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长调走前让我去上军校我没去，没想到去的那个现在年薪60万

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可一想起来，妻子还总笑话我当年眼光太短。1981年，干部股陈股长调走前，跟我说他手里还有个上军校的名额，问我感不感兴趣。可我那会儿愣是没当回事。结果现在，我天天蹬着三轮车拉活谋生。
我是1980年当的兵，分在团直警通连。团部大院在县城中心的老街上，里面除了团机关、礼堂、卫生队，就是我们警通连和汽车连。其他营连都分散在县城周边十多公里的地方。
1981年6月的一天，指导员通知我们班长，让派六个人去团部干部股出公差。我们连离团部近，机关有啥活总爱找我们。那天副班长带着我和另外四个战士去了团部二楼干部股。股长姓陈，个子不高，人挺和气。他打量着我们，说：“又分来新兵了？”（出公差的有我和另一个新兵）。
那天干部股档案室要调整房间，里面几个大文件柜死沉死沉的。我们四个大小伙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把那些笨重的木头柜子挪开一点地方……陈股长让我们把柜子搬到二十米外的另一个房间。为了不影响首长办公，我们连架子车都拆了搬上二楼运柜子。六个柜子，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汗水把衬衣都湿透了。

休息时我才知道，陈股长原来就是我们连的老指导员。只不过我到连队时，他已经是干部股长了。
1982年4月，因为我字写得还行，又被派到干部股帮忙整理档案。去了才知道是整理团里转业干部的档案。时间紧，任务重，几十份档案，干部股根本忙不过来。一位姓林的女干事工作很认真，她拿出一份档案，先让我们三个帮忙的战士在空白纸上抄一遍。后来她让字写得不太好的战士走了，只留下我和另一个兵。她交代我们，抄写要工整，别着急，尤其不能有错别字和漏字；写完要检查，错多了得重抄……接下来三天，我一上班就去档案室抄档案。陈股长好几次来检查，夸我字写得不错，问我是不是上学时练过硬笔字。确实，上中学时爷爷天天盯着我练字，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因为我们任务完成得好，陈股长还给指导员打了电话表扬我们。
我是通信排外线班的兵，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全团通信畅通，随时排除线路故障。因为我干活认真，连续两年得了嘉奖。
1982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团部大楼外面查线，碰见陈股长从办公楼出来。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他马上就要调走了，问我：“你对以后有啥想法没有？”我说：“没有。”陈股长说：“我虽然不是你们指导员了，但我看你素质挺好，尤其字写得好，是个好苗子。我这儿还有个去石家庄上学的名额，觉得你挺合适。你考虑考虑，想好了尽快来团部找我。”说完他就走了。
我一边查线一边琢磨陈股长的话。知道他关心我，又是管干部的首长。可我觉得当干部没啥好的。我们连长他爹病了，还到处找排长和志愿兵借钱呢。再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爹妈盼着我退伍回家顶门立户、种自家的地。而且我们村后面有铝矿，不少人在矿上干活，也能挣不少钱……最后，我没去找陈股长。
后来听说，陈股长走之前，警卫排一个姓孟的老乡去找了他。再后来，那个老乡就去上了军校。
1984年11月，退伍命令下来了，我离开部队回了老家。
回到农村才发现，光靠种地想挣钱太难了。家里的地，交了公粮，剩下的也就够一家人吃饱饭，手里根本攒不下零花钱。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干啥都要钱。本想去铝矿打工挣点钱，在矿上干了六年，挣的钱都被日常开销花光了，一分没存下。实在没办法，我买了辆旧三轮车，学着别人“跑”三轮：在县城路边等活，把客人拉到地方，就像城里的出租车。
1996年的一天，我开着带篷的三轮车在路边等客。看见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朝我这边走来。走近了，我才认出是当年通信排那个姓孟的战友——就是替我去上军校的那个。多年不见，他穿着上尉军装……他也认出了胡子拉碴的我。看我开三轮，他明显吃了一惊，站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俩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就上了我的三轮车。到地方后，他掏出一张100块钱塞进我口袋：“不用找了，千万别客气！”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一阵恍惚：当年我要是去找了陈股长，现在穿着军装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我吧。
回家后，我跟妻子说了遇到那个战友的事。妻子撇了撇嘴：“你那时候脑子不灵光，能怨谁啊？要不然我和孩子也不用跟着你过这种日子……”
十多年前，听战友说，那个姓孟的战友在部队一直干到西安一所军校的系政委，转业回来安排在市里当市委副秘书长。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一阵翻腾，胃里难受了好一阵。后来，他又调去当了个年薪60万的市属国企董事长。
当年没去找陈股长，成了我年轻时最后悔的一件事。​​有时候，人生的路就摆在眼前，岔路口的选择看着无关紧要，却能把人引向截然不同的远方。那年我22岁，只觉得脚下的地实在，远处的路模糊。等明白过来，青春的车轮早已碾过那个路口，只留下身后一道长长的辙印，和三轮车吱呀作响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