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略有增订，引用还请据原文。感谢汪小虎老师授权发布！明代颁赐王历制度之建立，当基于洪武封藩之政治理念，其王历使用者最初定位为亲藩阶层。颁赐王历之意义，可由《大统历》历注制度体现，它进一步区分选择活动等级，强化了统治秩序，给予亲藩阶层极高待遇。洪武以后，明廷推行削藩政策，亲藩地位日益走低，王历规格相对降级，颁赐方式有所简化，王历使用阶层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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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

/ 汪小虎

摘 要：比较存世的两种明代大统历日，可确定多数为普通民用历日，还有部分应属亲王用历，即王历。明代颁赐王历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进行审视：王历之意义、颁历方式、王历使用者身份。明代颁赐王历制度之建立，当基于洪武封藩之政治理念。王历使用者，最初定位为亲藩阶层。颁赐王历之意义，可由《大统历》历注制度体现，它进一步区分选择活动等级，强化了统治秩序，给予亲藩阶层极高待遇。明廷颁赐王历，设有专门的王国受历礼仪、使节之制。洪武以后，明廷推行削藩政策，亲藩地位日益走低，相关政策渐次出现调整：王历规格相对降级，颁赐方式有所简化，王历使用阶层扩大。

关键词：明代；《大统历》；颁历；王历；封藩制度

*原刊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略有增订。

历书又称历日，它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生产、生活参考资料。前人研究历日实物，多着眼于汉简历谱、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等早期稀见材料，而对年代较近、存世数量众多的明清历本仍未予以足够重视。

周绍良先生收藏明代大统历日最为丰富，上世纪80年代，他曾撰文对藏本形制及颁行情况做过简略介绍。[①]90年代，周氏将所藏历日50余册捐赠北京图书馆。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②]（以下简称《汇编》），收录大统历日105册，为历日研究提供了资料便利。

“颁正朔”在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有着悠久传统，它是皇权统治秩序的重要体现方式，存世历日可为今人考察古代颁历制度提供实物见证。明廷就曾按照臣民身份地位差异，对其颁给不同的历日，亲藩使用王历，普通官民使用民历。本文尝试从明代大统历日中辨定出这些历日，并从历日特征与内涵、使用者身份、受历方式三个方面，研讨明代颁赐王历制度及意义。

一、明代王历考1.1大统历日种类考

周绍良提到所藏历日有两种版本：

从所藏各本形审之，共有两种：一种当每月一页，此种当是供一般人日常所用；另一种每半月一页，在这些本《大统历》中共有四册，内容与前一种全同。何以有此区别，尚不得知。[③]

按图索骥，检《汇编》所收明代大统历日，果有两种版本。两种历日形制较为固定，直观而言，每月一页者98册，历本原17页、有闰之年18页[④]，日期、历注字体较小；每半月一页者7册，历本原29页、有闰之年31页[⑤]，日期、历注字体较大，其年份分别为嘉靖十年、十一年，万历十二年、十六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又见嘉靖十一年、万历四十四年二年历日，两种版本在《汇编》中皆有收录，则其当为明朝同时颁行。

笔者选取万历四十四年两种历日之正月前半页图像，对比如下：

图1万历四十四年两种历日正月前半页对比图

直观而言，两种历日最为显著的差别是日期、历注的字体，姑称前者为小字历，后者为大字历。[⑥]

经过初步比较两种历日内容，笔者发现二者并非如周氏所云全同。以下将其内容各项依次列出，对比异同[⑦]，制成表1[⑧]：

据上表总结出小字历、大字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大字历首页每月朔日下标有合朔时刻，小字历则无；其二，每日历注，小字历每日上标注伏、社、盈、虚日，大字历无此内容，而大字历每日下标注宝义制专伐、吉神，小字历无此内容；其三，小字历之末有五姓修宅，大字历无此内容；其四，小字历之末附有钦天监官衔名，大字历则无。

传统历日除授时提供月、日时间编排之外，每日之下还注有选择活动的用事吉凶宜忌，供人们参考使用。通过进一步比较，笔者发现同年历日虽然月、日编排一致，然每日之下所注选择活动又不尽相同。现选取嘉靖十一年、万历四十四年二年小字历、大字历每月朔日，录其选择活动予以对比，详情见表2：

通过对比选择活动，可见二者有相同之处，亦各有侧重。此种情形，可尝试寻索明代政典中关于历注的规定。《（正德）明会典》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钦定历注”，令后世“永为遵守”。[⑨]其中“上历，注三十事，东宫、亲王历同”，具体内容为：

祭祀（祈福）、施恩封拜（覃恩、行赏、赏劳、受封、封爵、封册、拜官、庆赐、肆赦）、上册进表章、颁诏、冠带（注时、坐向方位）、行幸（注时）、宴会、招贤、出师（注时、出某方位、选将训兵、安抚边境）、遣使、结婚姻、嫁娶（注时）、进人口（注时、纳奴婢）、沐浴、整容、剃头、整手足甲、疗病（求医、针刺）、入学（注时）、安床（注时）、裁制（注时）、兴造动土竖柱上梁（注时）、缮城郭、开渠穿井、扫舍宇、般移（注时）、栽种、牧养、捕捉、畋猎[⑩]。

相应地，还有“民历，注三十二事”，其具体内容是：

祭祀（求嗣、求福、解除）、上表章、上官（注时、赴任、临政亲民）、结婚姻、嫁娶（注时）、冠带（注时、坐向方位）、会亲友、出行、入学（注时）、进人口（注时）、安床（注时）、裁制（注时）、纳财、交易、开市、经络、沐浴、剃头、疗病、开渠穿井、修造动土竖柱上梁（注时）、动土安葬、移徙（注时）、扫舍宇、安碓硙、栽种、牧养、伐木、捕捉、畋猎、平治道途、破屋坏垣[11]。

经过比照，可判定小字历、大字历中之选择活动分别与民历历注三十二事、上历历注三十事相对应，即便历注中某些说法偶有出入，其意义亦相同，如万历四十四年小字历，六月朔宜“启攒”指出葬，即民历历注“动土安葬”，十二月朔宜“破土安葬”亦同。

所谓民历，顾名思义，为民间日常检用，则小字历应属此性质。上历，“上”字当指皇帝，为明帝御用大统历日。前文已经提到与上历历注相同者，还有东宫历、亲王历。

其实，大统历日不止上述几种。《（正德）明会典》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等，钦天监皆进有专用之历。[12]又据同书描述明代诸历形制曰：“凡进用诸历，俱以红、黑字分辨，并各有尺寸裁造。亲王诸历及民历，亦各依式裁造，其黄、蓝绫绢及黄纸裹造者，俱有定式。”[13]虽不甚详，然已可知明钦天监进呈内廷诸历，字体使用红、黑两种颜色分辨。

周绍良曾称，明代大统历日“印刷颜色一般俱墨印，比较少见者为蓝印本，据说尚有朱印本云。”[14]查阅古籍善本信息，存世大统历日多为墨印本，偶有蓝印本，仍未见朱印本。

清人姚元之曾对清代御用时宪书形制有过详细描述，且将之与颁行民间时宪书进行对比，今抄录如下，作为疏证：

御用时宪书，写本，名曰“上书”。首页节气，次页次年神方位，三页列（二）[六]十花甲子，四页列六合，末二页纪年，与外本同。每日于五行下注明阴阳，于除危后添注“宝、义、专、制、伐”五字，五行生克之谓也……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恶煞，每日宜忌及款识俱与颁行本不同……每四页为一月，每日分四层。写阴阳字用朱书。吉神一层全用朱书，每日，推其所应有之吉神，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气，一月注节。“节、气、候”三字朱书，某节、某气亦朱书，墨注某时某刻，其某候则墨书。如其日应注日出、日入时刻，则朱书于吉神之后，分作两行。又墨书昼若干刻、夜若干刻于日出、日入之后，分作两行。若是日应书躔及某将，亦注于吉神之后。朱书“此日”二字，下云：某时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宫为某月将，“某、月、将”三字复朱书。其每日所宜，“宜”字朱书。其宜用何时，亦双行注于下，与颁行本同，但朱书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则墨书矣。但其日注宜，则不注不宜，注不宜则不注宜，宜与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则书于上格日辰之右。朱书“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时刻。遇日干与皇上景命同者，则亦朱书。[15]

据姚氏所述，可知清帝御用时宪书与前文所述大字历形制颇有相同之处，如吉神、宝义制专伐等。御用时宪书为特制缮写本，以朱字、墨字书写特定内容，似可依此例参考，对明代钦天监进呈内廷诸历情形有个大致了解。

崇祯帝登基之初，因历日“更换年号未能即完”，不及进历颁行，故皇帝“准改于十一月初一日行，其御览、进内日用，刻印不必写册，以省公费”。[16]钦天监进呈内廷诸历，此时以刻印本替代写本，这种情形，恰能说明其惯例是用写本的。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信息中，没有写本大统历日。另外，若古籍中同时有黑字、红字，对应的黑白影印件俱显示为黑色，而原先的红字会显得淡一些。笔者审查《汇编》中这7册大字历，字体墨色似无浓淡之别——它们是单色字。在排除掉内廷用历之后，可以推测大字历是亲王用历。亲王用历又称王历，明廷还颁赐王历给藩属国王，《（正德）明会典》载，“如琉球、占城等外国，正统以前，俱因朝贡，每国给与王历一本、民历十本；今常给者，惟朝鲜国，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17]，可见明代中华朝贡体系中朝鲜国之特殊地位。

1.2王历实物附考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朝鲜国收到明廷礼部咨文曰：“今颁永乐三年大统历日一百本，内黄绫面一本”；[18]永乐六年（1408年），又赐给朝鲜“永乐六年大统历日一百本，黄绫面一本”[19]，则王历封面应裹以黄色丝织品。这种情形，可与前引《（正德）明会典》介绍亲王诸历与民历之区别“其黄、蓝绫绢及黄纸裹造者，俱有定式”相互印证，盖明廷以此标识使用者不同阶层等级之分。

1988年，福建省南平市出土了明代绢质《大统历》封面，据考古报告称丝绢为黄色。[20]以下取《文物》杂志所刊丝绢摹本：

图2《文物》杂志刊丝绢摹本图

左侧框内印有宋体“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大统历”字样，为该年历日名称，右侧框内小字部分“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当给赏银伍拾两，如无本监印信，即同私历”云云，实为钦天监防伪戳内容，封面所盖朱红方钤印迹，乃是钦天监历日印。从封面丝绢材质可以推断，此当属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王历，据上图可对王历封面形制有个大致认识。

笔者通过网络访问“典藏台湾”[21]，在网站上检索到明代大统历日49册，可以一睹历日首页之貌。其中有3册馆藏历日形制与众不同，分别为明代钦天监刊本《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岁次甲辰大统历》[22]、《大明崇祯二年（1629年）岁次己巳大统历》[23]、《大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岁次己卯大统历》[24]。今自网络下载图像如下：

图3《大明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大统历》首页

图4《大明崇祯二年大统历》首页

图5《大明崇祯十二年大统历》首页

据上图可见，三件历日首页每月朔日干支之下，俱标注有合朔时刻，此特征与王历合，故可判定为王历。

关于王历的辨定，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更多的实物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1.3中历考

明代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有时提到某种历书称为“中历”。[25]明朝政典并未介绍中历性质，故有必要对其加以澄清。

就笔者目力所及，中历之名称最早出现在成化九年（1473年）：

掌内灵台事内官监左监丞苏奇奏：“成化九年中历后‘上朔日’该注‘丁巳’，而钦天监司历陈旸误作‘辛巳’”。事下礼部，劾（陈）旸并（钦天监）监副田蓁等俱当究治。[26]

据此可知，每年编制中历为钦天监之要务，故有内官对此事进行监督。按传统选择术中，以“上朔日”为不吉日，会客、作乐等事，需要避开这种日子。《汇编》中所见民历、王历之末页，在宜忌诸日的最后一项，即注有“上朔日”干支，这与“中历后”的位置对应。则中历之选择术性质当与《大统历》系统诸历相类。

又如夏濬有云：“我高皇帝继天立极，治历明时，凡中历注三十事，民历注三十二事。”[27]据此可知，中历亦有历注，注三十事，属于上历、东宫亲王历系统。

明廷每年颁赐中历，有特定对象。最早的记载，如皇甫录《皇明纪略》：

钦天监每年二月朔进历样，十一月朔颁中历于诸王，大统历于百官。进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壬遁历。[28]

稍晚的陆釴《病逸漫记》亦有类似记载：

国朝钦天监每年二月初一日进历样，十一月朔颁大统历于百官。进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士）[壬]遁历……又赐诸王有中历。[29]

上位历，即御用大统历，《七政历》、《月令历》、《壬遁历》，皆可见诸《会典》。中历虽不见于明朝政典记载，却与诸王有着紧密联系。

清初谈迁《北游录》记载有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朔颁历式，亦可为中历性质之佐证。此次颁赐各旗之历有“满洲中历、民历、七政”，“蒙古”，“汉中历、民历、七政”，即是不同种族文字之中历、民历、七政历。谈迁又记载颁赐诸侯历为：“怀顺王、恭顺王、平西王、高丽王，各汉中历、七政绵历一本、民历百本”。[30]清初承明朝故例，朝鲜国王享受亲王待遇，每年受王历一本，民历百本[31]，且诸汉人降将皆受封亲王[32]，其受颁中历情形亦可参照。

综合上述信息：（1）中历非民历，其后注有“上朔日”，可以与存世王历实物对应；（2）中历注三十事，属上历、王历系统；（3）中历受颁者为明亲藩、藩属国王。笔者认为，中历即为王历之别称。

二、从历注变迁看颁赐王历之意义

据上文考察，知明代颁行历日有王历、民历等级之分，则明廷施行此种制度的意义，乃至相关之社会政治氛围，实值得深入探讨。

2.1元明之际历注演进考

明代《大统历》系统中，不说上历，王历就与民历差异甚多，《会典》记载历注制度极为详尽，可以说明在时人心目中，选择活动是反映上历、王历与民历特征的最关键信息，故修纂《会典》时有此种过滤筛选。为了认识洪武二十九年钦定《大统历》历注制度的意义，需对此前历注发展演进之过程加以厘清。

明清历日之内容及形制与唐宋时差别较大，这种转型创于元代《授时历》。[33]据元人述其朝代颁历制度曰：“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上位、储皇、三宫、省院、百司、六部、府寺监并进。历有四等，国（子）[字]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并上进。上位自有光白厚纸、用采色画成诸相属、拜郊祭除宰辅军政之历，非授时之历也。内庭之历，非士庶可详，姑识其闻见耳。”[34]以此可知元廷所颁之历分四等，即汉字《授时历》、蒙古字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盖其颁历以种族、文字进行区分。近年来出土的元末授时历日残片中，其历注内选择活动可辨识者，有“祭祀、上官赴[任]、破屋[坏垣]、解除、沐浴、收敛货财、捕捉、畋猎、袭爵、受封、临政亲民、治病、求嗣、出行、立券、安宅舍、会宾”等事项。[35]

明朝开国之初的大统历日虽已无存世，其部分信息仍可见诸明人记述，姑举数例，作为参考。如郎瑛曰：“国初历，其式与今不同，有袭爵、受封、祭祀、祈福、求医、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险、收敛货财等件。”[36]顾起元因袭郎瑛之记载[37]。田艺蘅的说法亦大体相同：“国初历，有袭爵、受封、祈福、求医、乘船渡水、登高履险、收敛货财等名。”[38]

法国学者华澜（Alain Arrault）在研究敦煌历日的社会学特征时，曾尝试对历注中的选择活动进行分类比较。[39]本文借鉴其分类方法，略加变动，又取元末《授时历》残片、明初历日、上历王历、民历的相应事项进行对比，成表3：

说明：本表括号内部分原为《（正德）明会典》中小字注，是对该选择活动的进一步解释，如上历、王历中“施恩封拜”即包括“覃恩、行赏、赏劳、受封、封爵、封册、拜官、庆赐、肆赦”等，其中“受封、封爵、封册”等事，可归入贵族类。

虽然上述处理方式不够全面 ，但通过对比，笔者还是能得出一些结论，可略见元明之际历注嬗递规律之一斑。明初历日当粗承元代之故例，历注中选择活动较为笼统，同时包含贵族类“袭爵”、“受封”及生意类“收敛货财”。洪武二十九年钦定历注制度变更了这种传统，根据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创建了新的体系，对选择活动做了进一步区分，将贵族类如“受封”、“封爵”、“封册”等归入上历、王历中，而生意类如“纳财”、“交易”、“开市”等仅见于民历之中。

选择活动之名目，可以反映出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信息。如民历中之“出行”，上历、王历则对应为“行幸”。民历中，亦有“上表章、上官（赴任、临政亲民）”等事项，可知其使用者包括普通官民。上历、王历历注所载三十事中，还有“施恩封拜”、“颁诏”、“招贤”、“出师”、“遣使”等，皆为普通人难以涉及。“颁诏”等为皇帝专有政务，然东宫历、王历同注此事，未免有所僭越，似乎于礼不合，其中缘由，更值得进一步关注。

2.2王历与洪武封藩

明初确立此种特色之历注制度，值得深思。为对其有一全景式的认识，亟需考察洪武朝之施政理念。

明太祖建国之后，吸取前朝统治教训，着手缔造带有其个人思想特色的各种典章制度，封藩制度即名之于史。洪武一朝，在大规模打击勋贵的同时，太祖先后封建子二十四人、从孙一人到全国各地为藩王，以此加强皇权，拱卫帝室，从而维护朱明王朝家天下统治的长治久安。诸王手握重兵，驻守名城要地，节制地方军政事务，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太祖强调亲亲之谊的家庭伦理，提倡宗族敦睦，故赋予亲藩极高政治地位与待遇。如亲王冕服、车旗、府邸仅下天子一等，亲藩子孙世代袭封，享受优厚的俸禄，形成了明代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明太祖构建的理想政治蓝图中，诸王屏藩帝室，齐保朱家社稷，同时共享天下。洪武二十九年钦定《大统历》历注制度正是此种政治理念下的产物，该处理方式反映出太祖建立统治秩序的努力。历注中的选择活动被朝廷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以体现明朝统治的等级之分、尊卑之别，从而规范社会阶层，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贵族类为常人难以涉及，故被归入上历历注中，使普通臣民不得僭越；而生意类则归入民历历注中，其意味深长，个中缘由，乃是明确此等事务当为民间所行，皇家身为统治阶层，不应与民争利。至于皇帝御用历与东宫皇储、宗室亲藩之历同注三十事，此种荣恩意味着皇权对诸王的凝聚，将朱氏宗族地位置于全体臣民之上，形成天潢贵胄同享江山的局面。

据上述分析，可以尝试从使用需求之角度审视王历与民历形制、内容之异：王历于朔日干支下标注合朔时刻，每日下标注宝义制专伐、吉神等，民历中无此项，这体现了皇族对星占、选择术更为细密的需求；民历于每日上注伏日、社日，王历中无此项，盖因此等日子为时祭之用，属民俗性质，故皇族之历不必标注；[41]又，民历中标出该年五姓修宅，此为古代推算住宅、墓地方位之吉凶之传统，洪武之制，王城、王陵之营建由朝廷负责，王历自不用此项；民历历尾署钦天监职衔姓名，此为官方昭示钦天监制历权威之用，而王历使用者地位高出天文官员甚多，亦不必列出；至于王历使用黄色丝织品封面，应为昭示宗室之尊而用。

2.3永乐钦定《壬遁历》

据《（正德）明会典》载，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钦定有《壬遁历》。[42]值得注意的是，该历亦注有选择活动六十七事：

祭祀、祈福、解除、冠带（注时、坐向方位）、宴会、招贤、选将训兵、安抚边境、结婚姻、进人口（注时）、求医疗病、入学（注时）、兴造动土、竖柱上梁（注时）、补垣、缮城郭、安碓硙、开市、立券、交易、沐浴、安床（注时）、整手足甲、缓刑狱、施恩惠、恤孤惸、布政事、捕捉、施恩封拜、覃恩肆赦、颁诏、雪冤枉、赏贺、遣使、裁制（注时）、上官赴任、般移（注时）、开渠穿井、修置产室、纳畜、牧养、取鱼、庆赐、行幸、扫舍宇、整容、剃头、纳采问名、行惠庆、举正直、出军代征、经络、求嗣、上册进表章、修饰垣墙、纳财、栽种、临政亲民、平治道涂、出师（注时、出某方）、诏命公卿、筑堤防、宣政事、营建宫室、命将出师、嫁娶、畋猎。[43]

《壬遁历》为皇帝御用，全称《六壬遁甲历》，编写方式或与《大统历》系统有异，但二者历注却多有相关之处，今将二类历注对比如表4：

通过表4对比，可见《壬遁历》对《大统历》历注制度进行了整合，大致上同时包含了王历与民历诸多选择活动；另外，《壬遁历》相对于上历中之政务类活动，增加了“施恩惠”、“恤孤惸”、“布政事”、“雪冤枉”、“举正直”、“出军代征”、“诏命公卿”、“宣政事”等事项。结合洪武朝情形，从《壬遁历》历注，似乎可以看出专制皇权进一步扩张、意图支配全部社会活动之端倪。

有趣的是，清帝御用时宪书亦注选择活动六十七事，经过对照，发现其与《壬遁历》历注基本一致[44]，此种承袭可为认识《壬遁历》之性质提供线索。

成祖钦定《壬遁历》，乃是《大统历》历注制度之确立十几年后，就在这段时间内，政治风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初封藩制度虽为加强皇权、拱卫帝室发挥过一定作用，然太祖过分培植亲藩，导致其势力尾大不掉，又反过来对继任者的皇权构成威胁，其结果是造成了皇位争夺战争——“靖难之变”。自建文朝起，明廷始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起兵，其夺位后亦鉴取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集权，对亲藩进行裁抑、打击。《壬遁历》历注之确立，可以看成上述政治背景下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具体事例。

上历、王历历注相同，这是洪武朝赋予亲藩极高政治地位的体现。但皇帝与亲藩毕竟有着君臣之分，二者用具规格相近，确实会造成尊卑不显，秩序不彰的局面。况且永乐一朝，正积极调整洪武政策，努力强化这种上下等级秩序。《大统历》历注制度为太祖钦定，终不可变，故成祖钦定《壬遁历》历注六十七事，盖以此种形式强干弱枝，既突出了皇帝至尊地位，又不用变更祖制。

永乐朝廷虽继续向亲藩颁赐王历，但经过偷梁换柱，其规格已无形中降低了。

三、明代颁赐亲王历日之方式

洪武建藩之初，《大统历》历注制度虽未确立，然颁赐王府历日之特定方式已逐步形成。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九月朔日，“钦天监进明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颁历于诸王百官”[45]，而诸皇子中年长的秦王樉、晋王棡已于该年二月之国，故颁赐秦、晋二府历日当派人赍去。太祖又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下诏：“其诸王及在京文武百官直隶府州俱于钦天监印造颁给，十二布政司则钦天监预以历本及印分授之，使刊印以授郡县颁之民间。”[46]亲王虽之国地方，然其历日之颁不授自布政司，仍以朝廷直接颁赐，此举体现出太祖对诸王之特殊恩遇。

随着诸皇子的逐渐成年，燕、楚、周、齐等王先后之国，明廷亦逐步完善相应礼制。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王国受历等礼仪、使节制度。其规定每年十月朔京师颁历式举行完毕后，即遣使者前往藩国颁历，在王府举行隆重的受历仪式：

凡遣使颁历，至王府，长史司[官]先期启闻，设香案于殿上。使者至，王出殿门迎接，使者捧历，诣殿上置于案，退立于案东，引礼引王诣案前，赞王四拜讫，赞跪，使者取历，立授王，王受讫，以授执事者，复置于案。赞王俯伏、兴，又四拜。礼毕。[47]

颁赐亲王历日事关重大，王府属官郑重以待，亲王迎接，八拜受历，且历日设有执事者。这次制定王府受历仪式的同时，另有特敕使节礼制，兹引用如下，作为参照：

其有特敕至王府，王先遣官郊迎，既至，王出迎，亦如前（颁历）仪，行八拜礼，但王看毕置于案，百官不必陪班。[48]

但朝廷有特旨至，亲王亦是郑重相迎，然无须诸官员陪同，则洪武一朝对颁赐亲王历日事务之重视程度可见分晓。

亲藩阶层即对颁历典礼有所记载，如秦简王朱诚泳曾作诗《颁赐新历》：

皇明开泰运，太史独前知。文轨同尧象，璇玑用夏时。袭藏归祖庙，拜舞受阶墀。何幸连潢派，年年睹盛仪。[49]

该诗追溯经典，提及周天子颁、告朔，诸侯藏之祖庙的礼制渊源，又生动地描述了亲藩出殿门迎接，跪拜受历的例行盛大仪式。

明廷颁历时间几经变动，刘利平考证出大致规律：洪武初年为每年十月朔日，六年（1373年）改九月朔，十三年（1380年）又改回十月朔，至二十六年（1393年）复改回九月朔，成祖登基后改为十一月朔日，至嘉靖十九年（1540年）又改为十月朔[50]。故王府受历时间也相应有所调整。

在就藩之地，每年颁赐王历是件重大事务，地方官员须前往陪班，因此形成王府与地方官员的例行社交活动。明人对此过程的记载，仍有一些文字流传，所见太原晋王府的相关诗篇，可举为例证。弘治年间，祁顺任山西右参政，某年朝廷颁历王府时，曾与晋王世子联句作诗两首，抄录如下：

凤历早颁天阙晓，王门今亦进新书（殿下）；九重霄汉春应近，三晋山河庆有余（顺）；律转黄钟新气候（殿下）；梅开白雪旧庭除（顺）；太平有象君臣乐（殿）；汉代河间恐不如（顺）。

佳气氤氲拥禁闱（殿下）；扶桑日色晓熹微，春随白雪来诗笔，喜逐红云上衮衣（顺）；蔼蔼漏声催晓箭（殿下）；重重恩宠出天扉，藩臣有幸承恩遇，玳瑁筵前尽醉归（顺）[51]。

李濂亦曾在山西为官，有诗《仲冬朔日晋府进历同诸寮宴上作》，记载晋王府受历之事。据《李濂年谱》，其诗创作时间为嘉靖四年（1525年）。[52]按照刘利平研究，该年颁历时间应为十一月朔日，历书从京城颁下，传送到太原要晚一些，这就与“仲冬朔日”存在冲突。《明世宗实录》也没有对嘉靖四年颁历事宜的具体记载，时间问题尚待进一步研讨。该诗描绘当天情形：

颁朔朝廷制，回春造化功。礼迎羲氏历，乐奏晋王宫。殿阁喧云外，山川霁色中。兔园留宴久，辞赋许谁工[53]。

朝廷让地方官员参与王府受历仪式，藉此机会见证明王朝的统治秩序，感受圣恩所及，进一步强化皇权之权威。

明廷还在洪武祖制基础上，对颁赐王府历日之方式进行过简化。《（正德）明会典》记：“凡颁历后，各王府差人于内府司礼监关领”[54]，这说明至少在该书刊行时，明廷已不遣使颁历，具体变更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万历）大明会典》说，“后颁历以十月初一日，其王府历日，亦不遣使，但附于各府赍捧进贺冬表人员顺赍颁授”[55]，介绍了领历人员身份。又据万历朝修撰《王国典礼》补充《会典》载王国迎历仪式曰：“今颁历不遣使，惟使布政司进送，亦照此礼行。”[56]此时颁赐王府历日事宜经由布政司，盖以其代行中央政府部分职责。明代颁赐王府历日之方式，最初由朝廷特遣使节颁赐，到后来以王府派人进京领取，乃至由布政司负责进行，此种转变，当与亲藩阶层在统治集团内部地位变化有关。

洪武建藩之际，诸亲王身为帝子，其时封藩制度实建立于血亲基础之上，故颁赐王历制度得以郑重施行。成祖继承建文帝之削藩政策，加强集权，在朝廷的严密控制下，亲藩开始失去拱卫帝室之功能，逐渐成为摆设。自永乐以降，帝王之位经累代传承，皇帝与诸王府血缘关系日益疏远，原先的家族凝聚力日趋淡漠，亲藩地位持续走低。何况每年颁历诸王府使节开销不菲，因此亲藩群体待遇大不如从前。明代颁赐王府历日方式之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廷对天潢贵胄态度的变化。

四、颁赐王历范围之扩大

洪武制度，王历受颁对象定位为亲藩阶层。后世诸朝，王历颁赐超出此范围，渐次扩充到其他群体。

4.1颁赐藩属国王历

自自永乐朝始，明廷颁给朝鲜王历。

洪武后期，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统治，建立李朝，然明太祖并不信任李氏，虽准其改国号朝鲜，却迟迟不予册封，甚至停颁历日。建文帝登基改元，才开始颁给朝鲜国大统历日一本。[57]永乐朝廷建立后，因朝鲜表示顺服，及时恭贺，成祖对其国大加赞赏，并称：“但是朝鲜的事，印信、诰命、历日，恁礼部都摆布与他去，外邦虽多，你朝鲜不比别处。”[58]

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朔日，明成祖御奉天殿，颁赐次年历日给诸王及文武群臣，“仍遣[使]赐颁朝鲜诸番国，著为令”。[59]

明廷颁历规格也相应提升，据前文引述朝鲜史料，关于“黄绫面”历日的记载，早在永乐三年就已经出现了，颁赐王历进一步成为笼络手段。朝鲜国王享受此种优遇后，使用王历之特权遂不再为明朝亲藩阶层独有，前引《（正德）明会典》，谓明朝藩属国如琉球、占城等，皆因朝贡而受赐王历，盖依朝鲜之例而行。

4.2颁赐臣属中历

及至嘉靖时代，皇帝在御殿颁历之后，还向某些亲信大臣颁赐中历，以示特殊荣恩。所见年代最早的是夏言，他在嘉靖十年（1531年）作《谢特赐历疏》曰：

该钦天监进御览等历，臣同文武百官俯伏班行，蒙颁赐嘉靖十一年大统历日一册。是日复蒙圣恩，特赐臣中历一本、散历十册者。窃以黄钟应律，玉衡明七政之辰，北斗移春，宝历布万方之朔。谨人时于敬授，协天运于仰观。惟圣神化育之功，得辅相裁成之道。仰惟皇上天宝孔固，当历数之在躬，神赐无疆，适文明之应会。登台而望云物，占氛祲之全消，拂管以候阳和，验锱铢之不爽。臣徒糜岁月，无补治功，甲子新编，已拜外廷之赐，司天秘帙，重叨中禁之颁。计日知年，敢惜衰迟于犬马，班和布政，愿同熙皡于乾坤。臣无任庆忭感激之至。[60]

谢赐历日表曾盛行于唐宋时期。明代以授时为帝王之职，向普通臣民颁发历日，免工本费[61]，皇恩沐及天下，故大臣受颁民历并无特殊荣恩。时夏言新任礼部尚书，“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62]。平步青云之际，皇帝还特赐亲王用历，夏言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作疏谢赐，称中历为“司天秘帙”，感激皇恩备至。

嘉靖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年，夏言皆作有谢历日疏，可见其时颁赐重臣中历似成惯例。又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十四年颁历事宜，“上御奉天殿，钦天监进明年《大统历》，颁赐群臣，仍特赐辅臣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及讲官谢丕等有差”[63]，可为印证。

至万历一朝，开始较大规模颁赐中历，其对象常为辅臣、讲官等。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初四，“赐三辅臣各中历十五本、民历一百本，讲官杨道宾等三员有差”。[64]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月朔，“颁赐辅臣李廷机、叶向高每中历十本、民历一百本，及讲官萧云举、王图有差”。[65]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月朔，“颁赐二辅臣每员中历十本、民历百本。”[66]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月朔，“赐辅臣中历十本、民历一百本。”[67]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月朔，“颁赐辅臣中历十本、民历一百本。”[68]当时颁赐中历本数较多，臣僚亦可再行转赠同僚亲友，如此一来，中历就更不如早先稀罕了。

此外，《实录》记载颁历之日的政治活动，常常出现一些相关内容。如万历七年（1579年）十月朔，“上御皇极殿，颁《万历八年大统历》。特赐元辅张居正，次辅张四维、申时行及讲官何雒文等有差。”[69]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朔，“颁赐四辅臣及讲官刘元震等历日有差。”[70]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朔，“上颁赐四辅臣与日讲官历日各有差。”[71]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月朔，“钦天监进万历三十二年历日，赐辅臣及讲官、在廷诸臣有差。”[72]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朔，“钦天监进三十三年《大统历》，上不御殿，百官于文华门外行礼给赐，颁行天下，仍加赐辅臣、讲官等有差。”[73]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朔，“颁天启元年历，是日赐辅臣刘一燝、韩爌及讲官钱象坤等新历各有差。”[74]这些记载，可能也是指在颁历典礼结束后，对部分近臣按惯例额外加赐中历等。

皇帝向一些亲信臣子特赐中历，此举意味着对其地位的擢升。从臣属受历之等级规格，可反映出受历对象地位变化之微妙：亲藩与部分臣工在血统出身、封爵禄位上虽有高低贵贱之分，却在受赐历日方面消弭了上下之别，这等于变相降低了亲藩的地位。

回头来看，明代中期，中历这种特殊名称出现之意义，笔者推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使用者身份等级变化之微妙意味。洪武之制，亲王地位甚高，其待遇仅下皇帝一等，故王历历注与上历同，《大统历》历注制度实区分社会为两个阶层，凌驾朱氏家族统治于全体臣民之上。后世将王历称为中历，或意味着其使用者的身份已介于皇帝与普通臣民之间，实则突出皇权之尊，亲藩地位相对下降了。

五、结论

朝廷颁历，敬授民时，这是中国古代统治秩序的重要体现方式。不同人士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受历等级有异，这是个礼制问题。大统历日种类颇多，约有上历、东宫历、王历、民历等多种。存世王历实物，可为研究上层人士社会生活提供参考。

明廷颁赐王历制度之建立，当基于洪武封藩之政治理念，其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审视：一是王历使用者，定位为亲藩；二是王历与诸历间的关系，其核心理念为洪武二十九年钦定之《大统历》历注制度，区分选择活动等级，重塑统治秩序，赋予亲藩极高待遇；三是颁赐王历之方式，洪武十八年定王国受历礼仪、使节之制。洪武一朝，颁赐王历制度赋予亲藩极高政治待遇，以朱氏皇族地位凌驾于全体臣民之上，明太祖的统治意志即由此得到体现。

制度是时代的产物，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制度也相应地出现变迁。洪武朝以后的政治风向转变，埋下了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相关政策的逐渐调整，反映出亲藩地位的变化：一为永乐七年《壬遁历》历注制度之确立，实为成祖在保留祖制的基础上以此突出皇权至尊地位；二为颁赐王历方式之转变，改遣使颁历为王府派人自取历日，再由布政司主持礼仪，这种简化反映出朝廷对亲藩态度的淡漠；其三为受赐王历之权益不再为亲藩阶层专享，先有藩属国王，后有部分重臣，乃至王历可被朝臣转送，王历使用范围渐次扩大，亲藩地位又相对降低。

颁赐王历的运作路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颁历与受历双方地位远非对等，臣属只能被动地接受赐历并恭谢圣恩，别无选择。明代颁赐王历制度建立于集权统治之基础上，注定了皇权是影响其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其缘起由此，其变革亦由此。帝制中国的天潢贵胄出身尊贵，但在君权日益强大的历史形势下，其地位持续走低，逐渐与臣工趋同，本文的探索，可以反映出其中一个重要侧面。

参考文献

[①] 学界对早期历日实物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使本文的工作有了坚实基础，周绍良先生对明代大统历日形制及其颁行情况有过简略介绍，成为本文的出发点（周绍良：《明〈大统历〉》，《文博》1985年第1期）。

[②] 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③] 周绍良：《明〈大统历〉》。大统历日为包背装，页面文字那一面向外，背对背地折起来，再装订，而《汇编》采用32开本，因此原历本的一页今人分作两页影印。

[④] 页数以古籍原页计：封面，1页，印有历日名称（没有岁次干支）、钦天监防伪戳等，钤有钦天监历日印；月份节气，占1页，起首印有历日全称（有岁次干支），钤钦天监历日印；“年神方位之图”，1页；月、日编排，每月占1页，共12页、闰年13页；“纪年”、宜忌诸日及钦天监官职名等，为最后两页。加起来一起17页，闰年则是18页。

[⑤] 页数以古籍原页计：封面，1页，印有历日名称、钦天监防伪戳等；月份节气，1页，起首印有历日全称；“年神方位之图”，1页；月、日编排，每月占2页，共24页，有闰之年26页；“纪年”、宜忌诸日及历日全称（有岁次干支），为最后两页。加起来一起29页，闰年31页。

[⑥] 周绍良所藏《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大统历》中，附有该年《五星伏见目录》，周氏见《明史·历志》中未载《五星伏见目录》，认为《明史》有所遗漏（周绍良：《明〈大统历〉》）。按，周氏提到的《五星伏见目录》，实际上“目录”仅1页，其后还有四个月的“七政躔度”，这两项内容，皆属《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岁次辛卯七政躔度》。笔者所见《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七政躔度》由三部分组成：《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五星伏见目录》（1页）、诸月之“七政躔度”、《辛卯岁四余躔度》（参见薄树人：《〈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七政躔度〉提要》及明刻本《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七政躔度》，《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07-715页）。这件历日，是古人将万历四十四年《大统历》与《七政躔度历》残卷装订在一起了。

[⑦] 《汇编》中所见小字历的标题页，印有该年历日名称、钦天监防伪戳，且钤有钦天监历日印；有些小字历标题页缺失，后人补上，故写有该年历日名称。大字历带有完整封面者，仅嘉靖十年本，可见该年历日名称、钦天监防伪戳；嘉靖十一年本封面仅写有该年历日名称，此当为后人所加。

[⑧] 明清历书形制较近，若要了解内中诸项具体名称，还可以参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以及《（光绪）大清会典》卷七七《钦天监》（《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18页）。

[⑨]《（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0页。

[⑩]《（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1页。

[11]《（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1页。

[12]《（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0页。

[13]《（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2页。

[14] 周绍良：《明〈大统历〉》。

[15]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第8-9页。

[16] 金日升辑：《颂天胪笔》卷二《节用》，《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84页。

[17] 《（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0页。

[18] 《李朝太宗实录》卷九，太宗五年三月壬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第530页。

[19] 《李朝太宗实录》卷十五，太宗八年二月丙戌，第192-193页。

[20] 张文崟：《福建南平发现明代绢质〈大统历〉封面》，《文物》1989年第12期，第47页。

[21] https://digitalarchives.tw/

[22]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7/ec/cb.html

[23]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7/ec/d6.html

[24]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7/ec/da.html

[25] 这里的中历，特指的是某种历书。明末清初，西方天文学东传，人们提到“中历”，有时候是与“西历”相对应，是不同的概念。

[26]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二，成化九年正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2180页。

[27] 夏浚：《月川类草》卷五《刻〈发微历正通书〉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84页。

[28] 皇甫录：《皇明纪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3页。

[29] 陆釴：《病逸漫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30] 谈迁：《北游录·顺治二年十月朔颁历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7-358页。

[31] 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57-59页。

[32] 诸王受颁民历百本，盖由其再分发给下属使用。

[33] 张培瑜：《黑城新出土天文历法文书残页的几点附记》，《文物》1988年第4期。

[34]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35] 邓文宽：《莫高窟北区出土〈元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岁（1368）具注历日〉残页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83-85页。上官赴[任]、破屋[坏垣]，皆据明代大统历日历注补。

[36]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历书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37]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国初历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页。

[38]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1-412页。

[39] （法）华澜(Alain Arrault)著，李国强译：《敦煌历日探研》，《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8-231页。

[40] 坦率地说，有些选择活动不便进行简单归类，因为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之理解。笔者把上述分类方法仅作为一种权宜之策尝试使用，希望同仁能提供建议，以便改进。华澜在处理敦煌历日中的选择活动时，也曾阐述过相似的问题。（法）华澜(Alain Arrault)著，李国强译：《敦煌历日探研》，《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9-230页。

[41] 如前文所述，民历中日期之上，注有盈、虚日，即古历中之没、灭日，王历无此项，笔者尚未弄清此种区别之意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如《明史纪事本末·修明历法》云：“洪武元年冬十月，征元太史院使张佑……二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三年六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设钦天监官。其习业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专科肄焉。五官正理历法，造历。岁造大统历、御览月令历、六壬遁甲历、御览天象、七政躔度历。凡历注，上御历三十事，民历三十二事，壬遁历六十七事。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而统于监正、丞。十五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三《修明历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3-1214页）以及清朝官修《明史·历志》说：“洪武元年改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诏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共十四人，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三年改监为钦天，设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以监令、少监统之。岁造大统民历、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四季天象占验历、御览天象录，各以时上。其日月交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先期以闻。十年三月，帝与群臣论天与七政之行……”（《明史》卷三一《历一·历法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6-517页）这两条材料，让人感觉到明洪武年间就开始编造《壬遁历》了。其实，《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成书时间较晚，记载史实方面，有时候是选取的更早期的材料裁剪、拼接而成，还有把后面的史事提到前面来一起讲的情况，这种叙述方式容易引起歧义，让人产生误解。检索史籍，《壬遁历》之名称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如《（正德）明会典》，以及大致同时代皇甫录《皇明纪略》描述钦天监每年例行向皇帝进呈《壬遁历》（见前揭引文），没有说明其产生年代更早的证据。《大统历》历注制度确定于洪武二十九年，《壬遁历》历注确立于永乐朝，《（正德）明会典》有明确记载。还有，两条材料述洪武三年（1371年）事，皆谓钦天监设有四科：天文、漏刻、大统历、回回历，说法也不正确，因为当时还有回回钦天监并立，掌管回回历法，到洪武末年撤销回回钦天监，相关人员并入钦天监，这才成立回回历科，可见《（正德）明会典》：“（洪武）三十一年回回监革，回回历法亦隶本监”（《（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19页）。

[43] 《（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1-722页。

[44] 清代御用时宪书所注宜忌亦包括“施恩惠”、“恤孤惸”、“布政事”、“雪冤枉”、“举正直”、“出军代征”、“诏命公卿”等事项，惟明代《壬遁历》所注“行惠庆”，御用时宪书作“行惠爱”。《（光绪）大清会典》卷八十《钦天监》，第 748页。

[4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洪武十一年九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944页。

[46]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洪武十三年二月辛卯，第2064页。

[4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洪武十八年二月辛酉，第2620-2621页。“官”字原脱，据《（正德）明会典》补，卷五四《受历》，第584页。

[48]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洪武十八年二月辛酉，第2621页。

[49] 朱诚泳：《小鸣稿》卷四《颁赐新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5页。

[50] 刘利平：《明钦天监进呈历时间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125-127页。

[51] 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八《十一月进历王府与世殿下联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0页。

[52] 袁喜生：《李濂年谱》，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53] 李濂：《嵩渚文集》卷二十《仲冬朔日晋府进历同诸寮宴上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00页。

[54] 《（正德）明会典》卷一七六《钦天监》，第720页。

[55] 《（万历）大明会典》卷五六《受历》，《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56] 朱勤美：《王国典礼》卷四《迎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73页。

[57] 《李朝太祖实录》卷一五，太祖七年十二月甲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第564页。

[58] 《李朝太宗实录》卷五，太宗三年四月甲寅，第288页。

[59]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乙亥，第449页。

[60] 夏言：《夏桂州先生文集》卷一五《谢特赐历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663页。

[61] 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诏免历日工本钱”，起因为：初，颁历民间，有司例征工本钱，至是，上闻之，谕礼部臣曰：“颁历授时，君职也，而又征敛民钱，岂为上之道哉，亟罢勿征。”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七月己酉，第2289-2290页。

[62] 《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第5194页。

[63]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一，嘉靖十四年十一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3863页。

[64]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一，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8529页。

[65] 《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三，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己酉，第8729页。

[66]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八，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甲辰，第10205页。

[67]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二，万历四十五年十月壬辰，第10591页。

[68]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七，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庚戌，第11239页。

[69] 《明神宗实录》卷九二，万历七年十月癸酉，第1881页。

[70]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〇，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庚子，第5367页。

[71] 《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三，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甲子，第5673页。

[72]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九，万历三十一年十月癸未，第7315页。

[73] 《明神宗实录》卷四〇二，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丁未，第7523页。

[74] 《明熹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十一月甲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