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典型案例（上）

案例一 ：进出口代理制度下，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原告某纺织公司与被告英国某公司、被告尹某、第三人某贸易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7年2月，某纺织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约定某纺织公司委托具有进出口资质的某贸易公司代理出口服装等商品。2017年8月起，某贸易公司与英国某公司陆续签订了多份外贸服装出口合同，约定由某贸易公司出口服装至某国。后某贸易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但英国某公司未支付剩余货款。某纺织公司是该出口服装的实际生产商，前述合同的缔约协商均发生在某纺织公司与英国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尹某之间，尹某2019年3月向某纺织公司书面承诺还款并承担担保责任，但英国某公司迟迟未能支付剩余货款。后某纺织公司以英国某公司和尹某为被告、某贸易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要求英国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尹某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被告英国某公司和尹某辩称：出口合同是某贸易公司与英国某公司签订的，某纺织公司无权主张货款。第三人某贸易公司发表意见称：某纺织公司没有出口资质，故委托某贸易公司代理出口，尹某对此是明知的。

【裁判结果】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方面，本案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涉案合同为买卖合同，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最能体现合同特征，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某纺织公司经常居所地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一方面，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合同发生争议的时间均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因此应当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

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断涉案合同是否直接约束某纺织公司与英国某公司的关键，在于英国某公司订立合同之时是否知晓某纺织公司与某贸易公司之间的外贸出口代理关系。本案中，案涉出口合同直接约束某纺织公司与英国某公司，某纺织公司有权要求英国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理由如下：一是某纺织公司提供了多份英国某公司与其商量确认合同内容的电子邮件；二是案涉出口合同磋商过程中，相关邮件并没有发送给某贸易公司；三是尹某对于某贸易公司陈述的缔约经过未予否认；四是尹某多次发送邮件给某纺织公司、而非某贸易公司进行对账，后某纺织公司与尹某协商之后形成结算材料；五是某纺织公司、英国某公司均承认，双方2015年以来通过有资质的外贸公司有过多年合作，某贸易公司2017年才与某纺织公司签订外贸出口代理协议。据此判决：被告英国某公司支付原告某纺织公司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尹某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之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外贸代理制度是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贸易方式，很多贸易公司提供贸易、物流、通关、仓储、融资、退税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寻求外贸代理的企业一般是无进出口经营权、或对进出口政策不熟悉的企业，操作方法是委托人自行与国外客户商谈交易细节并对货物的质量以及交期负责，在签订合同环节告知国外客户由贸易公司作为其代理，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约定将货款汇到贸易公司账户。在外贸代理制度下，真实进出口关系的当事人不直接签订进出口合同，这就给了个别不诚信的当事人有可乘之机，借合同相对性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即是典型。审理这类案件需要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从双方沟通磋商、订立合同、履约情况、事后协商等各个环节入手，探寻真实的进出口法律关系。

【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初246号

案例二：合同体系下外文多义词引发争议的认定思路

——原告某科技公司与被告某实业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7年7月，制造商某实业公司与经销商某科技公司签订《独家经销协议》，双方约定：在危地马拉等拉美五国，某实业公司就相关产品授予某科技公司独家经销权；协议签订后的7个工作日内，某科技公司支付3万美元作为双方约定的最低订购量的销售保证金；某实业公司收到保证金后12个月内，某科技公司至少订购800台产品。该协10.3约定，“Warranty terms”应编制在单独文档中，应和本协议同时签署。14.5约定：某科技公司和某实业公司应另行签订“Warranty Agreement”，“Warranty Agreement”与本协议同时但独立运行。14.7约定，在双方签订附加“Warranty Agreement”且经销商向某实业公司首次下集装箱订单前，本协议方才生效。《独家经销协议》签订后，某科技公司依约支付了3万美元的销售保证金。由于某科技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完成约定的最低订购量，双方就保证金是否退还发生争议。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某实业公司返还已支付的3万美元销售保证金及利息。诉讼中，原告某科技公司提交了《独家经销协议》的中文翻译件，其中：10.3的“Warranty terms”被翻译成“质保条款”；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被翻译成“担保协议”。某实业公司对于10.3的“Warranty terms”的翻译无异议，但对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译提出异议，认为应翻译成“质保协议”。原告某科技公司诉称：根据协议14.7，双方须另行签订“担保协议”之后，《独家经销协议》方才生效，由于双方未能另行签订担保协议，故《独家经销协议》尚未生效。被告某实业公司辩称，双方虽未另行签订“质保协议”，但是产品均附有质量保修单，视为双方已经签订“质保协议”，《独家经销协议》已经生效；某科技公司订购数量低于约定的最低订购量，经销保证金不应返还。

【裁判结果】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语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由于“warranty”一词在英语中有多种解释，如担保、保证、质保等，因此，“Warranty Agreement”既可以翻译为“质保协议”，也可以翻译成“担保协议”。本案中，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译，应当结合合同上下文、合同类型、合同目的等情况综合予以判断，不能仅以翻译公司出具的翻译文本为准。一方面，由于双方对于10.3的“Warranty terms”被翻译成“质保条款”均无异议，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译应与10.3的翻译一致。另一方面，某科技公司依约支付了销售保证金，并已实际取得并享有该独家经销权，《独家经销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据此判决：某实业公司按实际销售数量占约定的最低订购量的比例退还某科技公司销售保证金及利息。

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不仅中文有多义词，英文亦有多义词，本案亦是典型。“warranty”一词在法律英语中一般有如下解释：一是担保；保证；瑕疵担保；二是（商品）保用单；三是保修期；四是授权，批准；执照，许可证；五是特约条款，不保证条款，担保条款。由于“warranty”一词存在不同的解释，会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等。因此，国内当事人在缔结及订立外文版本合同过程中，除了约定各自权利义务之外，还应当对于外文多义词给予足够的重视。必要情况下，应当制定效力相同的中外文双语版本的合同，避免引发类似纠纷。

【案号】一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初359号；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民终343号

案例三：外方股东陷入长期僵局，国内法治下的争议解决

——原告德国某化学公司与被告常州某化学公司、第三人德国某进出口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

【基本案情】常州某化学公司是由德国某化学公司和德国某进出口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于1997年3月经批准设立，于1997年4月正式成立。常州某化学公司注册资本20万欧元，其中：德国某进出口公司出资9.8万欧元，占股49%；德国某化学公司出资10.2万欧元，占股51%。常州某化学公司成立初期，两德国股东合作良好，企业发展顺利；2009年之后，由于两德国股东就具体经营问题发生争议，常州某化学公司连续多年经营亏损。自2013年11月股东会之后，常州某化学公司再未召开过股东会会议，公司也未再实际经营。2019年7月，德国某化学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散常州某化学公司。原告德国某化学公司诉称，常州某化学公司成立以来，德国某进出口公司实际控制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未能保障并维护其股东权益，导致股东之间经常出现矛盾。被告常州某化学公司称，德国某化学公司在常州某化学公司成立之初进行了投入，但2010年以后就不再关注常州某化学公司，对常州某化学公司的经营造成很大影响，同意解散常州某化学公司。第三人德国某进出口公司发表意见称，常州某化学公司成立初期运行顺利，后股东之间因具体经营问题发生争议，双方就公司解散一事进行了多次沟通，但自2013年股东会议之后就没有沟通，同意解散常州某化学公司。

【裁判结果】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常州某化学公司是由两家德国公司在中国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外资企业，依照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相关规定，本案适用常州某化学公司住所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于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均没有对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故依照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关于“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适用公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公司僵局，而非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本案中，常州某化学公司在2013年召开过股东会之后，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常州某化学公司连续多年亏损，目前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公司继续存续将会加大股东利益受损的可能。德国某化学公司和德国某进出口公司仅是对于公司僵局出现的原因持不同表述，对于解散公司并无异议。据此判决：常州某化学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

判决之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在华设立外资公司，多数外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但也有部分企业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本案涉及的股东之间因为经营问题引发的公司僵局。针对外资企业公司内部治理引发的纠纷，依照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院”的规定，在常外资企业可以适用外商投资法、民法典、公司法等国内法律，解决公司僵局等久拖不决的公司内部治理争议。

【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初160号

案例四：有查明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查明并提供域外法——原告汤某与被告郑某、被告维尔京群岛某公司公司债券权利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8年7月9日，汤某、郑某和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经营地位于中国香港）签订2018年协议，三方约定：为不再执行双方2016年协议，郑某以其实际控制的维尔京群岛某公司名义持有的开曼群岛某公司8亿股股票以及3.2亿港币可转换股债（简称CB）补偿给汤某；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上述股票以及CB的所有权归汤某；本协议如发生争议，如协商解决不成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汤某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尾部有汤某以及郑某的签名，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签名处有郑某的签名，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CB证书载明：本CB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非合同义务应适用香港法律，并依照香港法律解释。案外人某能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决议等工商资料显示：作为股东的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签名处有郑某签名和公司盖章。一审中，法院多次要求汤某提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等相关域外法律，但汤某始终未提供。案件审理中，郑某和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进行答辩。

【裁判结果】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认定郑某是否是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依法应适用维尔京群岛法律，2018年协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约定不能及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某能源公司工商资料中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签名处均有郑某签名以及公司盖章，而2018年协议仅有郑某签名，这不符合以往商业惯例。二、CB证书仅规定了非合同义务适用的法律，未规定转让等合同义务适用的法律，2018年协议则明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转让CB的效力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据物权法关于公司债券出质之后仅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之下方可转让的规定，郑某转让案涉CB的行为不产生物权上的法律效力。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汤某的诉讼请求。

汤某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供以下法律意见书：一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某大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第31条以及特昆特规则，汤某有权认定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的内部要求和程序已经得到遵守，维尔京群岛某公司已有效签署了该协议，维尔京群岛某公司应受2018年协议的约束。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某大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2018年协议具有合同和信托的双重特征；就香港衡平法中信托法分析，2018年协议是信托文书，维尔京群岛某公司是受托人，并代汤某持有信托财产，汤某是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实益权益，CB质押不会影响衡平法下的实益拥有权；就香港合同法分析，2018年协议是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维尔京群岛某公司和郑某没有依约将CB过户至汤某名下，构成违约，汤某可通过合同法实现对CB的拥有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一、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第31条、特昆特规则，即便郑某代表权存在瑕疵，在无证据证明汤某具有恶意的情况下，汤某有权认为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的内部要求和程序已经得到遵守，郑某有权代表维尔京群岛某公司签订协议。二、2018年协议具有合同和信托双重特征，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信托关系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CB问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维尔京群岛某公司与汤某之间的信托意图明确，信托财产为维尔京群岛某公司持有的CB，受益人为汤某。据此判决：确认汤某享有维尔京群岛某公司持有的CB的实益权益，是该CB的衡平法所有权人。

【典型意义】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规定的不同，域外法查明在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审理中尤为关键，本案亦是典型。一审中，虽经法院再三释明，但由于负有查明义务的当事人始终不愿意查明并提供域外法，导致一审法院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判决；二审中，当事人主动查明了域外法，二审法院据此作出了与一审判决完全相反的判决。域外法的查明直接影响着法院裁判，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负有查明义务的当事人应当高度重视，不能借口查明费用不菲、查明时间较长、查明途径有限等拒绝查明。

【案号】一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初174号；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苏民终577号

案例五：国际经贸合作下，涉外定牌加工企业负有注意义务——原告某农业装备公司与被告某机械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某农业装备公司在柴油机领域深根多年，注册有多个商标，其中A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经多年宣传、推广，某农业装备公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公司生产的某品牌单缸柴油机于2005年9月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非洲某公司在非洲某国正在申请注册与A商标近似的B商标，诉讼中尚未获得授权。2021年7月，某机械公司与非洲某公司签订销售至非洲某国的张贴有B商标的柴油机销售合同。生产过程中，某机械公司被执法部门作出没收侵权产品及标识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某农业装备公司认为某机械公司侵犯其商标权，诉至法院。某机械公司辩称，其生产和销售行为属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产品最终销往国外，不会进入我国流通领域，其行为不构成侵害我国注册商标权的行为，请求法院驳回某农业装备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机械公司关于其行为系涉外定牌加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非洲某公司系B商标的权利人，不能证明某机械公司已经取得国外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另一方面，即便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成立，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专有权，受到地域的限制，即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其效力只限于本国境内。对于没有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即使其在外国获得注册，在中国也不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之相应，国内企业获得的所谓国外商标的使用授权，也不属于我国商标法保护的商标合法权利，不能作为不侵犯商标权的抗辩事由。据此判决：某机械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农业装备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某农业装备公司经济损失60万元。

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涉外定牌加工，是指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业务中，我国加工企业接受境外商标权人或商标使用权人的委托，按照其要求加工产品，贴附其提供的商标，并将加工的产品全部交付给境外委托人，境外委托人根据约定向国内加工企业支付加工费，贴牌加工的产品不在境内销售的一种国际贸易形式。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即使被诉侵权商品出口至国外，亦存在回流国内市场的可能。同时，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不断发展，出国旅游和消费的人数众多，对于“贴牌商品”也存在接触和混淆的可能性。所以即便被控侵权产品全部出口，未进入中国市场，但也不能认为涉外定牌加工行为不会在中国境内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否认对其商标使用行为的认定。对此，涉外定牌加工企业尤其要加以重视，避免类似纠纷。

【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4民初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