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5日早晨,赖尾喜代三忽然拍着图纸说:‘依我看,这地方二十年内别想出一吨铁,种高粱倒合适!’”话音落下,空气像被冻住。站在他对面的李大璋没有还口,只是把烟头在手心里碾灭——他得先弄明白,对方是真看不懂新局势,还是有意唱衰。
赖尾的判断并非捕风捉影。此时的鞍钢,高炉断胳膊、转炉缺肚子,电机房一片狼藉。更糟糕的是,苏军撤离时带走了大量备件,国民党守军临走前又拆下几百节车皮的设备,用“要塞化”名义拉去筑工事。算下来,三条连续生产线只剩一条半的壳子。绝大多数老工人流散在辽南、关内,他们中的佼佼者被国民党高薪挖去上海大厂。表面看,赖尾“四个不行”——设备、技术、领导、工人——条条扎心。
然而中央的电报一句话——“鞍钢必须复产”——彻底封死了退路。东北局很清楚,没有钢,布满关内外的铁路、桥梁、机车就是白纸蓝图;没有钢,战争末期急需的弹壳、炮管、锻件依旧要靠进口,坐视外汇流走。老百姓盼的饭碗、铁锹乃至煤炉,也少不了鞍山这口大炉子。任务砸下来,李大璋只能顶着干。
第一步先查家底。11月底,厂房里到处飘着白霜,李大璋带着一队技术骨干,沿作业线丈量、拍照、编号。没路灯,就把汽车大灯对准断壁;没图纸就请七八年工龄的老师傅口述尺寸,年轻人蹲在地上速写。短短八天,他们摸清了1145台关键设备的伤情,列出“急救清单”——能修的立刻动手,缺件的就地翻造,实在不成的拆别处的“废铁”顶替。
有意思的是,资料越聚越多,赖尾越沉默。12月上旬,他主动找到李大璋:“我想单独走一趟冷轧车间。”李大璋示意两名干事陪同。三个小时后,赖尾回到会议室,只说了六个字:“确实还有活路。”态度刹那转折,旁人以为他服软,其实更深的理由在于鞍钢的“土办法”触动了他——日方留下的“精细主义”在当时很宝贵,但更宝贵的,是冒险精神和组织力。
设备修补尚可硬拼,原料与燃料却容不得半点虚。那年冬天,辽阳南郊的小铁矿被冰雪封山,选矿厂的跳汰机冻得罢工。鞍钢派出突击队,工人们抬着烧得通红的炉胆上山给机器“烤火”;高炉缺焦炭,护厂队夜以继日抢修辽鞍铁路,一旦线路通,沈阳、抚顺的煤车就排成长龙。老工人吆喝一句“炉子不能断火”,换班的拖着棉被直接睡在风口旁。有人说这像“拼命三郎”,可在他们心里,炉火就是饭碗,也是“新中国”三个字的底气。
领导问题同样棘手。初到鞍山的五十多名干部,多半当过县委书记或团长,却没摸过转炉。他们坦率地拉着老技师学徒:火吹得红热,“滴一滴铁水听声”,因何判断成分?调速泵咔咔作响,靠耳朵能分出轴承还是齿轮?这种“干部当学徒、意外无等级”的画面,让萎靡的厂房重新活了。赖尾看在眼里,忍不住嘀咕:“日本人也讲劳资和谐,可没见过干部把自己当小工。”
就在恢复“硬件”的同时,鞍山街头悄悄兴起“献交器材”活动。起初只是工人自发把藏在家里的板手、拉马送回厂,市政府顺势号召,全城摊贩、铁匠铺乃至私营矿井跟进,短短一个月收回二十一万多件备件。这一数字把东北工业部都吓了一跳——当初预算里,要靠外购才能补齐的机件,如今竟由城市居民拼出了半壁江山。赖尾再度惊叹:“世界上竟有工人往厂里送东西!”他的“四个不行”被扳回一行。
1949年元旦前夕,中日双方技术组各自交卷。日方报告三万余字,步骤繁细,不乏“若无进口便搁置”的选项;中方方案只有一万多字,直奔“能动先动”,并提出“分区点火、分炉达产”的路子。李大璋说得直白:“咱们没资本照洋书念,先让高炉喘口气,把第一锅铁炼出来再谈升级。”工业部拍板采纳。赖尾无话可说,却请缨担任技术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想看看你们能不能把纸上的字炼成铁。”
首炉铁水出现在1月9日下午两点十二分。冬日北风凛冽,炉前却热浪扑面。橘红色的铁流倾泻而下,溅起星火。汽笛短促长鸣,全厂职工簇拥在出铁口周围,“成功了!”的喊声此起彼伏。赖尾捧着还带余温的铁锭,久久不语,突然举臂大叫:“共产党万岁!”现场有人愣住,有人拍手,也有人悄悄抹泪——谁能想到,三个月前还是唱反调的“权威”,此刻成了最响亮的喝彩者。
这个瞬间,让很多人明白,“复工”不是技术词,而是信念与组织的合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超七成工人主动返岗、没有全城日夜抢修铁路、没有干部虚心拜师,赖尾的悲观也许就成了现实;而一旦这些因素到位,最先进的进口设备也只能算锦上添花。
接下来几个月,鞍钢第二、第三座高炉相继复苏,连铸连轧系统亦重新成线。到1949年秋,月产量逼近战前高点。中央随后决定,调配部分钢轨支援长江以南的铁路建设,鞍钢成了全国冶金行业的“主力车间”。更重要的是,厂内构建起“干部—技师—工人”三结合的攻关小组,后续的品种钢、特种钢研发就靠这套机制一路推进。
回头再看赖尾最初的“四个不行”,答案呼之欲出:设备可以“拆旧拼新”,技术能够“土法先行”,领导愿意“放下身段”,工人敢于“以厂为家”。当四根支柱重新矗立,高粱地自然还能变成钢铁城。
鞍钢重生给当时的军事和民生提供了关键资源,也给东北的百废待兴注入硬核底气。用今天的话说,它不仅是一座工厂,更是一所大学、一支部队和一个缩影——在艰难起步的年代里,国家、城市、个人的命运在此交织,把“不可能”熔炼成“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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