极端维权，而评论以权威声音引导理性，为医患修复注入“润滑剂”。

爱康国宾事件，照见医疗纠纷的理性解决路径

前不久发生的张晓玲与爱康国宾的“体检罗生门”事件，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医闹。据观察，该事件既暴露公众对体检的认知盲区，也展现企业以法治应对纠纷的选择，为行业提供参照。

据了解，该事件的核心是“认知偏差引发争议”：张晓玲10年在爱康国宾体检“未见异常”，2024年确诊肾癌骨转移晚期，质疑其“误检”“假体检”；爱康国宾回应称团队已完成对张女士的历年体检报告与档案的核查，并聘请外部专家协助进行数据分析和评估，确认爱康对张女士的肾脏检查不存在瑕疵，报告结论与肾脏超声检查实际情况一致，不存在对于肾脏检查漏诊或误诊情况，进一步确认爱康无责。爱康愿意接受第三方权威机构的鉴定，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和法律后果。

从医学看，争议关键是“体检边界”：肾癌早期无症状，且医院诊断与爱康国宾最后体检差15个月，肿瘤进展属自然病程。具体来看张女士从多次体检到发现肿瘤的时间线，也不难窥见背后的真相。

互联网公开报道显示，2023年10月，爱康在张女士的体检报告中指出其右肾存在钙化灶，同时怀疑左肾可能存在错构瘤。时隔一年后的2024年10月14日，张女士在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

根据张晓玲的自述获悉，最终的体检报告里，腰部仅标注 “右肾囊肿，可见一般低回声，建议至医院进一步检查”，脊柱栏赫然写着 “未见异常”；“肿瘤标志物” 数值被判定为 “正常范围”，医护人员甚至明确告知 “无需处理”。

随后，根据张女士自述，张女士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泌尿外科做增强CT，确诊右肾透明细胞癌，医生告知：肿瘤很小、早期、没有痛感，也没有转移。

而2025年1月，根据张女士自述，张女士至积水潭医院脊柱科检查，经核磁检查后转至肿瘤科，肿瘤科医生开具了增强CT、扫描骨断层等检查。

随后的2025年2月，张女士又声称其在国外某医院接受了进一步检查，并提供了一份中文翻译的检查报告。报告显示，其腰椎（L4）已发生癌转移，与透明细胞肾癌的转移特征相符。同时，张女士在给北京某康复医院的律师函中确认，其肾癌已恶性发展至腰椎，且处于骨癌四期（晚期）阶段。

由此可见，张女士的病情或是在按癌症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发展。对此，世界卫生组织亦指出“三分之一恶性肿瘤因隐匿性难被常规体检发现”。因此，事件的本质，或许源于公众对体检功能的“过度期待”。

爱康国宾在发布会上阐述的关于体检与看病边界的言论，虽然引发争议，却道出行业常识。但其核心是厘清“体检与看病边界”：体检是基础筛查，项目、精度由费用决定（爱康国宾1999元基础套餐利润仅11.7%），难以覆盖高端检测；看病是针对症状的诊断治疗。

这一观点有数据支撑——常规体检对早期癌症筛查如“用渔网捞小鱼”，虽引发公众对“低价体检”的讨论，但有助于纠正认知偏差，减少因期待不符引发的纠纷。

反观爱康国宾起诉张晓玲，是依法维权的合理选择。张晓玲未提供证据便散布“假体检”言论，涉嫌侵犯企业名誉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爱康国宾通过诉讼将纠纷纳入法治框架，与邵医生事件形成对比——邵医生遭网暴未获及时支持，爱康国宾主动用法律武器维权。

「于见专栏」认为，该事件凸显“依法维权”的重要性：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面对声誉侵权，唯有借法律途径才能避免矛盾升级。

而进一步来看该事件，其终极启示是“纠纷解决需理性专业”：患者对体检存疑应走第三方鉴定、司法诉讼，而非网络声讨；体检机构需明确告知局限性（如爱康国宾提示“右肾钙化灶”并建议进一步检查），公开流程数据；监管部门需完善行业标准，推动体检与临床数据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各方协同，才能让纠纷脱离“情绪化”，走向“法治化、专业化”。

结语

从邵医生悲剧到爱康国宾争议，医患纠纷的核心症结是“信任脆弱”，化解关键在坚守法治、构建共识。医患纠纷绝非“零和博弈”——患者放弃“以闹维权”，医者摒弃“花钱消灾”，监管完善机制，才能实现“患者安心、医者放心”。

爱康国宾事件的价值远超个体纠纷：它推动体检行业摆脱“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深耕”（如AI辅助诊断、高危专项套餐）；促使医疗体系打通体检与临床“信息壁垒”；引导社会包容医学不确定性。

构建和谐医患生态，需法律“硬约束”与共识“软支撑”。让法治成为纠纷“最终裁判”，让理性成为认知“主流”，才能让医患重归同一阵线，共同对抗疾病。

「于见专栏」认为，这不仅是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要求，更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石——唯有医者安心执业、患者放心就医，健康中国蓝图才能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