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鸣放和反右中的北大学生会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原题

1957,鸣放和反右

中的北大学生会

作者：郭 力

1957年5月到1958年初，北京大学发生了鸣放和反右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波诡云谲，惊心动魄，北大的每一个机构和团体均被涉及，或主动或被动地有所举措。其中，北大学生会的表现令人关注，值得记录。

1957年及之前

北大学生会的领导们

北大学生会的历史，所见资料甚少。笔者仅从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上看到简略记述，姑录于下：

1949年建政之年，红楼老北大的学生会主席是王学珍，王学珍是老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并一生都在北大工作。80年代，他担任北大党委书记，与丁石孙校长是一对黄金搭档。笔者经常参考的《北京大学纪事》即由王学珍主编，他对北大校史的记录和研究贡献卓著。

1950年3月，校学生会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选出新一届学生会执委。新任学生会主席为钱度龄，副主席为陈织章、杨传玮、王天根。钱度龄1946年考入北大经济系，毕业后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1992年离休前担任中国财政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1950年9月30日，校学生会公布第四届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其分工，其中主席团主席为程贤策，副主席为钟历清、曹淑媛、韩禹门。程贤策194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担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恨自杀。

1951年3月8日，北大第五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推选杨传纬为学生会主席，岳麟章、张津萼为副主席，后因杨传纬参加土改，由岳麟章主持学生会工作。岳麟章194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任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获改正，后任教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

1951年9月21日，北大第六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刘朴为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副主席为刘珺珺、时光、王戊辰。刘朴个人信息不详。

1952年院系调整，红楼北大变成了燕园北大。52年10月，校党委确定新的学生会成员，这应该是第七届学生会，主席仍为刘朴，副主席为张人骥、沈桓。

1953年11月25日，全校同学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学生会第八届（院系调整后第一届）执委会，其中主席团主席为徐鸿桂，副主席为杜凤珍、胡文耕、郝斌。这是《纪事》中唯一一次全校同学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学生会的记录。徐鸿桂1951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毕业后曾在技术物理系工作，后留苏。归国后就职于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郝斌195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中曾受到残酷迫害。文革后担任北大常务副校长，他著有记录北大文革历史的《流水何曾洗是非》，记录北大历史系人物和事件的《周一良三瞥》。

1954年11月20日，北大召开院系调整后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学生会执委会，主席为徐鸿桂，副主席郝斌等。

1955年10月30日，北大召开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学生会执委会委员，赵震江当选学生会主席，郝斌、王阳元当选副主席。王阳元是北大物理系53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著名的微电子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6年10月27日，北大召开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学生会委员会。主席为赵震江，副主席为陈仁风、史俊杰、龚镇雄、庞春兰。赵震江为北大法律系54级学生，陈仁风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学生，史俊杰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53级学生，龚镇雄为北大物理系53级学生，庞春兰为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55级学生。根据1957年校刊记载，这届学生会的秘书长为法律系54级学生贡发信。该届学生会经历了极其重要的5.19运动和反右运动。

“5·19运动”中的

北大学生会

1957年5月19日，历史系55级2班的一群同学贴出了鸣放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参加团三大的学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并不尖锐的大字报迅速激起连锁反应，北京大学的鸣放，史称“5·19运动”就此拉开序幕。思想活跃的北京大学学生在几天内贴出数百张大字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突如其来的大民主引起了众多北大学生的关注，一些极具震撼力的大字报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5·19运动”来势突然而凶猛，令校方有些措手不及。“5·19”当晚，全校团员开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主持，有学生递条子询问校领导对大字报的态度，崔雄昆含糊地说：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说法引起学生的不满，第二天就有大字报质疑他的态度。于是，在5月20日晚上，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出面正式表态，宣布支持大字报，鼓励鸣放。

北大校方含糊反复的态度是有缘由的，高层“引蛇出洞，引而不发”的策略使江隆基为首的校领导面对学生的狂热左右为难，只能表态支持。

学校其他机构的态度也有很微妙的不同。据一位当年任校团委委员的学长回忆，5·19当晚，学校团委书记石幼珊召集所有团委委员开会，让大家表态，所有人都表示会站在党的立场上。

有不止一位学长回忆：鸣放时学生会与团委不同，团委是党委直接领导的，比较正统，学生会则有一定的独立性，更宽松一些。

学生会的几个领导都没有直接参与“5·19运动”，应该是身份所限。但是学生会主持的广播站，则多次广播了鸣放中观点尖锐的稿件，还播放了一些活动的通知。

根据广播站在后来反右运动中所做的检讨，广播站在鸣放中有如下举措：

5月21日，广播站播送了“本台编辑的几句话“一稿，在运动的开始，即表明了广播台的方针是：贯彻党的大鸣大放的方针。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同学自己会看得清楚，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不必过早和轻易地下结论。在稿中还说”来稿内容我们不做任何删改，也不加按语，而且尽量做到来稿照播”。

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广播台在鸣放中播出了一些“毒草”。5月22日，广播台播送了两篇稿件，一篇是数学系54级后来划为极右分子的陈奉孝、杨路所写的“人事制度的建议”，后来这篇文章被批为“对我国的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另一篇文章是哲学系心理专业黄美琦所写“我们要叫未来的伙伴不再受骗”，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学校在招生专业介绍中有不实之词，作者认为学校是“骗人”。

5月23日，广播台播送了张建同学（系级不明）所写的“给八千同学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被指为“”为右派分子言论开辟道路，为右派分子说话，将“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错误地理解为他们是在真正‘帮助党整风’”。说“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的基调是对党有好处的”，片面地宣传“鸣”“放”和“言者无罪”，以此来堵塞一些反击右派的正确言论。

从5月24日开始，西语系一些学生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有些学生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在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5月25日，西语系学生会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控诉会”，这次“控诉会”学校曾试图阻止，但未果。广播台播送了这次“控诉会”的通知，有几位学长告诉笔者，他们是听到广播台的通知后去参会的。西语系调干生顾文选和周铎在会上重点发言，顾文选讲述了自己上大学前在公安局工作时肃反中遭遇到的迫害。周铎讲述了自己在公安机关工作时被打成反革命所遭受的虐待，两位同学的发言声泪俱下，在场的上千听众群情激愤。

办公楼控诉会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江隆基等校领导。很多老学长都还记得那天是周六，当晚东操场放映电影，在电影放映前，江隆基手拿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话，他严厉指责了控诉会，他提醒学生“不要做超越整风范围的事情。”而第二天，江校长的讲话招来了一片反对声。

5月27日，广播台播送了物理系56级张文彬（后来被划为右派）、邵贵仲的文章“我们支持西语系控诉会的主持者和受害者”，至于播送这篇文章的用意，后来广播台在检讨中说：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客观主义思想，认为既然“控诉会好不好”的问题尚在同学中进行讨论，广播台应该反映同学们的各种看法。因而就以所谓客观的态度将赞成控诉会与反对控诉会的稿件各选播一部分。当时我们虽然是将“我们支持西语系控诉会的主持者和受害者”作为反面看法播送的，但是，紧接着播送的反对控诉会的稿件却未能针对前篇稿件中所提出的错误论点进行有力的批判，因而，客观上形成了对控诉会这一方式的宣传。

西语系办公楼控诉会之后，组织者之一西语系教师黄继忠和西语系的学生朱承立等人认为北大整风揭露“三害”效果很好，但其他学校还没有动起来，应该宣传到校外去，他们决定在5月26日去清华宣传。清华之行向北大校党委做了请示，党委书记江隆基是不赞成的，但又不能强行阻止，只能采取另外的措施。

去清华的活动由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带队，5月26日上午，黄继忠带西语系、中文系等校友29人去了清华，为了便于识别，有人提出将校徽竖戴，以免外人混入。因此后来有人称29人为“竖配校徽党”，实际上这临时组合的一群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党。

去清华的活动并不顺利，北大的领导应与清华已打了招呼，演讲并没有多少人听，还遭到不少质疑，另有数名北大学生干部跟随而至，起了搅局的作用，现场一片混乱，29人中的夏曙蕾对笔者回忆，她到了现场，看到这种情景，一句话也没说。

去清华的活动在当时即引发争议。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的一对情侣孙文铄、张玲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孙文铄回忆：等我们回到北大，大饭厅的山墙上已经贴出了一张“揭露”我们这次行动的大字报，称我们是“二十九人党”，说我们到清华大学是去“煽风点火”，进行“反动串联”，到这时我们才明白，北大、清华党委早已布置好圈套让我们往里钻。我和张玲非常气，便以“随行记者”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讲明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为同学辩护，为黄继忠老师辩解。这当然毫无用处。

广播台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广播台在26日之后，播送了广播稿《竖校徽清华现形记》，对“二十九人党”特别是组织者黄继忠进行讽刺批评。岂料积极参与去清华活动的西语系英语专业54级同学听了广播站的广播后，非常不平。他们写了《不能胡乱攻击老师》一文，为黄继忠辩护，要求作者向黄继忠道歉，要求广播站播送此文。广播站为此与英语专业54级同学发生争论，但在英专同学的强烈要求下，还是在5月29日播送了这篇文章。

5月29日，广播台还播送了数学系54级后来被划为极右的张景中写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一个成员的一封信”， “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是张景中等激进学生组织的社团，由著名的激进学生谭天荣命名，后来因过于学术，改为“百花学社”。5月29日，是该社团成立之日，张景中的文章谈到社团的主旨是：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广播站播送这篇文章，后来被指“蒙骗了一部分同学参加了百花学社“。

5月28日，广播台播送了本台编辑所写的一则消息，介绍《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文章。当时，北大鸣放热火朝天，而各大报刊却鲜有报道，北大学生对此质疑和批评声不断，还有学生跑到《人民日报》去质问抗议。广播台在后来的检讨中说：为了配合同学们要求各报刊报导北大整风情况的心情，因此将《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报导进行介绍。但反右开始后，文章作者、《文汇报》记者刘光华被划为右派，他的文章也被指“对北大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歪曲，蓄意到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广播台也不得不检讨自己“扩大了这篇煽动性文章的宣传效果，在同学中起了不良作用”。

代表了广播台倾向性的还有他们压下了一些来稿没有播送，有反对人大林希翎来北大演说的，有反驳“胡风不是反革命”的，有赞同江隆基校长对“控诉会”指责的，还有批评激进学生同人刊物《广场》的，广播台后来的检讨说：压下这些稿子，是怕播送这样的稿子影响鸣放。

在“5·19运动”期间，学生会基本没有组织过鸣放活动，直至6月8日，“5·19运动”结束之时，学生会才组织了一场关于“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根源问题的辩论会，辩论会邀请了当时著名的青年作家，后来被划为右派的王蒙参加。

辩论会邀请了激进的学生龙英华、张景中、谭天荣，与之辩论的左派学生有法律系54级学生李金石等。辩论会上对“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的程度、如何反对等问题进行了辩论，6月13日的北大校刊对辩论会进行了报道，报道中把龙英华、张景中的发言都作为不同看法来记述，可见会上的氛围还是平和的，尽管他们的观点譬如：“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政治制度问题，老干部有一部分已经成了官僚化的阶层等等，后来成为典型的右派观点。但辩论会的报道对谭天荣的发言进行了批判，说他发表了污蔑党的言论，当场遭到同学的抗议和驳斥。从校刊的反右动态报道看，6月13日，也是首次对谭天荣进行公开批判，学生会对于辩论会的报道应该是跟随学校的口径的。

反右运动中的北大学生会

6月16日，江隆基书记发表《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报告》，这个报告被认为标志着北大反右运动的开始。北大学生会跟随党委的态度，开始转向反右。

学生会组织的反右宣传

6月27日，校学生会组织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右宣传活动，由学生会起草了致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同学的一封信，这封有6598位同学签名的信在6月28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当天的北大校刊也全文发表了这封信，信的编者按说：在整风运动中，我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与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校内外散布反动言论，歪曲学校整风运动，组织反动小集团，疯狂向党和人民进攻，引起了我校广大学生的愤慨。为了真实反映北大整风运动的情况，团结全国同学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并取得彻底胜利，我校学生会及中文、历史、哲学等系部分同学起草了致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同学的一封信，这封信公布后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全校同学除在外实习的同学和外国留学生外，有六千五百九十八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在“5·19运动”中，激进的北大学生们通过向各个高校发送“民主接力棒”（即一些重磅大字报的抄件），去北京各高校串联，去天津高校演讲等活动，在全国高校造成了极大影响，成为事实上的鸣放发源地。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学生会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组织全校学生，做表态性发言，以肃清“5·19运动”的“流毒”。这封签名信，是由学生会组织到各个系级征求签名的，固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拥护反右，痛恨谭天荣、刘奇弟等激进学生的言行，但多数学生应是跟风站队，在那种大环境下，很难有人不签名。一位学长对笔者回忆，他因有事错过了签名，之后为此惴惴不安，担心会被追查，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无人追究，方才安心。

在鸣放中的6月初，应南开大学等天津高校学生的邀请，“百花学社”的六名骨干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梁次平曾去天津宣传北大的鸣放，他们分别在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进行了演讲，对天津高校的鸣放影响很大。对几个右派学生的天津之行“拨乱反正”，也是学生会的任务。6月27日北大校刊发表了团委负责人康式昭、学生会秘书长贡发信等人写的文章《谭天荣、刘奇弟等去天津究竟干了些什么》，斥责去天津的几个学生“打着介绍北大整风经验兜售反社会主义的膏药”。

6月30日~7月2日，由学生会秘书长贡发信带队，北大又派出一个六人团去天津“肃清流毒”，贡发信回京后写了《向同学们汇报——去天津友校归来》一文，发表于7月6日北大校刊。文章说“我们六人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到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进行了讲演。介绍了北京大学整风运动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批判了谭天荣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7月25日，北大校刊发表署名“白天”的文章《谈谈北大的报刊和广播的立场》，文章肯定北大校刊“始终坚持整风运动方针，一直没有离开过社会主义的立场”，而北大广播台“曾经为右派的反动集团播送过宣传稿件”，文章质问北大广播台编辑部，“是不是有过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检查自己的全部工作，向全校同学做出检讨和说明？”

7月27日，广播台在校刊上发表《广播台初步检查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期宣传工作的几个错误》，作为对“白天”指责文章的回应。文章对“5.19”运动中播送陈奉孝、杨路、张景中等右派分子的文章，播送为“二十九人党”去清华辩护的文章，支持西语系办公楼控诉会的文章，播送《文汇报》记者报道北大“民主墙”的消息，以及扣押一部分稿件未播送等做法都做了痛心疾首的检查。文章说：产生以上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存在着右倾思想和客观主义思想。对党的“大鸣大放”方针领会得不够，右倾思想导致我们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绝对的客观主义归根到底是不存在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支持了右派分子的言论，这是为右派分子所欢迎的。

7月31日，学生会主席赵震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北京大学学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文章对北大学生的反右斗争进行了介绍和表态。文章说：北大的右派分子是“五四精神”的叛徒，他们打着发扬“五四传统”的招牌，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断送社会主义民主。是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敌人。文章指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北大有些上过右派当的同学，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所以上当的原因。大家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立场问题。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右派分子物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正是喜欢这些立场观点模糊、动摇的人，这些人必然会上当。这次政治斗争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深刻的政治课，教育和惊醒了这些同学，使他们在大风浪中渐渐认清了方向，从右开始向左转，后来并投入了战斗的行列。

学生会组织的反右会议和活动

根据北大校刊记载，6月20日，校学生会邀请人大刘德和、袁远林来校做报告，介绍人大揭露和批判林希翎反动言论的情况，这是校学生会组织的第一次反右活动。林希翎在“5·19运动”中，曾两次来北大演讲，在北大学生中影响很大。学生会组织这次活动，如主持人赵震江所说，是帮助北大同学澄清思想。

6月21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北大反右的报道中定性北大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为“反动组织”，而此时，“百花学社”的骨干们仍在为同人刊物《广场》的出版而日夜奋战，做最后一搏。6月22日凌晨，五百册油印版《广场》经几昼夜苦战，印制完成。

据《广场》主编张元勋回忆：“6月22日，我们这几个人，都捧着那印得简陋的刊物，在大饭厅东门外的空地上放一张小桌，刊物就都堆放于其上，不用宣传、呼喊与招摇，这几个人就已是最好的‘广告’了，人们便马上围拢了来，抢购如潮，一角钱一册，顷刻售尽。”

然而此时校园的形势已发生大逆转。一些参与“抢购”的学生其实是受命而来。在一个月前还曾播送右派稿件的广播台，已经听命于校方为反右呐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令人瞠目：

“抢购结束未久，校园里的有线广播便高声呼叫：

“全校同学们注意！全校同学们注意！反革命毒蛇《广场》终于出来了！让我们一齐动手，烧死这条毒蛇！来吧！来吧！在大饭厅门前！

“一批‘抢购者’正手持刊物，立以待命般地候此广播，乃不旋踵即集于一处，个个把刊物猛摔于地，顷刻而坟起成堆，一人掏出火柴，顺手拾起一册，燃其一端，扔于堆上。其时，油墨尚濡，顷刻火起，顷刻火炽，顷刻化为灰烬。”

张元勋描述了这令他们欲哭无泪的场面，“这就是1957年发生在北京大学‘5·19运动’中的一个学生自办刊物从筹办到毁灭的始末。《广场》终于被扼杀在摇篮中。”①

6月22日、27日、29日，校学生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学生右派谭天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会上的发言者有历史系研究生张磊、梁从诫等。而谭天荣面对全校性的围攻和批判，却毫不退让，坚不认错。他在6月24日写的大字报《救救心灵》中说：前天的批判会，我觉得十分乏味，我再一次告诉这些人，对于我，这种批判方式是绝对不中用的，或者进行真正的辩论，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消灭，别的方式是没有的。他傲然地宣布：我才22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才22岁，还不曾有过疲劳。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因为谭天荣的激进、傲慢和抗争，在6月29日的全校批判大会上，他被开除团籍。他也成为北京大学唯一一位被毛泽东点名的右派学生。

在6月27日举行的第二次批判谭天荣大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会议进行中，主席台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在四个月内取下北大某个党委的狗头一枚——无论他钻到哪里去”，落款是“中国自由政府特派记者甲名”，当主持人赵震江读这张字条时，现场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是一个热水瓶发生爆炸，顿时，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后查到写字条者是地质地理系56级学生刘含光，他因对反右运动不满，以此宣泄情绪。10月23日，刘含光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②

6月25日，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请法律系龚祥瑞教授做了《资产阶级民主——右派野心分子的思想根源》的报告，龚教授在报告中痛批自己的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他说：在这次整风中，我读过几张大字报之后，觉得非常奇怪，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从拉斯基国际资产阶级右派的书本子里弄来的东西。龚祥瑞说：一切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为假民主制度服务，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就是否认阶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龚祥瑞在报告中对物理系55级右派学生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国际右派理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1）任何政府都有腐化的必然趋势。（2）任何人继续掌握大权，结果总不可避免地和被统治的阶级意识和要求相脱离。（3）国家令人服从的唯一权利，端在它满足成员最高要求的努力……人们是从他们以为国家应该给予的满足来判断国家的。我校一同学不是也提出过警告么？这样的教训！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他说的比拉斯基还要入骨点。这真是国内外右派观点的来龙去脉，遥相呼应。③

10月20日晚，物理系53级右派学生刘奇弟因在走廊里唱歌，被监督他的同学认为是示威，予以制止。刘奇弟反唇相讥，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在当时被认为是右派行凶打人，刘奇弟被扭送校卫队。当晚，校学生会通过广播通知，在大饭厅召开刘奇弟批斗会，会后，刘奇弟被逮捕入狱。④

1958年1月29日晚，哲学系心理专业54级右派学生黄中奇欲跳楼自杀，被同学张伯源阻拦，黄中奇为摆脱张伯源，用小刀刺张伯源致其轻伤，黄中奇被同学扭送校卫队，路上因被袋子套住头，嘴里被塞了布，黄中奇情绪激动，骂了狠话。翌日晨，学生会召开黄中奇斗争大会，校办主任蒋荫恩宣布开除右派杀人犯黄中奇学籍，会后黄中奇被捕入狱，后被判死刑，于6月20日执行枪决。⑤

学生会干部的人生之路

经历了“5·19运动”和反右运动的学生会干部们，和当年北大所有学生一样，见证了那一段从百花齐放到秋风肃杀的历史。他们在鸣放期间，也抱有让各种意见畅所欲言的客观主义主张，因此在广播台播送了一些右派的文章。后来形势逆转，他们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向站队，受命组织和参与了反右宣传和各种会议、活动。他们在鸣放期间的态度在当时的学生干部群体中是比较开明的，而之后的转向也多少有大环境下不得已的因素。

根据笔者采访调研中所闻，学生会的干部们在所在班级的反右中并没有很极左的表现。法律系54级赵震江的同班同学说，赵震江并不是极左的人，他们班没有同学划为右派，法律系54级划了三个右派，都不是他们班的。新闻专业55级陈仁风的同学杨桐年说：陈仁风头脑冷静，具有仁者风范，从来不整人，反右中没有说过过头话。

在反右之后急剧左转的大环境下，学生会干部们的表现也被列入“右倾”。哲学系57级校友李发起回忆：我是从北京一零一中学考入北大哲学系的，在中学阶段，我当过校团委副书记；可能是因为这种背景，开学不久，就把我调到校学生会去工作。我到学生会工作时，北大的“反右”斗争已到后期，急风暴雨式的斗争阶段已经过去了，整顿各级组织的工作提上日程。校学生会和校团委的整顿工作也已展开。我参加过几次在临湖轩举行的整顿会议，主要是批评原学生会和校团委在反右斗争中软弱无力，严重“右倾”，尤其是对待党委的态度，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⑥

整顿之后，学生会换届，地质地理系55级调干生张炳光当选新的学生会主席，而张炳光在反右中以表现极左著名。

亲历五七的几个学生会干部除史俊杰信息不明外，其他人毕业之后的经历如下：

赵震江：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后数年间，曾担任法律系党总支书记。1984~1990年，任法律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兼任《中外法学》杂志社社长等职。作为法学理论学科创始人之一，他在法律社会学、科技法学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

陈仁风：1958年因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陈仁风转入人大新闻系本科就读，1959年留校任教，任人大新闻系教授，报纸编辑教研室副主任。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首届优秀教学奖一等奖，研究成果《报纸编辑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2021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人民大学评价其“仁者风范，谦和儒雅，勤奋敬业，贡献卓越”。

龚镇雄：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物理学家，音乐理论家，北大物理系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物理实验教学与音乐声学研究，编写多部物理实验教材及专著，设计实验仪器20余种。创立国内首个理科大学“音乐声学与计算机音乐研究室”，著有《音乐声学》《音乐中的物理》《物理学与音乐》等跨学科著作，系统探讨音乐现象的物理机制。1989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庞春兰：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教授。

贡发信：就职于轻工部经济研究所，在轻工业发展战略、企业集团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改革等研究领域有多项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学生会的干部们人生经历是比较顺遂的，而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或贡献卓著，或小有成就。在五七一代人中，他们是比较幸运的。在那个政治运动频仍，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的年代，能有如此人生，且没有极左整人的污名，也是殊为难得。

数学系54级校友刘景麟学长告诉笔者，他因提出½+ε的观点，成为1958年“双反”运动中的典型。刘景麟学长对笔者解释，½+ε是他为自己及同类不想涉足政治，只想做一些业务的人设想的一种生存方式，½是指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既不涉足政治，又能够生存下来的比例，ε是一个大于零的任意正数，之所以要½+ε，是想提高生存的保险系数。刘景麟说：这个说法虽然很隐晦，但是当时搞数学的人一看就懂。刘景麟因此而成为北大的白专典型，《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来北大做报告时，点名批判了刘景麟，《中国青年报》上也点名批判了这种“白专”学生的生存之道。刘景麟回忆：他们同学中的学生干部在交心时说，我们理解刘景麟，但我们的选择是3/4+ε，我们会更靠近组织。想到本文所述学生会干部们的人生道路，不知他们是否也是3/4+ε的选择者，选择往往决定命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很值得关注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