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运河中学红房子记忆之四：赵忠秀阿姨和吴亦峰伯伯 | 于平

运中“红房子”从西边数，第一家是陈兴之老师，第二家是袁道传主任，第三家是我们家，第四家是常永山和胡圭玉老师，第五家是董文才老师和姚阿姨，第六家是刘寿凯和李娟老师，第七家是赵忠秀阿姨和吴亦峰伯伯，他们是一对老“新四军”战士。我们七户为邻时间最长，很多年都没有变过。

在“红房子”的叔叔阿姨们中，赵忠秀阿姨最忙，全校上千号师生和教职工家属，就她一位校医，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为了治病救人，不辞劳苦，随叫随到。许多运中毕业生可能不知道“赵忠秀”这个名字，但是说起运中的“赵医生”，学校内外几乎无人不晓。

当年盖“红房子”很仓促，为了省材料都是空心墙，现在来说就是妥妥的危房，我曾在墙上砸个钉子，一下就把隔壁常老师叔叔家顶出一块砖。空心墙不结实隔音还差，我们常被深夜赵阿姨家的敲门声惊醒，随着她急促远去的脚步声，第二天叔叔阿姨们就会议论，昨晚那个学生或那家孩子突发疾病，被赵阿姨连夜救了过来。

我天生扁桃体肥大，小时候总是发炎，都是赵阿姨给我吃药打针，我母亲想把我扁桃体割了，赵阿姨没同意，她说扁桃体是人体第一道防线，长大后免疫力成熟就好了，赵阿姨保住了我的扁桃体，让我少挨了一刀手术。赵阿姨救过我两次命，第一次是上小学时，我连续高烧不退，医院查不出毛病，青霉素打得屁股都肿了，体温依旧在40度徘徊，人都烧得抽搐了，我母亲急得掉了泪。赵阿姨一天三遍用酒精给我擦身降温，现学现用中医针灸，给我的手脚扎针，最后终于见效，把我的体温降了下来。第二次是我上初中，暑假在大运河游泳喝了脏水，半夜突然腹痛难忍，上吐下泻，人脱水昏了过去。待我早上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了赵阿姨，她整整救了我一夜，以后三四天我不能吃东西，她每天都来给我打葡萄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地区生活艰苦，医疗卫生条件也差，赵阿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保证全校师生和家属的健康。她让我们采紫花地丁防治流感；她自制药膏抹好了我们冻烂的手脚；她用酱油配药治好了学生痛得打滚的胆道蛔虫……我感到赵阿姨什么病都能治，有了她什么病都用不怕。我从没见过赵阿姨发脾气，她脸上总挂着微笑，略微沙哑的声音永远透着温暖，瘦小的身躯仿佛有无穷的力量，她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好医生，圣人般的医生，就像我的叔叔阿姨是神一般的老师一样。

在“红房子”的男性长辈中，只有赵阿姨的丈夫吴伯伯和我父亲不在运中工作，与“红房子”的孩子们接触比较少，袁道传主任家的小红姐一直说我父亲很严肃，像一个公安局长，总让人敬而远之。与我父亲的严肃不同，吴伯伯总是笑眯眯的，业余时间喜欢钓鱼，这可能与他和赵阿姨的家乡都在里下河地区，是鱼米之乡有关。

我与吴伯伯有段特殊交往，这是“红房子”其他孩子所没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里的干部们大都被下放到占城果园，在那里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许多机关的孩子都跟着父母去过。当时我刚上小学，暑假父亲带我去干校，见到了在那里放鸭子的吴伯伯。随后的日子，我跟着吴伯伯放鸭子，他教我划船钓鱼，在草丛里捡鸭子丢的蛋，让我帮着收集鸭子脱落的羽绒，说天冷了就做一双保暖的羽绒鞋。当时他和许多老干部一样，都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心情很郁闷，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大概让他有了些许轻松。

一个假期很快结束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送我回来的那天晚上，赵阿姨来到我们家，很严肃地问我父亲：老于同志，你说老吴会有问题吗？我父亲当时很愕然，沉吟了一下才说：我认为没有。我看到赵阿姨的眼圈红了，我母亲的眼圈也红了。熬过了那个特殊岁月，赵阿姨见到我总会说，你爸爸老于同志是个好人。1999年，我母亲在徐州去世，赵阿姨过后才知道，她从税务局宿舍出发，徒步穿越了大半个邳州城，找到运中，又找到党校，最终见到我父亲，对我母亲去世表示哀悼，当时我已回南京了，是父亲在电话里给我说的。

在“红房子”的住户中，赵阿姨和吴伯伯的孩子最多，他们的大儿子吴克哥结婚时我还在上小学，他是“红房子”孩子中第一个成家的。记得那一天，运中的大人小孩都兴高采烈，我们等吃喜糖有些急不可待。我一整天都在董老师叔叔的办公室看他画画，一幅“喜鹊登梅”，一幅“牡丹富贵”，董老师叔叔反反复复画了好几张，直到满意为止。这两幅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国画，挂在了新人的新房里，在当时充斥政治宣传画的环境中，这份超越时代的清新美好独具浪漫。

在“红房子”的姐姐们中，我最喜欢吴宁姐，她是赵阿姨和吴伯伯的大女儿，文静美丽，学习又好，我妈妈和胡老师阿姨常常夸她。记得有一次她来找我母亲，因为考试中有同学抄了她的答案，我母亲知道后扣了她的分。我母亲听了她的申辩，还是坚持没给她加分，最后她流着泪走了，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不敢责怪母亲。

赵阿姨比较偏爱吴宁姐，我们都能看出来，她有一个饼干盒，家里别的孩子都没有。吴宁姐很喜欢我们这些小男孩，时常会拿自己的东西给我们吃，多少年以后我们聚在一起，还常常说起这个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宁姐，是在运中四十周年校庆典礼上，那时候她已经生病了，可是依旧那么美丽。我们一起笑着合影，她抱着我说，弟弟，有空来看我。可是我后来采访拍摄忙，直到她去世也没去看她，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地要抽自己。

今年夏天特别热，整个七八月我都在拍片，从梅岭到庐山，顺着赣江四次纵穿江西。夕阳西下，站在潋滟的鄱阳湖边，一排废弃工厂的红砖瓦房让我伤感，剧组的年轻人疑惑地问：于老师，你怎么啦？我抹着眼角的泪珠说：想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