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比林徽因，婚前暧昧，婚后出轨，却跟女儿说“女人不要结婚”

泰戈尔曾盛赞她：“才比林徽因。”

比才气更让人热议的，是她那丰富的感情经历：婚前暧昧，婚后出轨。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女”，竟在晚年时跟自己的女儿说：“女人不要结婚。”直到弥留之际，她口中反复呢喃的，还是“志摩”两字。

她就是凌叔华。

1936年10月，陈西滢从武汉回北平，一推门就撞见凌叔华和英国诗人朱利安抱在一起。这个出了名理性的学者，当场就炸了，抓起桌上的砚台砸向窗户，玻璃碎片溅了一地。

等火气稍歇，他盯着凌叔华，一字一句说：“给你三个选择：离婚，分居，或者跟他彻底断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凌叔华低着头，选了第3个。可3个月后，她跟家里说“去香港奔丧”，却在码头跟朱利安见了面。俩人在香港厮混了3天，临走时，凌叔华塞给朱利安一幅画，上面题着李商隐的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分别时的两人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永别。1937年，朱利安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当救护车司机，不久之后就中弹去世了，死的时候年仅29岁。

这个消息传到武汉以后，凌叔华将自己与对方的所有信件都烧了，只留下那幅题有李商隐诗句的水墨画。后来，这画就挂在伦敦公寓的角落里，谁也不让看。

其实，凌叔华和朱利安的这段“孽缘”，说来还算是陈西滢“一手促成”的。1935年秋天，武汉来了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叫朱利安・贝尔，是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侄子，是个诗人。陈西滢让凌叔华陪着他熟悉环境，没成想，这就成了婚姻里的一道裂缝。

朱利安身上带着股青年特有的叛逆，跟陈西滢的刻板完全不同。他和凌叔华在东湖泛舟，给她读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图书馆角落，听她讲宋元古画的皴法。“你的才华不该埋没在厨房。”朱利安看着她说，这句话像针一样，刺破了她多年的伪装。

于是，凌叔华慢慢开始偷偷烫卷发，涂口红，穿上压箱底的绸缎旗袍。俩人去齐白石家看画，在沈从文的茶会上聊得哈哈大笑，周围人看他们的眼神越来越怪，可她不管，这辈子，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但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的，这场“婚外情”很快就被发现了。

说到凌叔华和丈夫陈西滢的婚姻，那就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

1922年，22岁的凌叔华背着包袱进了燕京大学外文系。那会儿女学生很少见，外文系更是男生居多，她却每天素衣布鞋，抱着英文书穿梭在校园里，目不斜视。

凌叔华主修英法日三门外语，却总往周作人的“新文学”课上跑。周作人讲《伤逝》里的子君，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她听得眼睛发亮。课后就在未名湖边找块石头坐下，要么画画，要么写稿。

朱光潜路过看了她的画，忍不住夸：“老祖宗的规矩里，藏着股清爽的灵气。”

1924年1月，她在《晨报》副刊上登了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笔名“瑞唐”。故事里的旧式女子被婆家欺负，最后选择自尽，看得人心里发堵。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刚20出头的女学生写的。

几个月后，她又发表了《酒后》，写一个女人想吻醉倒的男人，却被丈夫拦住，字里行间全是压抑的渴望。徐志摩读了，在日记里写：“叔华像中国的曼殊斐尔，才气像暗香，慢慢飘。”

这年春天，泰戈尔访华成了文化圈的大事。

大家后来只记得徐志摩和林徽因陪着诗人到处转，却忘了当时凌家才是真正的主场。茶话会上，凌叔华用流利的英文跟泰戈尔聊画，诗人兴致一来，让她当场画一幅。她拿起笔，寥寥几笔就画了片莲叶，泰戈尔指着画对身边人说：“这姑娘的才情，比林徽因丝毫不差。”

就是这次茶话会，让徐志摩和陈西滢都动了心。

徐志摩当时刚追林徽因失败，正难受，一见凌叔华，就觉得找到了“灵魂伴侣”。半年里，俩人写了80多封信，徐志摩连装着与林徽因通信的“八宝箱”都交给她保管。婚礼前一晚，他跟胡适说：“叔华像七弦琴的余音，小曼才是烧起来的火。”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的主编，他连着3期头条都登凌叔华的小说，见了面却皱着眉说：“第三段转得太硬。”这种带着挑剔的欣赏，反而让凌叔华觉得踏实。

多年后她在伦敦跟朋友说：“选陈先生，是因为他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不是谁的花瓶。”

爱情是美好的，可真正步入婚姻才发现，原本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爱人，竟然也有不少“缺点”。

1926年，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搭配实在是才子配佳人，风光得很。凌家的陪嫁十分丰厚。可陈西滢却偏偏要版简朴的婚礼，就连乐队都没请。

蜜月还没过完，凌叔华就在日记里吐槽：“他说我的文字像工笔画，太死板。”更怪的是，俩人连书房都上着锁，手稿都互相瞒着。“他书房挂着‘宁静致远’的匾，我的书房门牌却被换成‘‘院长夫人室’。”后来她跟胡适写信，满是委屈。

1931年，陈西滢去武汉大学当文学院长，带着凌叔华搬到武汉。他一上任就立了条规矩：教员家属不能领薪水。这下可苦了凌叔，她原本和苏雪林、袁昌英并称“珞珈三杰”，能讲课能写稿，现在却成了没工资的“义务讲师”。

她试着跟陈西滢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陈西滢却板着脸说：“规矩不能破。”凌叔华看着他书房上的“宁静致远”，突然觉得这四个字像根绳子，捆得她简直要喘不过气。

那几年，她写的小说里全是这种压抑。《太太》里的女主角想出去工作，丈夫说“家里不缺你那点钱”；《再见》里的女人对着镜子发呆，不知道日子过到了哪一步。这些故事，其实都透着她自己的影子。

1946年，陈西滢被派去巴黎工作，这次凌叔华没有跟着去，她带着女儿去了伦敦。从那以后，两人就像两条平行线，见面次数少之又少。女儿陈小滢也问过父亲为什么不离婚，陈西滢沉默半晌才说：“你母亲的才华需要被尊重，离婚对她的声誉不好。”

到了伦敦，凌叔华总算能按自己的心意活。她开画展，办讲座，把北平胡同里的故事写成英文自传《古韵》。1953年，书一出版就火了，英国读书协会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书。书里写满了童年的四合院、父亲的书房、画师的墨香，唯独没提朱利安一个字。

有次凌叔华喝多了，跟朋友念叨：“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勇气离婚。”可如果真的让她选择，她也未必敢：在那个年代，一个离婚的女人，就算再有才华，也会受人议论。

“名誉”二字，困住的不只是凌叔华，还有她的丈夫陈西滢。

也许，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两人就可以顺利离婚，体面分开，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结局，但历史没有如果，发生过的事情，再怎样也无法改变。