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1941年第二次伯力会议后对东北抗联的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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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伯力会议结束后，苏军代表突然要求前来参会的东北党代表暂时留在苏联。鉴于此举对东北游击运动可能带来的重大消极影响，东北党上下普遍表达不满。

周保中等东北党主要领导人，则从保存东北游击运动有生力量的角度，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并积极促成党内共识。

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周保中与苏军代表还拟定了参会代表返回东北的计划，计划于3月底之前完成所有人的派遣。直到1941年4月底，除张寿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率队返回，其他各部均迟延未决。周保中为此一再催促苏方加紧派遣。4月27日，他提醒王新林尽快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王效明部、南野营的柴世荣和季青部派回东北。

但令他颇感意外的是，1941年5月初，王新林（苏联白人，远东军和东北抗联对接人，原名瓦西里，抗联叫顺嘴，叫成王新林）突然两次召见并正式以“环境不许可，恐怕招致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挑拨”为由，宣布所有滞留苏联的东北党干部和东北抗联官兵“停止派遣”。

或许是安抚周保中，王新林强调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关系原则上没有变化，称什么时候环境许可，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派遣工作。

对于王新林的突然要求，周保中最初是有抵触的。他很清楚，苏方的要求既不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和路线方针，也必将对东北游击运动产生重大伤害。

他明白地告诉王新林：

周保中还结合东北游击运动的特征，阐述了返回东北坚持抗战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关系方面。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方针是抗日救国，中共东北党组织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现时的使命是“必须与东北人民群众不脱离，必须进行抗日到底”。他强调，这一使命的历史基础与重大意义并没有丧失。

第二，现实影响方面。东北党主要干部和部队滞留苏联会令各地游击部队失去上级领导和群众基础，使南北满失去呼应配合，各部必将陷入更大的困难甚至最终瓦解，如此一来“东北游击运动不是被日本强盗最后消灭，而是被中国东北共产党自己取消，帮助日寇扫清殖民地压迫的障碍，失却中共党在东北的革命历史意义”。

第三，组织关系方面。“停止派遣”是受苏联远东策略改变而不是中共中央政治策略改变的影响，这一关乎东北游击运动前途命运的重大决定，既没有中共中央的任何指示，也未经东北党领导机关讨论，是不能接受的。就组织关系而论，如此重大的决定，只有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才有组织系统的根据，才有政治上直接指导的机能”。

第四，思想方面。那种将东北抗联并入苏军、由苏军直接指挥的论调否定了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他强调，中共党员只有恪守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立场，才能真正拥护苏联，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因此不应将东北党干部和东北抗联从东北抗战的环境分割开来。

第五，抗战前途方面。从中国及太平洋战场的情形来看，东北游击运动的政治环境是有发展的，前途是有希望的；而就具体的斗争环境，夏季是最容易活动的季节，敌人最不容易包围进攻；只要注意内部的巩固，抗联是很难被渗透或是被利用对付苏联的。

周保中强调，苏军即使有意同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关系，决定予以指导和援助，也不能是“直接指挥”，或是“将东北抗联并入苏军”。这一立场也是周保中在1941年初伯力会议上坚守的，其根本目的乃是保持东北游击运动的独立性。

正是由于以周保中为代表东北党领导人对中共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这种忠贞，在东北沦陷十四年间，东北抗联的旗帜才能始终屹立不倒，激励着白山黑水之间的爱国仁人志士。

苏方突然要求“停止派遣”，在普通干部官兵中间也引发普遍的抵触。5月15日，当苏军一位政治委员在南野营传达这一指示时，现场就爆发了争论，季青、安吉、崔贤、金润浩等第一路军官兵以未接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由拒绝接受指示。

他们在次日写给周保中的信中称，苏军的指示令他们“心痛如裂，实在有些难忍”“有愧于死者”，并抱怨“小个政治委以国际共产党的决定相威吓，不顾我们的意见，一定这样作”。他们坚决要求返回东北战场，哪怕是单个地回去，也宁愿去追随先烈牺牲在战场上。

多年以后，季青在回忆起当时情形时仍耿耿于怀，称去苏联开会实际是上了当，称滞留苏联并非在东北战场无法坚持更不是怕死，而是苏联人“把头头当人质，下面队伍离不开”。

周保中经过慎重思考，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苏方的指示。

他在5月10日向王新林表达了这一意向，他使用的词是“不得不同意”。周保中还表达了自己的深层考虑，即东北游击运动已经关系到远东苏军的工作，如果远东苏军的负责人认为派遣工作有可能妨碍到刚刚订立的《苏日中立条约》，那么他就不能不积极地停止派遣。

至于苏方这一指示对东北游击运动潜在的消极影响，以及牵连到的中共党组织和政治问题，他表示相信联共党和远东苏军方面必能采取适当的措置予以解决，强调自己相信局部利益应当服从整个利益，而整体的革命利益也不必然要求取消部分的革命利益。在讲述了上述原则性问题之后，周保中请求王新林帮助滞留苏联的部队官兵加强组织与管理教育工作。

第二天，5月11日，周保中向滞留苏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崔石泉、王效明、金策、冯仲云以及第二路军人员正式传达了苏方关于“暂时停止派遣”的指示（此即“五月指示”），并且表明自己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他还提到，王新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下达指示决定时曾与他进行了郑重的、长时间的讨论和解释，“给我有确定的指示和说明”。

至于为何要接受这一指示，周保中还作了两方面的解释，称：

5月11日当天，周保中还在单独发给金策、冯仲云、崔石泉和王效明的信中，指示要做好第二路军干部官兵的解释与安抚工作。他尤其嘱咐崔石泉和王效明服从组织原则，坚持布尔塞维克的忠诚，不要冲动。

关于滞留苏联期间的党组织关系问题，周保中提到已建议王新林确保东北党原有的组织关系，并请苏方协助日后的教育训练，要求部队官兵加紧政治军事和技术训练。根据这封信的内容，苏方“停止派遣”的指示不仅在第一路军官兵中引起不满，在第二路军官兵中也是如此，甚至崔石泉和王效明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有情绪。

王新林获悉相关情况后，还专门对金策、崔石泉、王效明与冯仲云进行当面说服，最终让这些干部意识到“停止派遣”的指示“是正当的必要的"。

5月20日，周保中分别给在两个野营的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官兵写信，他一面表示理解官兵们急切返回东北战场的心情与誓死斗争的信念，另一面要求官兵认识到现实环境的变化并坚决服从党的纪律。

他还解释了停止派遣指示的含义：

他呼吁部队官兵利用苏方提供的便利条件，加强自身军事、政治与技术学习，强调自己将与全体官兵共同进退。经周保中的一再解释，北野营全体官兵最终接受了“停止派遣”的指示，逐步展开政治军事训练以及相关学习。

针对抗拒情绪更为激烈的南野营官兵，周保中认为有必要亲往巡视做说服工作，只是被苏军以客观条件不许可拒绝。5月20日，周保中再次给南野营主要干部写信（此时他尚未接到南野营5月16日发出的抗议信），他承认“停止派遣”的指示是苏方下达的，也承认主要领导干部滞留苏联必将对东北游击运动造成重大的、全局性的消极影响。

由于这封信没有就指示内容作解释，以及周保中未收到5月16日的抗议信，南野营干部遂于6月6日复信再次表达不理解与强烈不满，信中称对周保中5月20日来信内容早有预期，也奉命向官兵做了传达，但同时强调：

6月8日，周保中终于收到了南野营官兵5月16日发给他的信，深感南野营官兵的不满情绪，次日就发出复信进一步为苏方辩解。

也许苏方也很重视这一问题，仅仅三天之后，6月12日南野营官兵就接到了周保中6月9日发出的信。

这封信令他们内心的焦虑“稍有所余”，没有再纠缠“停止派遣”问题，只是就苏军对南野营派遣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请周保中指示。

周保中接信后再次发出长篇复信，嘱咐他们要安心，同时也必须懂得利用现有条件继续在东北的工作。两天后，他还单独致信野营主要领导人季青，批评后者的革命热情胜过了对现实事务的认知。

经过周保中的解释说服，“停止派遣”在南野营中引发的不满情绪逐渐平息。可以发现，尽管不都似南野营官兵中间那么明白、激烈的抵触情绪，周保中、金策、冯仲云在内的东北党领导人以及其余滞留苏联的大部分官兵，最初都对苏方“停止派遣”的指示有抵触情绪。

由此可以解释一个长期流传的疑团：东北抗联为何要退到苏联？以及如何退入苏联？究竟是在东北战场无法坚持，还是一次战略转移？显而易见，东北抗联之所以退入苏联，尽管有东北战场情势恶化等种种因素，但并不就是失败退却，当然也不是东北党主要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转移，而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在东北抗联“退入苏联”的全部进程中，来自苏联的因素发挥了更具主导性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退入苏联”也可以被视为苏军召集第二次伯力会议的客观结果之一。

结合周保中这一时期的诸多信件内容，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停止派遣”是王新林擅自、突然作出的决定，没有事前的告知，也没有事后的解释。

甚至于，王新林在为此与周保中进行的两次专门、正式的会谈中，给出的解释也只是一句笼而统之的“环境不许可”。或许部分地是受此影响，周保中在东北党内传达这项指示时，最初也只是大谈所谓的党性与组织原则，要求部队官兵以党性和党的纪律原则服从这项组织决定。他没有具体解释（实际上也解释不了）苏方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以及他同苏方进行了什么内容的讨论，而只是一再声明“环境不许可"。他5月11日发给金策、冯仲云、崔石泉和王效明的信就是如此，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要求这些干部以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定。

周保中此后在推测苏方的动机时，主要也是联系到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也是周保中始料未及的。他此前读到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出访莫斯科的消息时，认为日方的企图在于切断苏联对华援助，并断定这是不可能的。

正如他在吉东党和第二路军总部会上的发言，他强调不管日方用任何“花言巧语”或“耍什么花花的手腕”，都决不能使苏联停止援华。令他意外的是，苏联竟然同日本达成了中立条约，并宣示终止对华援助。目前没有资料证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周保中情感的冲击，但冲击应是必然的。

目前有迹可循的是，苏日签约一事令周保中意识到，苏联的远东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基于共产革命的组织原则，还是考虑即将出现的新形势，东北游击运动的使命与任务都将有重大变化。而“停止派遣”亦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周保中在5月26日的吉东北满省委干部会议上就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远东国际局势以及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造成重大影响。

周保中最后一句话也流露出颇多的无奈。

尽管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在条约签署后也的确逐步停止了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只是据此就断定这份条约是苏方“停止派遣”的主要考虑仍是不充分的。

很多迹象表明，莫斯科与东京的友好共识并未立即传导至双方在远东的军事情报机构。

一方面，日本军方始终不信任莫斯科的承诺，事实上也没有摆脱苏军的战略压力，没有立即削减对苏军备；远东情报机构仍在向莫斯科提交大量可以证明日本即将进攻苏联或蓄意挑起边境冲突的情报。

另一方面，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夏秋多次指示加强远东军事部署，防范日军突袭。鉴于日本情报间谍活动日趋猖獗，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指示筹建远东情报部队，一旦苏日战争爆发可派到敌后战略据点。这种形势下，苏军完全有可能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控制。

下达“停止派遣”的指示之前，苏军实际上已经表现出对派遣工作的消极态度。周保中在1941年2月就同苏军代表拟定了派遣方案，并决定于3月底之前完成派遣，但苏军却一再推迟派遣事宜，直到1941年4月底，除了张寿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其余各部“犹未派遣”。3-4月间，周保中多次找苏方代表商谈，都无结果，他还为此“心殊愧疚而倍加焦急”。4月16日，周保中向到访他寓所的苏军代表“瑞金”深表不满，质问究竟是谁在负责派遣。“瑞金”一再表示“除人事外，以冰雪融化大江解冻在即，时至今日已甚晚迟，惟有待江流开通而后，再行派遣云云”，周保中对这一解释“颇为不满”。

周保中之所以最终接受“停止派遣”，并能在党内迅速统一思想，根本还在于，这一指示契合了当时东北游击运动的战略需要。周保中在1941年3月的一次党内会议上就提出过在苏联保存实力的设想，称在最严重的情形下的选择或是坚持牺牲到底，或是设法保存实力图谋再度斗争。

他认为，在那种情形下，越境苏联整顿是为保存实力图谋再战所必须的办法。他事后回顾第二次伯力会议时也提到，会议所以能举行，除王新林的邀约，东北游击运动也已难以为继，并坦言正是由于苏方提供的便利，抗联官兵不仅得以保存实力，还得到了整顿、给养和训练。

1949年5月，他在回答毛泽东提问时，也指出，如果1940年东北抗联不退入苏联，就“一个也剩不下”。事实上，正是这次会议上，周保中提议将东北抗联总司令部设在伯力，由王新林直接指导援助。

为降低“停止派遣”对东北游击运动可能的消极影响，周保中对涉及的工作做了重新部署。他要求滞留官兵严格保持中共的组织与东北抗联的军事系统，争取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同时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

在派遣工作上，他请求王新林尊重中共党和东北抗联的组织系统。1941年5月24日，周保中通告北野营负责人苏军代表吴刚：若没有吉东北满负责人的指示和通知，任何方面不得擅自从野营调遣第二、第三路军人员，他强调已经向王新林申明此点，也向北野营党委作了要求。

他还在6月21日给南野营官兵的信中，详细阐释了与王新林商定的相互关系原则：

（甲）留远东边疆的部队严格保持东北原来之军队和党的组织系统，并集中统一工作领导。苏联边防所必需我们帮助之工作人员，由王新林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后再从部队中指派之。

（乙）留现地部队，在你们那方面，可以选出第一类工作人数名，较永久性的安插到地方中去。第二类则为做地方秘密巡回工作人数名，派去东北做不定期的工作。第三类即是边防线短期工作，你们那边约派出十人左右，短期侦查，时间至多两个月或三个月，即须归还原队原派出所。这三类工作人员，交由当地苏联负责者直接支配工作。一方担负苏联之直接嘱托工作；一方保有我处之领导集中、工作集中之东北系统关系。同时也就是进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所需要的羣众工作和侦查。

（丙）所有经我们交付苏联负责机关派出之临时工作人员，到今年深秋一律归回原队集中训练。

（丁）……受临时派遣工作之人员，不脱离中共及东北革命斗争而为苏联帮助工作，同时是进行自己之工作，到规定时限，即须速行坚请派回原队，不能负担规定以外之工作。

尽管王新林承诺将遵守上述原则规定，负责具体工作的苏军在现实中仍经常根据自身需要，在未经东北党组织和周保中批准或同意的情形下，随意派遣东北抗联官兵。类似的情形主要发生在南野营。

后来南野营官兵多次向周保中写信，抱怨苏军的做法已使他们“失去了游击队的性质，队伍分散了”。这实际上也反映出，苏军归编、整训这支不足千人的抗联武装的目的，并不是推动东北游击运动的发展，或帮助中国的革命运动，乃是基于自身现实需要，确保苏联远东安全并加强对日情报工作。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至于任何关系原则或承诺，乃至对兄弟党的尊重，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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