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最憋屈的两位战犯：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却最后一批被特赦

1949年，全国解放，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严峻：既要接收旧政权，又要整合社会秩序。当时，全国范围内关押的国民党战犯高达千余人，其中就包括杜聿明、黄维这样的高级将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按照传统方式处理战犯，很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对新生政权的稳定非常不利。

于是，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特殊场所。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将领都在此进行改造。其中有两位中将的经历真是难免让人唏嘘：

他们都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与开国元勋们并肩作战，最终却因一念之差沦为阶下囚，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重获自由。堪称最“憋屈”的两位战犯。

他们是谁呢？一个叫刘镇湘，另一个就是文强。

1906年，刘镇湘出生。18岁那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是第5期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叶挺独立团，跟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在战场上，他十分勇猛，随后就被提拔为特务连连长。

1927年，南昌起义的时候，刘镇湘作为叶挺部下的成员也参加了战争，但在战斗中不幸身受重伤，又与部队失散。好不容易辗转回到老家以后，他就被粤系军阀陈济棠招揽，从此踏上了国民党的仕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刘镇湘就复出参战，历任湖南军某师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务。他率领部队在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抗击日军，还曾在清远芦苞镇击退日军，取得广东区抗战首胜。

因为刘镇湘作战风格顽强，还获得了“铁血战将”的称号。并且在1946年晋升成为国民党第64军的中将军长。

刘镇湘治军十分严苛，他很擅长防御战。1944年，在桂柳会战中，他就率领部队在桂林外围与日军血战了十几天，将日军的进攻节奏直接打乱。

这样的倔强性格，在解放战争中，却成了刘镇湘的致命伤。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刘镇湘担任黄百韬兵团的第64军军长。面对解放军的包围，他力主固守碾庄，拒绝了突围的建议。

面对已经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刘镇湘换上了军礼服，还特意挂满勋章，他率领部队冲锋，但最终兵败被俘虏。哪怕被俘虏，他也不忘试图“成仁”。被解放军放在担架上的时候，他还在大喊：“败军之将，有什么脸面苟活下去？”

后来他被关到了功德林改造。面对享受特殊待遇的日本战犯，刘镇湘再也忍不住，直接抄起扁担就和对方理论起来，甚至大喊：“我在前线杀鬼子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胎里！”

不光在战场上十分固执，对于改造，刘镇湘的态度也一直都很抗拒。他的妹妹刘素贞是延安党员，弟弟刘镇夏为革命烈士，弟弟刘镇原是潜伏在他身边的地下党。早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兄妹几人就曾经通过传单劝他向解放军投降，他却回信痛斥：

“你们愿意做共产党的鹰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等1975年特赦的时候，刘镇湘已经69岁了。当他在北京与儿子团聚时，发现儿子已成为邢台化工厂的工程师。他感慨地说：“3月19日是我的新生，今后我要把这天当作生日。”

特赦后的刘镇湘担任广西政协委员。1986年，刘镇湘在南宁病逝，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跟弟弟妹妹走同一条路。”

与刘镇湘的经历相比，文强的“出身”和经历都要丰富得多。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世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他的父亲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交好，母亲更是毛主席的姑母，这层关系让文强从小就与毛主席兄弟几人相识。

1925年，文强以第3名的好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与林彪成为同窗。在周总理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革命骨干。

北伐战争期间，文强在朱德麾下担任参谋，屡立战功。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又担任贺龙20军的特务连连长，负责保卫起义指挥部的安全。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香港、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继续斗争，一度担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

但1931年的一次被捕经历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轨迹。当时他在重庆工作的时候不幸被捕，虽然在组织的全力营救下成功脱险，但党组织对他的怀疑和处分都让他心灰意冷，最终一气之下脱离了党组织，并在1932年加入军统。

在军统，他先后担任了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东北办事处处长等职位。1948年调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辅佐杜聿明。

1949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但是进入功德林之后，他还是十分固执，成了有名的“死硬派”，不光拒绝写悔过书，甚至大放厥词：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是他们没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也是他们写！”

抗美援朝期间，他更是洋洋洒洒写下长篇大论说美军装备精良，志愿军不可能战胜对方。结果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还被一起改造的战犯笑话。

1960年，文强随战犯转移到秦城监狱。在这里，他的态度逐渐转变，甚至发挥“特长”破获了一起棉背心盗窃案。他安排以前军统特务暗中侦查，最终在一个犯人的枕头里找到了赃物。

事后，他也没有声张，反而私下劝诫对方：“我们曾经都是将军，不能在新社会丢人。”这一举动让管理人员对他刮目相看。

1975年，文强终于获得特赦。周总理在病榻前见到他时，惋惜地说：“你要是早写悔过书，何至于此？”

特赦后的文强选择留在大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积极投身祖国统一事业。2001年，94岁的文强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临终前他感慨：“我的前半生走错了路，但后半生总算找回来了。”

文强和刘镇湘的经历，都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人性。两人都曾站在革命的起点，却因不同的选择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刘镇湘的固执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强的悲剧则源于对组织的误解和性格的倔强。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改造，也很值得敬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