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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州日报
大埔罗云祥:
一·二八抗战上海童子军抗日英烈
房畅宜/文
罗云祥烈士(1911-1932)
1932年12月11日,上海各界追悼童子军四烈士大会。
童子军四烈士衣冠墓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旗送进四行仓库,次日清晨,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上迎风飘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这一幕,随着电影《八佰》热映,大家都非常熟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童子军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正武等四人为援救难民英勇牺牲,在当时震动全国。其中,罗云祥是大埔县枫朗镇人,民国《大埔县志》人物志载其事迹。
命途多舛,意志弥坚
中国童子军运动于1912年由严家麟在湖北武昌文华书院试办童子军开始,后来各地相继兴办。1929年,罗云祥等四人所在的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被编为中国童子军第五十团。同年,五十团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出色完成任务。
根据五十团刊物《五十团》刊登的《四烈士小传》和《四烈士事略》记载,罗云祥,家贫,好读书。8岁入旦华小学二年级,后因家境关系改入中法义学,加入该校童子军,被推为小队长。14岁因经济原因辍学,入丝线店当学徒。好读之性,未尝中辍,利用业余时间读报,偶尔写些小文投稿发表。两年后,适逢他父亲的朋友创办大同书局,罗云祥到书局当排字工人。一年后书局停办,转入上海童子军协会当事务员。不久协会停办,改入升发印刷所,继续从事排字工作。后来又入上海印书馆、东方印书馆工作。
罗云祥即使命途多舛,也未能消磨意志,反而使能力得到提高。其间,罗云祥加入工会组织,并成为主要分子,曾有几次为工人争取利益而被警察局拘留。东方印书馆经营困难实行减薪后,罗云祥转入良晨好友社当排字部主任。
《五十团》发表的《关于罗云祥同志之轶事一则》写到,良晨好友社纪律极严,各职员无特别事情不能请假,罗云祥因此不能照常参加童子军团部活动。未及半月,罗云祥参加活动如旧,大家感到奇怪,向他询问,原来罗云祥已呈请良晨好友社经理,内有“愿停生意(愿意解雇),童子军之活动不可不参加”之语。经理感其诚心,同意罗云祥的请求,“观乎此,可见其意志之坚,威武不能屈矣”。
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盖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从上海虹口租界突袭闸北,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奋起抵抗,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驰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日军三易主将,四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未继续派兵增援。3月1日,日军突然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撤退,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义勇军、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其中,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迅速集合,成立难民救护队、前线运输队、后方服务队、火线担架队。难民救护在中国红十字会统一指挥下进行,1月29日晚上,一百余人血书立誓:“余谨以至诚自愿参加本团救护队工作,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任何牺牲,均所不惜。”当夜开始,救护队以四人为一组,随车奔赴战区,将未及外逃的老弱病幼难民,接运至租界各难民收容所安置。
罗云祥任救护队第七组组长,率组员应文达、毛征祥、鲍正武三人,短短一天救出难民百余人。1月31日早晨,罗云祥等四人受中国红十字会派遣,身穿童子军制服,佩戴红十字会袖章,手持红十字会旗帜,随同红十字会会员乘车深入战区援救难民,久久不归。与四人相识的难民报告,他们看见四人被日军捆绑劫持。上海市商会、中国红十字会、工部局、各国领事等多方营救,日本人始则支吾其词,继谓并无其人。最终确认四人已被日军杀害并毁尸灭迹,掩盖罪责。“敌人怵于公理,佯许查明释放,阴则诬以间谍而杀之”(四烈士衣冠墓志铭)。
四烈士均未婚,简介如次:罗云祥,广东大埔人,良晨好友社排字部主任,牺牲时年仅21岁;应文达,浙江奉化人,亚细亚火油公司职员,牺牲时年仅21岁;毛征祥,上海人,毛志祥牙医诊所助诊,牺牲时年仅19岁;鲍正武,浙江鄞县人,上海市商会营业税征收处职员,牺牲时年仅18岁。
为国捐躯,浩气长存
四烈士殉难,在世界上首开佩戴红十字会标志的童子军牺牲之先例。四烈士为国捐躯的事迹经《申报》等媒体广泛报道,他们的英勇精神震动全国。中国童子军总会特令由上海市童子军理事会举行追悼大会;上海市商会则建造纪念碑,又与中国红十字会筹建衣冠墓,以志纪念。
1932年12月11日,追悼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童子军总会追赠“智仁勇”荣誉章,同时举行四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纪念碑建在上海市商会议事厅前,蔡廷锴题词“为国牺牲”。《祭童子军四烈士文》赞扬四烈士“生隶童军,死树殊勋。生赴国难,死靖寇氛……”毛征祥的哥哥毛志祥代表四烈士家属致谢词云:“罗云祥等因公捐躯,蒙商会及红会优恤,总会长赠荣誉章,各界追悼,商会建纪念碑,甚为感谢,虽死犹荣。”
整个仪式历时三小时,中国童子军总会、上海市政商各界人士,以及上海西童子军支会等单位代表、上海市各童子军团、四烈士家属等两千余人出席。联华影片公司派员拍摄新闻电影。北平(今北京)、广东、汉口(今武汉)等地同时举行追悼会。
12月17日,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悼文《追悼殉难四童军》表示,四烈士“都是英俊有为的青年,为我们这个正在挣扎奋斗的民族效力之日正长,遽遭非命,可胜悼惜!但舍身救同胞于危难,为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残暴而牺牲,这是有意义的死!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死!”
1935年2月17日,四烈士衣冠墓举行落成典礼,上海各界人士及童子军共七百余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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