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刻痕印记终身之三：红色记忆中的“必余小学” | 王斯开

阜宁县城至沟墩一带属高地，有“三条岗”之称：顺串场河南岸为大岗，渔盛河南为沙岗，串场河与渔盛河之间则是小岗，“三岗两河”均在沟墩处并合或交叉。“必余小学”与我家就坐落于小岗这条线上，相距1.5公里。 1960年，我初小毕业，9月便升入“必余小学”读高小。

这所学校创办于1930年左右，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其前身为“二截唐小学”，最初仅招收高小学生。它不仅是一所老牌学校，更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先后有共产党员贾必余烈士，以及1940年后的地下党员蔡木亚、祁广亚在此任教，他们俩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党工作。从这所学校走出的人里，不少成为名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士。 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大多初小、高小分立，“完小”十分少见。当时国家为普及文化、方便儿童就近入学（既便捷又安全），几乎每个行政村都设有一所初级小学，让初小教育“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而高小则需几个村共用一所，“必余小学”便是吊沟、安乐、钱庄、三联、锦仁五个行政村的中心高小，既是数十年的老校，又承担着区域核心教学功能。

学校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岗河，百姓村庄多在河南岸；校西有几户人家，东、北两面均无住户。沿小岗河北岸，有一条紧贴学校南门的东西向大路，同学们上学放学都汇集于此出入校园——这条路，正是阜宁到沟墩“三条岗”中的小岗。 从学校向南约一里多路是渔盛河，河南一里处便是沙岗。这沙岗颇为特别：东西长约十五里，宽不足三里，全由120目的金黄沙粒堆积而成，比两侧的黑土地高出近两米。

当地百姓曾在此开辟梨园、种植花生，还挖过煤炭。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这黄沙是优质的工业精密铸造型砂，于是开始大规模开采，销往半个中国。地面的黄沙采完后，又向地下深挖三米，十几年前已形成一片湖泊，如今被阜宁县政府开发为金沙湖旅游度假区。 学校北侧一里路，是顺串场河南岸向东南延伸的大岗公路。这条路自古便是海防大通道，日本侵华时，许多据点就设在这条线上；解放后，它被国家定名为204国道，成为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刚解放时，国家财力有限，老百姓也不富裕，再加上农民重视劳动力，对读书的认知不足——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初小毕业、识几个字，在家种田就够用了，不愿再供孩子读高小，这也是当时高小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必余小学”有二十余间教室，东、西、北三面均有校舍，操场宽敞，南面敞开，自然形成一座开放式书院。

学校常年在校生200多人，教职工近10人；上课时配有书桌、板凳，学生只需背个书包就能上学。我的书包是母亲用旧衣服缝制的，里面只装两本书、两个作业本，不像现在的孩子，书包装得满满当当，负担很重。 作业本则是父亲从供销社买来1K白光大板纸，自己裁成32开，用针线钉好制成的。

当时的校长陈德万，正是我初小阶段的老师；教导主任叫周新鉴，常穿一身浅色中山装，留着大分头，浓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嘴唇总抿着，不苟言笑。 他在教室走动时，习惯将手背在身后，不轻易扬起。周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厉：若有同学不听话、犯错误，他会一边批评，一边握紧右拳，用中指关节敲同学的脑壳（土话叫“吃卯力子”），或是左手背在身后，扬起右手用食指敲打脑袋——我也曾被他敲过一次，至今记得那疼痛感。 我的班主任唐于兴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叫顾寿康，两人对学生都耐心、关心又爱护，也常去学生家里家访。

上下课的信号由教导主任统一敲钟发出：连续拽钟是上课，间断连拉三下是下课，若“连三下单拉一下”反复几次，便是放学了。那口钟个头不小，就挂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的大树上。 上课时，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会集体起立说“老师好”，老师回应“请坐下”，流程十分正规——无论从哪方面看，高小的条件都比初小好太多。

那时没有家长接送，我们每天上下学要自己步行，一天两个来回：早上6点多出发上学，中午回家吃饭后再返校，晚上5点放学。 从我家到学校要经过三个自然村，其中“前庄”有几个没上学的调皮孩子，岁数比我大些，多次在我们路过时，用镰刀割断我和其他同学的书包带——想来是他们因种种原因没能上学，心里不平衡。我们不愿跟他们争执，便绕到河北堤上躲开他们走。

进校后的第一节课是大课，由周主任讲授，内容包括学校的历史、规章制度、校名的来历，以及对学生的要求。其中，他关于“必余小学名称由来”的讲解，还有毛主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题词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主任说，1951年，苏州金阊小学有个八岁的孩子叫陈永康。一天，他和几个同学放学回家，路上遇到一位穿皮鞋、西装的男子——这人手提黑色布包，过来询问学校位置，还想用钞票和糖果引诱他们带路。 陈永康年纪虽小，警惕性却很高。他想起老师说过，解放后坏人没死心，常会派特务破坏学校、工厂，便怀疑这人是坏蛋，却故意答应带路。 他很机灵，故意走得很慢，还绕着弯子等时机；没多久，看到解放军巡逻队过来，他立刻抱住那男子的腿，大声喊：“抓特务啊，快抓特务！”解放军抓住这人后，经审问确认其果然是特务，手里的布包里竟装着一枚定时炸弹。

小英雄陈永康的事迹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亲自题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此嘉奖陈永康同学。原来这句题词还有这样的来历——直到现在，它仍是对全国青少年学生的极大鼓励与鞭策。 我们阜宁县属沿海地区，也是革命老根据地。此后，周主任常教导我们要向陈永康学习，保持高度警惕，既勇敢又机智，守护好自己的家乡。 周主任还讲起学校昔日的教师贾必余——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小时候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又回到这里当老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5月沟墩失守，被日本鬼子和伪军占领，敌人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见此状，贾必余毅然放弃教师职业，奋勇拿起枪杆参加抗战；1943年，他正式加入喻口区民兵队，担任副大队长。

1944年，驻沟墩的日伪军又去孙邓乡扫荡，贾必余和战友丁玉彩忙着掩护群众转移，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人遭受毒打，却始终守口如瓶。敌人用铁丝捆住他们的手脚，将其绑在汽艇尾部，从河里拖拽到沟墩；到了沟墩，敌人先杀死丁玉彩，想以此威吓贾必余，可贾必余的信念坚如磐石，始终没吐露新四军的半点情况。 丧心病狂的日伪军还把四邻八村的年轻人都赶到现场，强迫他们观看杀害贾必余的过程：敌人用长钉将贾必余的手脚分开钉在墙上，用刺刀剖开他的腹部，甚至唤军犬拖拽他的内脏——贾必余全身被刺32刀，牺牲前仍用尽最后力气喊出两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讲到这里时，教室里早已一片哭泣声。我当时也止不住眼泪，双手被泪水浸湿，哭声和急促的心跳根本无法控制。

周主任用手帕擦去眼泪，继续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如今能平平安安在学校读书，来之不易啊！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国泰民安。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共产党，也对得起你们辛苦劳作的父母……” 为纪念革命先烈贾必余，解放后，新政府将原“二截唐小学”改名为“必余小学”。 在“必余小学”读高小的两年，时间虽短，我却收获良多。学校的正规管理、老师们的耐心教育、同学们的真心相处，再加上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社会常识与做人的道理——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有了维护集体利益的意识；了解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加深了对祖国的情感；提高了独立生活能力，也知晓了更多农业生产知识。 尤其是对那些历史事件的认知，我始终难以忘怀：不忘国耻，铭记抗战牺牲的烈士，守护民族尊严，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儿童时期汲取的这些正能量，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谨以此文，纪念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

写于202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