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 | 本书是理解近代中国农村的必读之作

理解近代中国农村的必读之作

文 | 沈艾娣

这本书基于华北平原西南边缘的获鹿县异常丰富的档案资料，对晚清和民国初期村庄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极具信息量的研究。

书的核心内容是农村税收制度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税收在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关键作用，是中国早期历史中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特征，但对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期，相关研究却很少。

在书的前半部分，李怀印探讨了1900年代清朝新政实施之前税收管理的模式，认为村民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关系。

在书的后半部分，他分析了从190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改革对村民与国家关系的影响，尤其是1928年国民党上台后这些改革的显著加强。

李怀印的研究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我们对帝国晚期华北平原的印象。几乎所有涉及这一主题的现有英文文献都将该地区描绘成一个饱受干旱、饥荒和叛乱困扰的地方。基于此，学者们将二十世纪初的华北平原描述为一个旧制度崩溃、乡绅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地方恶霸阶级崛起以填补权力真空的地区。

李怀印并不完全否认这种描述的有效性，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华北宏观区域边缘部分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获鹿县则相反，它属于核心区域，拥有稳定的人口、可靠的农业剩余、强大的宗族组织以及村民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由于这一论点的建立，我们更易将华北平原置于日益丰富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这些研究正在拼凑出一幅中国各地的图景，其中地方生态和融入中国国家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每个地区的独特性。

理解税收一直是这一研究的核心，而这本书最终使得我们能够将华南地区的变化与华北平原的变化进行比较。

为了做到这一点，李怀印基于档案中的纠纷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晚清时期税收实际运作的极为详细和全面的调查。

理论上，每户的家长应亲自前往县城缴纳税款，但由于这一过程既耗时又昂贵，该地区的大多数村庄都任命了一名“乡地”，其职责是向政府缴纳土地税，然后向每位村民收取应缴的款项。这一职位通常由村民轮流担任，担任者通过充当房产买卖的中间人获得报酬。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地还成为政府与村庄之间联系的多功能纽带，例如协助抓捕罪犯等任务。许多关于这一时期华北农村税收的描述都强调了“包税人”的作用，这些外来者与政府签订合同，承诺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然后从村民那里收取更多款项以获取可观的利润。

李怀印认为，包税人仅出现在社会结构薄弱的边缘地区。相比之下，在获鹿这样的核心地区，稳定的人口和强大的宗族组织使得村庄能够合作推举乡地，从而避免了包税人的剥削以及村民亲自前往县城缴税的不便。这种安排尤其帮助了最贫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无需承担担任乡地的繁重任务，却仍能从中受益。

在书的后半部分，李怀印描述了二十世纪初各种改革对这一制度的影响。

他首先介绍了新设立的“村长”职位，其职责与乡地产生了冲突。政府期望村长是有文化的中年男子，通过选举产生——这一期望与传统上由有地位和品德的人担任领导角色的观念相冲突。

由于村长职位涉及管理政府资金和掌控村庄新式学校的责任，自然引发了竞争。通过参与这种竞争，潜在的村长和其他村民学会了使用现代国家的语言。但这只是改革者引入的新角色之一。

另一个关键角色是县教育促进办公室（劝学所）的成员，他们也掌握着可观的预算。这些角色通常由地方乡绅担任，既赋予他们地位，也提供少量津贴。

与村长一样，教育促进办公室的成员为了获得并保住这些职位，也必须学会使用现代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将国家利益置于地方利益之上。

李怀印描述了围绕这些职位引发的各种法律纠纷，在每一起纠纷中，村民们都竞相用新的国家话语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李怀印认为，这些改革的总体效果是增强了村庄精英的权力，从而最终使他们能够成功抵制国家的渗透。

本书以1928年国民党控制华北地区后实施的改革作为结尾。李怀印指出，这些改革与此前的民国时期发展的关键区别在于，国民党为了达成目标，选择攻击农村精英而非试图吸纳他们。他强调，国民党宣传中广泛使用“土豪劣绅”一词来描述地方精英。实际上，他认为这一术语指的是任何抵制国家权力扩张的精英成员。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最终用“乡长”取代了“乡地”，乡长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其政治依赖县长的地位意味着政府首次能够登记并开始对县内大量此前未登记的土地征税。

书评的目的是提炼出书中的核心思想和论点，这也是我在此试图做到的，但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无法充分展现书中如此重要的描述性细节。读完这本书后，我对这一时期农村税收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于理解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村的文献记录至关重要。

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不是最容易阅读的，但对于任何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人来说，它将是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