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式全面启动“人工智能+”新时代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本报记者 | 张守营 杜 壮

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深度融合不再只是未来图景，而是正在迅速展开的国家行动。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我国抓住人工智能革命历史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全面的行动指南。

战略意义：为何此时推出“人工智能+”行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表示：“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正在孕育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此次出台的《意见》，正是为了牢牢掌握主动权，率先建立基于AI的新型科研和研发范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说：“我国数据资源规模优势持续扩大，2024年数据生产总量达41.0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5%。”他表示，这些优势为“人工智能+”行动提供了坚实基础。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徐强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解读了《意见》的意义：“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智能涌现”，是对人类认知边界、劳动能力、决策水平的极大拓展提升，将有助于推动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刻性变革。

六大领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意见》明确了六大重点行动领域，构建了“人工智能+”的全景图。

一是“人工智能+”科学技术。AI正在改变科学研究范式，从“观察-假设-验证”的传统模式转向以数据和算力驱动为特征的精准科学模式。

鄂维南表示：“AI for Science的本质是通过人工智能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他举例说，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一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纪难题”正是通过AI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向智能化跃迁。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指出：“AI+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不仅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更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三是“人工智能+”消费提质。人工智能正在引领智能消费产品和服务形态的快速演进，从人工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到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AI技术已深度嵌入各类终端，带来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交互场景。

四是“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人工智能渗透到教育、医疗、就业等各领域，有效提升生活品质。郑南宁表示：“通过智能化供给改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出行等公共服务，可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五是“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人工智能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重塑。在社会治理、安全治理和生态治理三个层面，AI不断推动治理工具与架构的深度变革。

六是“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我国积极倡导“协同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础支撑：如何筑牢“人工智能+”发展根基？

《意见》从算力、数据、人才、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八大基础支撑措施。

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是首要任务。鄂维南比喻道：“正如高速公路之于现代经济社会，智能化科研基础设施是AI for Science发展的‘底座’。”近年来，我国已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初步进展，如玻尔空间站等基础科研平台正迅速成为科研工作者喜爱的工具。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鄂维南指出：“科学研究的焦点正逐渐从‘拼模型’转向‘拼数据’。”未来，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正成为AI for Science进一步突破的核心，如何用好存量数据、布局增量数据成为制胜的关键。

人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伯文指出：“我国在人工智能年轻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有优势，要给予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更大自由施展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安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强调，《意见》将“坚持安全可控”作为基本原则之一，明确要求着力防范人工智能误用、滥用、失控引发的安全风险。

治理体系：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吴世忠分析了四类安全风险：模型的内在风险（技术局限带来的“不可控性”）、新型的伦理挑战（价值冲突下的“认知危机”）、衍生的应用安全风险（数字空间的“新型威胁”）和潜在的国家安全隐患（战略博弈的“制高点”）。

针对这些风险，《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通过制度完善、技术赋能、生态协同，为AI健康发展筑牢安全保障防线。

吴世忠建议，构建“四位一体”协同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覆盖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等主体的安全体系，建设“人机物”融合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人机协作的智能应急体系。

实施路径：如何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落地见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人工智能赋能行业的路径符合数字技术应用的客观规律，即遵循‘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领域率先突破，再逐步扩散到更多行业’的推进特征。”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张亚勤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五大思路：坚持前瞻谋划、强化系统布局、突出分业施策、推动开放共享和确保安全可控。

周伯文提出了三项实施建议：一是集聚创新资源，推动模型、算力、数据、人才、场景、资金等要素资源的协同联动与高效共享；二是开展有序试点，优先选择技术基础扎实、应用潜力突出的地区和场景，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创新试点；三是坚持安全可控，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及关键技术的自主能力。

徐强认为，要统筹好三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推动发展与守好底线的关系。“‘人工智能+’工作涉及领域宽、参与主体多、覆盖范围广、作用影响强，仍存在许多尚未可知的情况，需要在应用过程中鼓励探索、大胆实践。”

“人工智能+”行动是我国首次以技术革新和应用实践引领者身份参与全球生产力重构的历史机遇。正如徐强所说：“历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都具有群众性，‘人工智能+’行动需要推动每一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这场社会变革。”

《意见》的出台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绘制了清晰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协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共同谱写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我国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把发展“潜力”转为现实“实力”、把比较“优势”化为战略“胜势”，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场变革将重塑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全球创新体系和产业格局。《意见》的印发，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启动了“人工智能+”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